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日本当代四大圣者之一，一人创建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先生，在他的《人为什么活着》一书中则说：“人生真正的目的是成为一个有品质的人。”、“‘存在’两个字本身就有无限重大的（文下横线是笔者所加）意义”，还说过“人类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存在，对人类而言，倾尽全力为世界的进化而努力，才是人类最重要的使命。”
许多革命志士思想的最高追求却是：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
还有人认为，把实现艺术或体育，抑或实现其他某种爱好上的梦想，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
总之，主张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但最终归于莫衷一是。
除了以上那些对人的最高或终极需求说出了肯定的答案之外，对于人的需求或人究竟为什么活着这一问题的认识，一般都是茫然的。即使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如此，他曾经说：
“我们在地球上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并非自愿，而且也没有受到邀请就来到这里作短暂的停留，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和为何到这里来？”
著名的多才多艺的奥地利学者阿德勒曾说：“如果我们问某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很可能他会哑口无言。绝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或试图寻求答案。这个问题确实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了，而且在我们的年代，有时候年轻人——老人亦如此——会这样发问：‘活着为什么？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但是也可以说他们只有在遭遇挫折后才会想起这样的问题来。假如我们对一切言词都充耳不闻，而只专注地观察行为，我们会发现：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意义’，而且他的所有观点、态度、行为、表情、礼貌、抱负、习惯及个性等都与这一意义吻合无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生命的意义不可胜数……”
说来道去，他老先生也认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存目的，“不可胜数”。其实还是没有找到人类共同的、终极的生存目的，即人为什么活着的唯一的正确答案。
中国江苏省电视台播出的《非诚勿扰》和上海电视台播出的《百里挑一》等主题是相亲的节目，场面都很火爆，是收视率很高的节目。节目中的男、女嘉宾都是要经过面试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大学本科学历，其中也有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和已经事业有成的。
就在2012年春天里播出的这两档节目中，嘉宾们都提出过“人为什么活着”、“人的生存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届时竞相发言，激烈辩论，高见迭出。有时几位知识和阅历又可能高出一头，且思维很是敏锐的现场主持人，也认真地参与探讨，可始终没有辩出个究竟。
总而言之，人的最高或终极追求是什么，即人究竟为什么活着这一问题，是在人类社会里不断被提出、不断有人进行艰难的探索，但是迄今仍然没有得出一个令人彻底信服的、能够达到普遍共识的结论的难题。所以说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的的确确是一个亘古难题。甚至有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要想难倒一位学问家，你就问他人为什么活着？一准见效。
二、明确、中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
从以上所述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几千年以来，对于人为什么活着这类问题，人类已经足够重视并进行了艰难不挫的探索。
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得不到应有的共识呢？
在西方，两千多年前的人类精英们，尤其是古希腊学者们的学术成果，往往就是后世人的典范。公认古希腊最有威望的学者中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系列人物。这三位对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当时已经有所研究和感悟，并且他们都先后肯定地说出了——人就是为了追求幸福而活着，即人的最高或终极需求就是幸福。但是，这一观点历经弥久，如上文所述，竟然没有能够达成共识，后人还在不断地求索这一问题的答案。其原因有二：
1.所有提出这一观点的人都没有进行全面、系统、令人信服的论证。尽管很多重要问题都有人论证，并且人们也都知道，有理有据、翔实可信的论证是得到共识或共鸣的必要手段。
对这一问题为什么都不去论证？苏格拉底曾经这样搪塞地说：“我们不必去问人为什么追求幸福，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就确定了。”
“人们早就这么说了”，这就是苏格拉底“不必去问”或不去论证人为什么活着的理由。
2.之所以都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证，仔细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问题看似简单，关键是没有办法开始着手进行论证。棘手的是什么？棘手的就是从古人那里开始，“什么是幸福”这一基本前提从来就没有能够达成共识。而且，至今仍然没有能够找到中肯的、大家都能认可的幸福定义。
设想一下，论证的前提不能确定，如何进行论证呢？追求的目标是幸福，这幸福具体是什么样？也就是什么是幸福，即对于确定的、能够达到共识的幸福定义，始终不甚了了。不经论证，只是空说“人就是为了追求幸福而活着”，这样的观点又怎么能使人彻底信服并达成共识呢？
我们看看著名的哲学大师康德在二百多年前对这一困境的体验和描述：“不幸的是，幸福的概念如此地不确定，以至于虽然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它，却从不能确定地且前后一致地表明，他真正的希望和意愿是什么。”（康德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
康德不愧是哲学大师，简练而明确地阐明了，“幸福”这一关键概念“如此地不确定”，是人们追求目标不能明确肯定的根本原因，即人为什么活着这一问题的答案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
我们再来看看现代美国著名的幸福学专家达林·麦马翁先生，在他所写的《幸福的历史》一书中又是怎样来描述这种困境的，（《幸福的历史》一书，系统介绍了从古至今西方人对幸福的问题的探索历程）：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的著作继续界定着此后数世纪西方伦理学论辩用语。幸福是终极欲望，幸福是最终目的——这是他们留下的遗产，也是整个古典希腊哲学的遗产。不过，如此众多学派争相提供通达此目的的手段，也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三巨人的遗产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就已经饱受争议，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留下的这些遗产在后人看来并不完备。他们所提起的期望，各自的理论却都不能完全实现。对于许多人而言，三巨人提出的尘世幸福目标的确非常诱人，但他们认为只有像神一样的极少数人才能企及这样的幸福（文下的横线是笔者所加），这一主张却令人望而生畏。人类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满足这一挥之不去的想往？”
之所以笔者在引文“这样的幸福”之下加上横线，是提醒：“三巨人的遗产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就已经饱受争议”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定义的幸福是“这样的幸福”。
这两段话充分表明，后来的西方学者中，早就有人发现他们的先人对幸福定义和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上，似乎存在着什么问题。由于强大的传统理念的束缚，始终没有人能够破茧而出，即能够把幸福的真意搞得中肯和清晰，并能使世人达到共识。
自古而今，断定追求幸福是人的最高或终极追求的人是有的。这一说法之所以至今不能达成共识，要害只在于追求的最终目标——幸福究竟是什么模样，始终没有能够达到共识。也就是始终没有中肯的、能令人一致信服的幸福定义。更关键的是，为了贯彻他们扬善的理念或保有他们的声誉，古希腊的圣哲们斩钉截铁地把道德这种社会价值，一定要不符合逻辑地附加在幸福感这种，纯属人的主观感觉的定义之中。因为这一问题还牵连到对主客体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的认知，所以，他们的后人又无人敢于轻易地否定他们的观点。
请看如下事实：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到现代西方专门研究幸福的问题的专家，苦心孤诣地用普通词汇描述幸福的有之；用类似代数式的方式表达幸福定义的也不只一位；各国普通民众对幸福的定义就更是花样迭出了。现在学术界最常见的就是用英文字母列成数学等式，翻译成汉语就是：幸福=快乐+意义。
我们看看现代西方专门研究幸福的问题的学者们，如何具体地思考和看待幸福的内涵：
号称讲“哈佛大学排名第一的课程”、“以独特的理解为当代人（对幸福）做了新的诠释”的美国心理学教授泰勒·本—沙哈尔博士：
“‘幸福’的定义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沙哈尔先生的幸福定义合于主流，同时也没有跃出古希腊先哲们所圈定的框架。强调的是，对于舍不得带上“意义”这一附件的“裸快乐”，是绝不能颁发给幸福资格证的。
相反，《幸福之源》一书的作者、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