晋太和五年，苻坚俘获慕容暐，灭掉了前燕。当苻坚率军进入前燕的京师邺城时，慕容垂也随军前往。他见到几个未随他出逃的儿子，想到故国沦亡，不免悲从中来。他原来的属下见他成为敌国的战将，都在脸上露出不悦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下谒见慕容垂，劝他道：“大王才能超群拔萃，却遭无妄之灾，辗转流离，备尝艰难。有幸上苍让我重见大王，如今国祚暂移之际，正是大王重开伟业之机。惟愿大王收揽旧臣子弟，以建丰功伟绩。不要因为一怒而捐弃燕国。”慕容垂心中正有使前燕东山再起之志，对高弼的进言自然心领神会，但并未表露出来，表面上仍旧忠心耿耿地为苻坚征战。苻坚因他战功卓著，又升他为京兆尹、泉州侯。
晋太元八年（383），苻坚大举进攻晋室，与晋将谢石、谢玄在淝水展开激战，结果遭致惨败。前秦诸路兵马中，只有慕容垂一军完整地保全下来，苻坚带领千余人残兵败将逃到了他这里。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全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劝父亲乘机拿下苻坚，不要拘泥于忘恩负义的小节。但慕容垂以为时机尚未成熟，要等苻坚北归后内部裂痕更深时再动手，到那时“既不负宿心”，又“可以义取天下”。他弟弟慕容德不同意“负宿心”的说法，认为自古以来就弱肉强食，不可错过报仇雪恨、复兴燕国的机会，如果“当断不断”，就会“反受其乱”。老谋深算的慕容垂则认为前秦衰亡在所难免，苻坚授首臣服的机会不会没有，他现在之所以不举事，是要等到别人袭击苻坚的关西地区时，他再拱手平定关东。所以他才说道：“关西之地肯定不会归我所有，自然会有人骚扰进攻那一带，而我正可以不费力气地占据关东。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姑且走着瞧。”随即把自己那支完整的军队交由苻坚指挥，更增加了苻坚对他的信任感。
苻坚北还至渑池时，慕容垂请求去邺城祭拜祖墓，权翼劝谏苻坚道：“慕容垂是为了避祸才来归顺的，并非因为仰慕陛下的仁德。陛下对他列土封侯，让他领兵守城，根本就满足不了他的心愿。他这个人如同鹰一样，饥饿时飞来依人，饱了后便高飞而去，一遇气候，定然要施展凌云大志。请陛下赶快约束他，别让他随心所欲。”可苻坚不听，不仅批准他赴邺，还派人领兵护送他。
慕容垂抵达苻坚子苻丕镇守的邺城后，苻丕请他领兵两千征讨反叛的翟斌，又派亲属苻飞龙率兵一千随行，实际上是令其监视慕容垂。慕容垂要求入城拜谒祖庙时，遭到了苻丕的拒绝。他便私自潜入城内，其祖庙的守吏禁止他拜谒，他一怒之下杀死守吏而去。到了河内，他立即坑杀了苻飞龙及随行的士兵，然后招兵买马，拉起了一支队伍。晋太元八年（383）十二月，鲜卑人乞伏国仁以陇西为根据地，举起反叛苻坚的大旗。慕容垂见时机正好，便于次年正月，自立为燕王，正式开始了攻击恩人苻坚的军事行动。不到两年后，苻坚死于秦王姚苌之手，而慕容垂则登极称帝，亦即后燕的开国君主。
做人就是要有像慕容垂一样的心机，要学会忍耐，等待时机，才能取得成功，才可能成为笑到最后的人。因为，忍耐和坚持的种子虽苦，但是它结出的果实却是甜美的。
6．太史公忍辱著绝唱，《史记》流传
司马迁之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千百年来广为传诵。其形虽灭，精神永存。在耻辱的打击之下，他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达到了光辉的顶峰，他忍住了对男性最惨无人道的摧残，创作出了傲视古今、凌轶百代的《史记》。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生前的职务，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
西汉时代，太史令还兼有皇家天文台台长的职责，诸如天文、气象、历法、星占等涉及“天”的迷信与科学事宜，都归太史令掌管，它需要有“文史星历”专门知识的人才能充任。司马迁正是这一理想人选。
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在改历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忠诚和才干，博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和信任。事业上的成功使司马迁的心情十分舒展，他有更充沛的精力去考虑将父亲的遗命变为现实。他认为应该像父亲说得那样，继孔子之后，在历史著述上作一番努力。于是，他决心承担起这个艰巨而又神圣的使命。
经过多年的苦心准备，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决心将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提起如椽大笔，开始了他那鸿篇巨制《史记》的写作。
正当司马迁雄心勃勃，准备建造他那文化史上最辉煌的大厦时，一场巨大的灾难将他推进了深渊。
这场灾难的导火线是李陵一案。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精于骑射，有祖父李广遗风，谦虚下士，为人守信，不贪财，有口皆碑。汉武帝曾派他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领地二千余里，侦察地形。回来后任骑都尉，率兵士五千人，在酒泉张掖一带，镇守边防。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初秋时节，汉武帝再一次要为贰师将军李广利立功封侯创造机会，命他率三万骑兵出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于天山，并命令李陵同行，替李广利管理军粮、军械等辎重。李陵因瞧不起这位无才无德、靠裙带关系爬上来的将军，不愿意接受这个差使，便在汉武帝召见时表示，希望能独自带兵去兰干山以南活动，这样可以分散匈奴军队的注意力，以减少对李广利所部的压力。汉武帝听后不悦，并说朝廷再也派不出骑兵让他独当一面了。李陵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认为朝廷可以不必增派骑兵。他原来所带领的五千步兵，都是荆楚勇士，力能扼虎，箭法高超，一定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直捣匈奴的巢穴。在李陵的一再请求下，汉武帝勉强同意了他的方案，同时派驻守在居延的强弩都尉路博德为其后卫。不料这位老资格的将军却不甘心作为李陵的接应，便心生一计向汉武帝上书说，现在正是秋高马肥的季节，敌人兵强马壮，恐怕不适宜与其交战。还是让李陵留下来，等到明春，我与他各领五千骑兵一起出击，定能捉住单于。汉武帝看到这份奏书十分生气，怀疑李陵说下大话却又害怕，指使路博德编出这些理由。于是诏令李、路立即出兵，不得违误期限。
李陵接到诏令后随即领兵从居延出发，北击匈奴。最初，李陵所部长驱直入，深入敌境未遇抵抗，进展相当顺利，便派部将回报。汉武帝接报后十分高兴，朝中诸大臣无不举杯祝贺。岂料，就在这时，内部出了叛徒，有个名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将李陵没有援军、射矢将尽的机密告诉了单于。单于得到这一情报后亲自率领重兵，将李陵军逼入狭谷团团包围。匈奴骑兵从三万增加到八万，数十倍于汉军，大有一举歼灭汉军的气势。陷入敌军重围中的李陵军英勇奋战，且战且退，经过十几天的浴血激战，歼敌一万多人。但终因寡不敌众，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矢尽粮绝，五千壮士死伤殆尽，李陵也成了匈奴的战俘并最后投降了匈奴。
再说贰师将军李广利，虽然领有精兵三万余人，一路上未遇匈奴主力。但这个庸将一向贪生怕死，只与匈奴军遭遇了几次就损兵折将，落荒而逃。
汉军连遭败绩的消息传来，整个朝廷都为之震动。汉武帝见两路兵败，更是食不甘味，坐立不安。汉武帝本希望李陵在兵败路绝之时，能战死全节，给汉王朝和他自己挽回一点面子。后来却听说李陵做了俘虏且投降了匈奴，大为气恼，于是召集朝臣商议处置的方案。大臣们深知李广利作为汉武帝宠姬的哥哥在朝廷中的地位，不敢对他有更多的责备，于是将兵败匈奴的责任和气愤全倾注到李陵一人身上。有的甚至火上加油地说李陵辜负天恩，刚愎自用，丧师辱国，罪在不赦，其家属也应连坐等，极力怂恿汉武帝重重治罪。
在场的司马迁却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几天前还在盛赞李陵功劳的这些人，今天却又痛骂李陵想置他于死地。相反，对败将李广利却不敢责备，胸中很觉不平。因此，当汉武帝召问他对李陵事件的看法时，司马迁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以及坦率、耿直的性格，力排众议，大胆地为李陵辩护。
司马迁说：“我和李陵都在宫中任职，没有甚多交往，甚至不曾在一起饮过酒，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情谊。但我了解他平时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才。他侍奉双亲很孝敬，待人接物讲信用，平时廉洁奉公，不贪图和索取份外的财物。能分别尊卑长幼而礼貌待人，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常常想着奋不顾身地为国家的急难而献身。他平素所含蕴的品德，我以为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范。作为一名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如今他一有过失，那些平时贪生怕死，只想保全自己和家室私利之徒，却任意夸大、制造吓人的罪名强加于他，对此我实在感到不安和痛心。
“况且，此次李陵只率领不足五千的步兵深入胡地，前锋已攻入单于的王庭，这就如在虎口边设下诱饵，勇猛地向强大的胡军挑战，与占据有利地形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不屈不挠。连续奋战十几天，歼敌人数大大超过自己军队的伤亡数。胡人的首领都为之十分震惊，他们征调了左贤王、右贤王所部，几乎出动了所有能拉弓射箭的人，倾巢而出对付李陵的进攻。李陵率部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迟迟不至，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尽管如此，只要李陵一声号令，疲惫不堪的士卒又会振作精神举起空的弓弩，奋不顾身地与敌人展开搏斗，直到最后一息。
“李陵未遭覆没之时，有使者前来报告战况，朝廷上下的王侯公卿们无不向主上举杯祝贺。时间仅仅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主上为此不思茶饭，无心上朝廷理政，大臣们大多担忧害怕，不知所措。看到主上如此悲痛伤心，我虽地位卑贱，但还是不自量力，想献出自己之愚见。我以为李陵能做到与部下同甘共苦获得他们的信任，拼死出力，如此品格，即使古代的名将亦属少见。李陵如今虽已兵败被俘，但从他平时的所作所为可以料想，他是在寻找适当的机会主动归汉。事到如今已无可奈何，但他打击敌人的大智大勇和立下的战功，已足以彰明于天下。早想将这些想法向主上陈述，只是没有机会，适逢这次主上亲自召见询问，我借此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之心，堵塞那些对李陵过分怨恨的言辞。”
李陵兵败降敌是不足取的。司马迁以李陵平时的为人和功绩替他开脱、辩护，其理由很难站得住脚。然而，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直陈己见，其主要用意也许并非要替李陵辩降，而是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表明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以求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一方面宽慰汉武帝的心，另一方面希望他能公正对待将士的功过成败。
然而，司马迁的这番言论，却引出了历史性的悲剧后果，被安了个诬罔“主上”的罪名，定了死罪。按照汉代的法律，凡被判处死罪的人犯，若要求生，有两条途径可走。一是用钱赎罪，大约需交50万钱，当时通行的是五铢钱，50万个五铢钱，约合黄金五斤；另一条是甘受宫刑。司马迁平时的俸禄并不丰厚，家境也很平常，父亲一生做了几十年的太史令，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根本没有能力偿付这笔巨额的赎罪金。
作为士大夫的司马迁，理所当然地非常重视做人的尊严，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名节。于是他想到自杀，想到了慷慨赴死。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使他欲罢不能，这就是正在写作中的《史记》。这是他们父子几代人的理想和心血，他自己也已为之付出了多年的辛勤劳动，怎能忍心让它半途而废呢！
在生与死的抉择关头，司马迁不禁彻夜难眠，思绪万千。他想，自己的先人并没有立过赫赫的功勋，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为流俗所鄙薄的太史令，如果就此死去，是绝不能和历史上那些“死节”的人相比的，那不过“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对于那些想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来说是无所痛惜的；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也许还会产生误会，以为是“智穷罪极，不能自免”才自寻短见的。人虽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代价有大有小，如果这样平白无故地死去，是很不值得的。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48岁的司马迁，作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摈弃自杀和赴死的念头，决计忍辱偷生，接受那最为惨无人道的宫刑。他“就极刑而无愠色”。
宫刑不仅摧残了司马迁的健康，也给他的精神带来了为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然而，这都没有能够摧毁司马迁的意志，正是这人生的悲剧，使他对历史、对人生、对汉王朝的吏治和刑法，对封建专制有了新的认识。他很快从极度的悲愤中解脱出来，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默默地将自己全部的心血，倾注到正在撰写的《史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