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汉自己预估粮食的产量和市场价格，比如，庄稼汉甲认为自己种地有诀窍，老天爷又帮忙，一亩地可以产一万斤粮食，那么，当时的市场价格是一斤一块钱，王行长就可以给庄稼汉贷款一万块钱。庄稼汉乙认为老天爷太孙子，而自己又没有务农诀窍，一亩地只能产一斤粮食，那么，庄稼汉乙只能从王行长那里贷款一块钱。春天贷款，秋收时还款，利息为百分之二十。
因为是把“青苗”（庄稼）抵押给政府，所以，政府和百姓将其称为“青苗法”。
这种原始模式，古已有之。战国时法家巨子李悝在魏国主政时，就曾出台一项政策。大丰收时，政府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百姓收购粮食储存在固定场所，也就是今天的粮库。当天老爷不厚道，颗粒无收，庄稼汉哭天抢地时，政府再把储存的粮食以低廉的价格推向市场。
北宋初期，粮库遍地，一些政府官员兼经济学家说服政府，在各地建了无数粮库。但是，天长日久，粮库里装的是不是粮食，颇受怀疑。王安石在宁波搞“青苗法”时，中央官员报告宋仁宗说，咱们大宋粮库里的粮食，就是天蓬元帅来，吃上几十年不成问题。宋仁宗很高兴，派人去查。操他娘！粮库里的老鼠都被饿死了。粮食到底去了哪里，只有负责粮库的官崽子们知道。
即使粮库里有粮食，因为开春时需要播种，倘若前一年不是丰收年，庄稼汉已经把种子吃了个精光，粮食都吃光了，哪里还有钱购买政府推向市场的粮食！庄稼汉不可能喝西北风，所以就借高利贷来买种子，结果，天老爷如果帮忙，还能过冬。如果天老爷偷懒或者捣乱，庄稼汉连高利贷都还不起。
眼光犀利的王安石自然就想到了“青苗法”。
“青苗法”是好是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叙述。在那时，它的好坏，不必我们说，时人就有暴烈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的县令传奇恐怕仅此而已，宁波给了王安石最大的功绩是，在一把手任上，王安石知道了权力的可爱——权力，可以使你做很多你喜欢做的事。
京城的房子，你买不起
王县长在宁波历练了三年后，回到京城开封，等待吏部的下一次任命。本年是1050年，王安石正好三十岁。
王安石回到京城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令他本人无法想象。韩氏家族与吕氏家族对他的吹捧上天入地，让人误以为王安石是“吸风饮露”的神仙。吏部对王安石的考核也是相当美满，惹得无数从外地回来述职的官员极为嫉妒。看中王安石的不仅仅是韩吕家族，还有当时昭文馆大学士文彦博。昭文馆是国家图书馆三馆之一，在这里担任大学士，相当于实质上的组织部副部长。
从祖宗脸面角度来看，文家是个倒霉鬼。文彦博的祖先是春秋时齐国陈公子完，死后谥为“敬仲”，所以，文彦博的祖先姓“敬”。他的曾祖父敬崇远爬到政府高层时，恰好是后晋石敬瑭时期，因为和老石的名字相抵，所以敬崇远只好改姓“文”。后汉建立后，又改回“敬”。谁知没有得意多久，北宋建立，赵匡胤的老祖宗有位叫赵敬的，文家又改回“文”。如果较真的话，文彦博应该叫敬彦博。
文彦博学问广博，为人宽大，善机变，喜欢推荐新秀。王安石在吏部等待调令时，文彦博找到了王安石。二人一交流，文彦博坚信面前这个小王是可塑之才。他对小王说，当初你不肯进三馆，是想到外历练。如今历练已成，我可举荐你到三馆，先干一段时间，只是走个流程，很快就做京官，牛逼着呢。小王委婉拒绝，说，我还欠练，再到地方上练练，反正我还年轻，机会多的是。
文彦博见小王说得坚决，就不再强求。不过，他认为王安石的价值观有些问题。人在三十岁之前是靠技艺获得成就，这一点，王安石做到了。但在三十岁之后，想要成就，就要靠价值观和人脉。王安石在地方上的人脉质量肯定不如在京城。不过这一点，文彦博没有明白说给王安石听。
由于王安石拒绝参加三馆的招聘笔试，所以，吏部只好分配他到地方——舒州（安徽潜山）州长助理（通判）。
前面我们谈到，州长助理是个闲职。这只是表面。北宋立国初期，赵匡胤在地方行政中做了点手脚。北宋之前，州长主管一切行政军事，很多时候都是武人。赵老大规定，地方州长必须要是文人，而且州长下必须要有一个通判，两人在军政上都没有独断权。不过，州长名义上毕竟是第一长官，不是权力熏心的判官，都不会和州长对着干。
在去舒州的途中，王安石顺道去拜访了一下贬到青州的范仲淹。听说王安石要来，范仲淹极为高兴，不顾年老，站在门口等王安石。把王安石迎进屋后，范仲淹对王安石说：“小王啊，你这几年工作干得不错，有前途，好好发扬。”王安石没想到范仲淹这么给自己戴高帽，距离拉近了，他就向范仲淹请教庆历新政的问题，为什么会失败？症结在哪里？
说起这个问题，范仲淹那是感触良多，很久没人问过他这方面的问题了。现在王安石提出来，范仲淹挺高兴，侃侃而谈：“新政最失策的地方可能就是我们拿了各级官员开刀，没有干部的支持，新政就搞不下去，因为改革不是一个人的事，是需要所有公务员都来参与的。”短短几句话，对王安石触动很大，他也在思考，思考自己未来的路，如果他也能导演改革的话。
王安石初到舒州，就确认角色，该管的管，不该管的绝不过问。丰南县有个叫陈圣的知县，因为任期满了职位要另调，心想刚来的王安石好像跟京师中很多人都混了个脸熟，托他走点后门或许有戏。于是带着丰南的土特产就找到王安石府上来了。陈圣已经五十多岁了，按照宋朝的惯例，早就该升迁了，只是这人在任上时不时地有会贪污点小钱补贴家用，官小养二奶养小三的也不容易。
不过陈圣方法不高明，一贪污就被人告，导致他五十老几了还仅是一任县令。来到王安石府上，陈圣没说几句话王安石就识破了他的用意，沉着脸问他：“你送给我的这些钱是怎么来的。”陈圣赔笑着回答：“是小人攒下来的工资。”王安石说：“我的职位比你高一倍，我的工资都不够用，你凭什么能攒下这么多？”说完，就让家里人把陈圣赶了出去。
被搞得灰头土脸的县令陈圣走后，官场上人也得出这么一个共识，王安石油盐不进。所以从此以后王府门前就冷清了下来，直到多年以后王安石到了中央，来访的人才渐渐多了起来。
在舒州任上就任半年以后，开封方面就来了一封信。信是中书省文彦博宰相写的，他对王安石说，小王你一走，我是昼思夜想。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回京城来。三馆的笔试和面试，我老文已经给你省了。赶紧来！
这封信先被州长看了，州长羡慕的垂涎三尺，发动所有官员给王安石送贺礼。但王安石却无动于衷。州长嫉妒的发狂，对王安石说，你小子是怎么打通关系的，居然不用考试就可以进入中央高层。
正如驴不能懂交响乐一样，王安石对州长的羡慕反应平淡。他说，我不会回京城。他给文彦博写信说：我不是不想仕途光明，但实在是有苦衷。去年我带着老婆孩子在京城住了才几个月，都不敢吃肉。京城的消费太高了，我一家老小北漂后连住房子都困难，哪里有心情做官啊。
王安石没有说谎，北宋京城开封的房价的确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房价为什么高，因为地价高。半吊子经济学家王禹偁说，开封的地价简直离谱，城内地价是寸土寸金。
三馆大学士陶毂经常深入基层，大打亲民牌。他描述老百姓住房紧张情况时说，很多家庭住房面积太小，人口又多。所以就绞尽脑汁，有的在花板与地板中间加一层成了复式房，卧室里放不下一张床，就放箱子，让孩子睡在里面。第二天起床，箱子收起，放上饭桌，就成了饭厅。陶毂说，他曾真切感受过百姓的智慧，十几平米的房子居然住了四世同堂。即使是这样，还是债台高筑搞来的房子。
普通百姓如此，做官的同样如此。
特别喜欢王安石的大文学家欧阳修当初在中央工作好多年了，月薪接近7000元人民币（200贯），可始终买不上房子，只能在一条胡同里租房子住。
苏东坡弟弟苏辙参加工作几十年，月薪也是接近7000元人民币，但到七十岁那年也没有在开封买上房子。后来实在熬不住，又不想回老家，只好跑到开封南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与河北廊坊的位置关系）一个叫许昌的城市买了个一居室。
王安石在宁波当县长时，月薪是4500元（十五贯），如果到中央做官，薪水也不过7000元，他有老婆娃娃，有弟弟有妹妹，还有老娘和老老娘。一大家子人就靠他那点工资，不喝西北风才怪呢。
当王安石在舒州感叹京城房价太贵的第二年，“胸中有数万甲兵”的范仲淹去世。王安石对范仲淹的感情如何，似乎没有史料可以认定。范仲淹搞的改革最后以他本人潜逃而告终，这一定是王安石所鄙视的。问题是，范仲淹在整个国家的影响力不容置疑，虽然有些是他自我炒作出来的。
王安石闲暇之余，写了封悼念老范的文章。文章说，老范之死，是国家的损失，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德行，但希望自己的文章可以聊表心意。我在舒州太忙，万里之隔，就不亲自去哭您了。写篇文章当作是祭奠。还有美酒和好菜，前辈您慢慢品尝。
范仲淹无法品尝美酒，除非世界上有鬼。王安石的美酒却被欧阳修端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