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等人处在风口浪尖时，石介又搞了个小动作，他给富弼写信，劝富弼要像伊（尹）和周（公）一样辅佐宋仁宗。夏竦就让自己的女奴暗中练习石介的笔迹，然后把“伊、周”改成了“伊、霍”（伊尹和霍光都曾废黜过君主），并伪造了石介为富弼草撰的废立皇帝用的诏书，放出消息让宋仁宗听见。这么低劣的手法，连三岁孩子都不会相信。可宋仁宗不是三岁孩子，而是皇帝。皇帝的座右铭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当范仲淹等人发现宋仁宗的态度渐渐改变时，庆历新政这条大船已经驶进了暴风眼，厄运难逃。范仲淹是个伶俐到骨子里的人，他没有向宋仁宗做出任何解释，也没有说新政将继续。而是说，现在边疆用人比中央用人还要紧迫。于是，他请求外放，由此顺利的逃脱。
接下来，就是富弼要求外放，然后是韩琦。范仲淹在满怀忧愤地被贬出中央以后，在岳阳这个地方写下了著名的《岳阳楼记》，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叹息，政治上行不通，只有借纸笔来抒发感情了。
庆历新政在悄无声息中死去，没有人，即使它所有的领导者都没有发出一声叹息。北宋帝国恢复旧态，一切又从旧开始了。
梯子和马桶
伟大人物在未发迹前总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王安石是个智慧超群而又高瞻远瞩的人，他的准备工作可看成是想要在官场中跳级的人的经典教材。
在与韩琦很不和谐的合作一年后，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王安石三年地方官生涯结束，回到京城等待下一个任命。
北宋帝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位进士在地方锻炼三年后，回到中央都要进入国家图书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工作。不要小看了这个国家图书馆，北宋帝国所有的宰相和参谋部主任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也就是说，这里是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孵化器。只要进入这里，尊严的位置就已经向你招手了。
不过，按流程走，未必真能达到理想终点。比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他们就是严格按照流程走上来的，可却屡起屡跌。非凡人物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王安石回到开封后，居然婉拒了中央要他到国家图书馆工作的建议，而是希望到地方任职。
公务员们大哗，只有他的好朋友曾巩明白王安石。王安石不是想走捷径，而是想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曾巩尽力帮他，他向蔡襄推荐王安石说：我的朋友王安石，文章合乎古人的圣贤之道，虽然已经中了进士，但是世人对他还是不太了解。他也是一个非常自重自爱的人，不愿意轻易将自己推荐给别人。但恕我直言，他这样的人古今都不多见。如果您能将王安石推荐给朝廷，对天下会有大大的好处。然而，蔡襄当时正受到清算“庆历新政”人的热切关注，根本顾不了其他事。
不过，一介草民曾巩推荐王安石，还是在京城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王安石和曾巩似乎是计划好了一样，由曾巩出面炒作，而王安石极为低调的回避任何赞扬。越是如此，王安石在京城中的名声就越大。于是，京城中的两大政治家族韩氏和吕氏都注意到了王安石。
韩氏政治家族的创始者是韩亿，他是庆历初年宰相，五个儿子和三个孙子都是进士，这里最杰出的两位是韩绛与韩维，文学与才干兼而有之。吕氏家族更是煊赫一时，北宋建立以来，既是宰相又被封为公爵的只有四人，而吕氏家族就占了两位。
现在的家族领导人是吕公著，也就是那位干练宰相吕夷简的儿子。虽然官不大，但却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朝中名士不是被韩家人推荐就是被吕家人推荐。攀上了这两大家族，就如同戏子攀上了导演一样。
两大家族与王安石接触过后，深为王安石一本正经但又思维另类的儒家思想而折服。他们纷纷为王安石捧场，王安石由此名声大振。
曾巩也添油加醋，在没有得到蔡襄的回应后，他又向已经被贬出京城的欧阳修写信，称赞王安石。他对欧阳修说，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推荐王安石，并不是为王安石个人前途着想。我看到他是天下难得之才，可以担当圣人之道。后来，他还特意跑到滁州（安徽滁州）拜访正在那里担任州长的欧阳修。
辞别欧阳修后，他立即给王安石写信说，欧阳公看了你的文章，大加称赞，说你的文章世所少有，这样的好文章不为世人所知，是我们这些人的耻辱。欧阳公很想见你一面，你看看能不能抽时间去一趟？你有什么话最好当面讲，写信是说不清楚的。
曾巩对王安石的关爱，如同一位慈母关爱她的孩子。对于王安石而言，曾巩就是一张天梯，登上它，最高的天都能上得去。不过，王安石有自己的考虑，欧阳修人在地方，根本说不上话。能说上话的，也只是在文坛领域。
王安石在文坛的名声已经很响，欧阳修此时就是一个马桶，王安石暂时还用不到他。马桶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文才并非是百分之百的满意，曾巩就提醒王安石说，欧阳公认为你的文章不够开阔，遣词造句还是喜欢模拟别人的口气。欧阳公叫我告诫你，别老学孟子、韩愈的文章，文章写作还是应该取法心灵，自然是最高的境界。
王安石是个从不知错的人，所以对欧阳修的忠告并没有放在心上。而韩、吕这两个马桶的捧场虽然使王安石名声在外，可王安石看透了一点：两大家族并没有实力推举一个人而一步到位。王安石需要再锻炼，这也是他一贯的想法。他需要到地方上去积累实际管理经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镀金的机会。
县令传奇
1047年，二十七岁的王安石被调到鄞县（浙江宁波）担任县长。接到这个任命，王安石心里还是有点爽的，做了三年清闲得不知当官是什么味道的淮南签判，现在总算有了个能有些活干的职位了，也不至于憋得蛋疼。当时一个县的县政府办公事也就一两个人，县里的大小事情都要亲自抓，只要想正儿八经办公，事情有的是。
鄞县这个地方在当时极为偏僻，却因为气候与土地肥沃而极为富有。王安石在本年春天到达鄞县时，江南开始下雨，一直到本年九月份，阴雨停止，很明显，颗粒无收。这就意味着粮食成为稀有之物，江南的米价跟暗箱操作的股价一样直线上升。
江南各地政府急忙采取行政措施，明令各级政府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的奸商，并且要求中央政府开仓放粮，支援江南人民度过难关。在各级政府的打压下，米价恢复到原来的每石500文钱左右。可王安石却在鄞县发出政府公文：鄞县境内米价每石3000文！
鄞县百姓最先发飙，大骂王安石是狗官，已经有人准备好牛车和雨衣，准备到浙江省长（杭州知府）那里上访。省长吕向高是个趋利避害的官员，先驱赶了上访人员，然后调查王安石的背景。一调查，他发现，这小子不太好惹。尤其是中央方面，都把王安石当成是不世出的人才。吕向高只好咬牙切齿，秉承“上帝要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的信条，等待王安石自我毁灭。
王安石不是个把政府公文当屁的人，他敢这样做，必然有原因。王安石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商人发了大财。而鄞县百姓只好勒紧裤腰带，每天都养生似的喝粥度日。中国百姓最希望的不是有个英明的皇帝，而只盼望有个造福一方的好县长，好镇长，甚至是好村长。可惜，王安石暂时让他们失望了。
一个人如果有好运气，如同斗地主总能抓到大小鬼和四个2，而且还有一条长顺子。王安石就有这样的好运气，江南发洪水，陕西那边的干旱已经持续了三四年，那里成了启动的微波炉。政府只管陕西了，似乎忘记江南也没有粮食吃。
1048年的春天，江南大部分地区已经无米可买（一些粮食贩子都跑到宁波去卖米了）。人们手里有钱，却不知道去哪里买吃的。
而王安石的宁波，人们虽然没有存款，可家家都有米吃。一些闻风而来的粮食贩子在宁波遇到了危机，宁波人不缺米。但他们远道而来，又不好把米原路运回，只好卖掉。于是，宁波的米价一落千丈。
王安石受到了百姓的高度赞扬，他们现在才知道，王县长是个有智慧的人。
吕省长见王安石这一招太有水平了，立即颁发嘉奖令，并把浙江各个地方的米价都提高。商人们见又有赚头，蜂拥而来。
这只不过是王安石对市场经济的一点认识和实践，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不过小聪明而已。史料说，王安石在宁波经常下乡。由于他拒不透露自己是县长，所以没有人请他大吃大喝。在乡下，王安石了解了人民的难处，随之推出“青苗法”政策。
用今天观点看，青苗法的具体内容，实质是“粮食抵押贷款”。他把宁波政府当作农业银行，由政府一把手，也就是他担任行长。王行长向宁波境内的庄稼汉发放专项的青苗贷款。贷款的数额由庄稼汉自己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