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科学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关系到祖国繁荣富强。可是1957年夏，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政治风暴。马寅初无所畏惧地坚持真理，继续研究和阐述新人口理论。他在黑云压城的围攻中，毫不畏缩，也不苟同，进行针锋相对的论战。
这不禁使人想起马寅初先生在1927年讲的《北大之精神》。他在文中写道：“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而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既然有精神，必然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马寅初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北大精神。
马寅初在被围攻的困难日子里，想的不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是如何为北大1万多名学生作出榜样。他说：“我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00名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1960年，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3月18日离开北大。
“五马”齐全
马寅初出生正逢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又姓马；于是乡间盛传，“五马”齐全，必定是个非凡人物。童年时候，马寅初想读书；而父亲马棣生认为他聪明伶俐，应该学管账记账，继承马家的“酒坊”家业，学做生意。因此，马寅初经常挨父亲的训斥、毒打，罚跪。可是他坚持“跪下也要去念书”，“打死我也不做生意”。于是马棣生劈头盖脸将儿子一通暴揍。秉性倔强的马寅初说：“念不了书，还不如死了算了！”推开父亲就向江边跑去，一头扎进黄泽江。
马寅初当年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祥熙）宋（子文）以谢国人”，被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800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学之地，今囚此一马，也算佳话。
马寅初曾激于义愤，抬着棺材，到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去谏诤，准备杀身成仁。1942年，马寅初想去上海复旦，然教育部不允。1949年后，马老到复旦演讲时，已70岁高龄。为了显摆一下，他做了个鹞子翻身的动作，精彩至极。他说他身体之所以健壮，是由于年轻时在日本就开始洗冷水澡，终年不辍。后来他活了整100岁。
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名誉校长。
早在任浙大校长之前，马寅初与浙大已有很长时间的交往和深厚的感情。浙江是他的家乡，他曾多次在浙大讲学。在1949年8月出任浙大校长的就职演讲中，马老说，办好学校，一要靠党的领导，二要有师生员工真诚的团结，三要发扬民主。并以身作则，不耻下问，深入群众，发扬民主，引导师生员工为办好浙大作贡献。
1950年4月1日，浙大举行53周年校庆；并在马老主持下，召开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对学校的行政、学制、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献计献策，共提出900余条意见和建议，然后研究、落实。马寅初在浙大任校长虽然只有1年另8个月，但他的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他的民主作风和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精神，都给浙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晚年，马寅初因写《新人口论》而受到错误批斗。全国围攻之时，马老的“马脾气”又起来了，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个人被批判是小事，没什么。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不管怎样艰难险阻，决不后退半步。”几十年后，历史证明他是对的。
【大师小传】
马寅初(1882—1982)，又名元善，浙江嵊县人。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任重庆大学教授，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而被监禁。抗战后，在上海中华工商专科职业学校任教；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50年代因提出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遭到错误的批判。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改造》、《中国之新金融政策》、《马寅初讲演集》、《马寅初经济论文集》、《战时经济论文集》、《新人口论》等，其中《中国经济改造》及《中国之新金融政策》两书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界之名著。
周作人：讲课如话家常，而又谨慎吞吐
周作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号知堂、药堂、苦茶庵老人，又名启明、起孟、启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等。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学者，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杰出代表；抗战时期沦落为北平日伪文教官员。
站上北大讲台
1917年9月4日，周作人收到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上面写着“敬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并支付教授月薪大洋240元，随后可以加到280元为止。
周作人在北大担任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每周3学时）与罗马文学史（每周3学时）；一星期6小时的课，连同现编讲义，非常忙碌。此时的周作人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入北大这所全国最高学府，并且还被聘为教授，真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只好求助兄长鲁迅。就这样，周作人白天把讲课的草稿起好，到晚上让鲁迅修正字句，第二天再誊正并起草，最后交到学校油印备用。
经过1年光阴，周作人与鲁迅兄弟二人共同起草了“希腊文学要略”1卷、“罗马文学”1卷、“欧洲中古至18世纪文学”1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作人讲课文如其人，清新淡雅，如话家常的白话文，洋溢着深厚的中国、东洋、西洋古典与近现代文化素养，轰动一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听讲的学生极多，大都是慕名而来，校外、校内的听众挤满了一屋子。
当时周作人还在燕京大学授课。晚年冰心曾回忆说：“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
20世纪30年代，作家卜乃夫在北平自修，也慕名到北大听过周作人讲课。他后来回忆说：
“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
参与文学研究
当时的北大除了文科、理科以外，还设立了研究所。于1917年12月开始，文科方面分哲学、中文及英文3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共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与“小说研究”两组。前者名单上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等人，却一直没有开过会。后者有胡适、刘半农等人，他们与周作人都作过报告。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讲演中，除概括介绍了日本小说发展的历史外，还反复强调了一点：“中国讲新小说也20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其原因是“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像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他的结论是：“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
这番话具有某种纲领性：周作人这一代人，在拒绝与否定他们的前辈——梁启超、林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的同时，作出了自己时代的新的战略选择：从全面、充分地翻译、介绍与研究外国著作入手，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这些报告正式发表后，在学术界与创作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之作。
“卯字号的名人”
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为北京大学所承认，也成为“卯字号的名人”。所谓“卯字号”，是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排平房，一个人一间。蔡元培主持校政后，除聘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之外，还聘请了一大批新、旧派名人任文科教员，“卯字号”也就成了群贤会集的场所，留下了许多为后世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的逸事。
其中最有名的，是所谓的“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他们同生于己卯年（1879），时已38岁，算是年龄较大的，称为“老兔子”；“小兔子”则指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他们同生于辛卯年（1891），还不满26岁，都是翩翩少年。“老、小兔子”当中，除朱希祖当年与周作人同在民报社听过章太炎先生讲课以外，其余4位他都是初识。
陈独秀原只是个“新名士”，北京御用报纸因此攻击他不谨细行，常作狭邪之游，这大约是有根据的。他主持的早期《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也没有什么急进主张。周作人初来北京时，鲁迅曾以《新青年》数本见示，并转述许寿裳的话道：“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周作人看了却没觉得有什么谬论，可也看不出什么特色。经过复辟事件的刺激，陈独秀决心把《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推进一步，由文体改革进而发展为思想革命，这与鲁迅、周作人的意见正不谋而合，陈独秀自然也颇器重周氏兄弟。
从美国归来的胡适稍晚于周作人，在1917年10月出任北大教授。在此之前，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名噪一时，此时与周作人同在研究所小说组，来往不算不多，关键时刻彼此也能互相支持，但始终有一段距离，保持着一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周作人后来说他们之间“交浅”而不妨“言深”，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周氏与“兔子”们当中最为投合的，自然是刘半农。刘半农后来回忆二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个俄国英雄也。”
他俩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刘半农临时借住的教员休息室后面一间屋子里。周作人去看他时，刘半农即拿出他所作的《灵霞馆笔记》（时正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周作人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并且注意到这位新同事“头大，眼有芒角”，以为遇到了一位“奇才”。
刘半农确实不失江南才子气，他虽然有志革新，却在谈话中时时露出羡慕“红袖添香”的口气。周作人便用了钱玄同所加的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剩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刘半农却不生气，但在朋友的攻击下，也逐渐放弃“才子佳人”的旧感情、旧思想。周作人由此倒认识了刘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这与鲁迅说刘半农“浅”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都是真正的知人之论。
【大师小传】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弟，周建人之兄。1905年夏随鲁迅东渡，先后进东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创办《新生》杂志（未果），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并开始创作小说和自学多种外文。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归国，先后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英文教员、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教育司视学等；并兼任《绍兴教育会月刊》及《叒社》杂志编辑；还常在《越铎日报》发表反封建的政论和翻译外电通讯。1919年“五四运动”后，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孔德学校、中日学院、女子学院等校任教；并兼任北大东方文学系主任、燕大新文学系主任等。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杂志的重要同人作者；与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绍钧（叶圣陶）、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人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的教育家
杨振声在北大求学时，和傅斯年、罗家伦一起创办《新潮》；“五四运动”中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1928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小学教科书；后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并执教联大中文系，推动新文学教学；联大结束后北上接管北大。杨振声在近代文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应留下一笔，是推动现代文学教育的教育家。
开启童蒙，鸦凤之别
杨振声不仅是一位文学教授，更重要的是一位教育家。20世纪30年代，为研究儿童教育，这位曾任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竟还跑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当“娃娃头”。在教学中，他讲故事绘声绘色，做游戏追逐打闹，没有一点“师道尊严”的影子。
1924年，留学回国后的杨振声在各大名校任职，辗转周折于教育和学术行政之中。他向来以性情温和、冲默有量而闻名。在当时学界的印象中，杨振声的人品尤可称道。关于杨氏的风度和魅力，梁实秋形容道：“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而胡适则感慨与杨振声在一起，有“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然而，这种“自惭”不仅仅表现在仪态上。如同杨小楼开创了杨派武生一脉而成为国剧泰斗一样，杨振声对我国儿童教育的推进，亦称得上是先行于时代的宗师级人物。
1932年11月1日，杨振声和胡适、蒋梦麟、周炳琳等39人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首批委员。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文字在华北将成为唯一抵抗强邻、坚强自己的武器。生长中的儿童与少壮，待注入一点民族情感和做人勇气。”其中，杨振声、朱自清负责编写中小学国语教科书。为了使所选编的教材真正适应少年儿童，杨振声陆续带着编成的教材，每星期到北师大实验小学去试教。同时，他也经常把小学生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给他们吃点心、讲故事，以增进对孩子们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