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林则徐问沈葆桢，如果让他当官，他要如何当？沈葆桢回答：“唯明与威耳。”林则徐追问何以为明、何以为威。沈葆桢回答：“唯公，则生明；唯廉，则生威。”也就是说，一个官只有做到公与廉，肯无怨无悔地报效社稷、爱民如子，才称得上是一个好官、勤官、清官！
林则徐听后异常激动，连忙命人取来文房四宝，让少年沈葆桢写下“唯公，则生明；唯廉，则生威”的横幅，接着他又挥毫写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横幅勉励沈葆桢。这两句话也的确成为沈葆桢一生为官的准则和信条！
晚清的官场颓败风气极重，沈葆桢置身于这样的泥潭中，虽然无力扭转乾坤，但仍然坚守自己，“出淤泥而不染”。有一次，河南有位叫作沈秉贵的远房亲戚辗转找到沈葆桢，说是自己在县丞的位置上干了多年，如今县令一位出现空缺，希望沈葆桢能够帮忙说句话，让自己顶上去，并拿出一张两千两的银票“孝敬”沈葆桢。沈葆桢断然拒绝了沈秉贵的要求，还郑重其事地教育他要廉洁奉公！
沈葆桢早年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做出了极大贡献。天京陷落以后，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在部下的保护下逃走，辗转逃到广德，最终便是被沈葆桢的部署抓住并处死！皇帝十分欣赏沈葆桢，称赞他“爱国如家”。咸丰六年（1856）到同治元年（1862）的短短六年之间，沈葆桢从四品知府晋升到从二品巡抚，中间还有两年的自动离职，其升迁速度之快简直令人惊叹！虽然这与曾国藩的器重是分不开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才能和声誉！
左宗棠想到这些，不由得激动万分，觉得沈葆桢就是他寻觅已久的接班人。而且，此时沈葆桢正因守孝而闲居福建老家，这岂不是天意使之然也？！左宗棠心花怒放，马上修书一封，派人送上门去，请沈葆桢出山相助。
然而，左宗棠连写两封信，沈葆桢都委婉推辞，坚持要在家里当孝子，不问政事。左宗棠十分郁闷，干脆亲自登门拜访。结果，连去两次，沈葆桢仍坚持不肯出山。这让左宗棠十分失望和烦恼，眼看离任期限将至，这唯一的适合人选又软硬不吃，该怎么办呢？放弃？左宗棠摇摇头，坚决不肯！在他看来，沈葆桢就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必须搞定他！冥思苦想一番以后，左宗棠决定采用激将法，逼迫沈葆桢乖乖就范。
这天，左宗棠带着一包东西第三次来到沈家。果然不出他所料，任凭他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沈葆桢仍然坚持到底，死活不肯答应。
最后，左宗棠急了，将手里的东西硬塞给沈葆桢。沈葆桢以为是礼物，拒不接受。左宗棠却一脸严肃地说：“这不是礼物，也不是我的东西，是你们家的东西，我是完璧归赵！”沈葆桢一头雾水，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早已发黄的旧书稿、文牍之类。
没错，这些书稿就是林则徐在湘江夜会时交给左宗棠的，里面记载了林则徐在任陕甘总督和流放新疆时耳闻目睹的一些政事要览、舆地札记。当时，林则徐与左宗棠谈论天下大事，谈及边防，林则徐十分欣赏左宗棠的见解和才华，就把这些札记交给左宗棠，嘱咐他西北国土之重要，一旦有事，务必确保边防，以求西北一隅长治久安。
此时此地，左宗棠拿出这些札记，旧事重提，表示：“如今西北多事，朝廷派遣我移督陕甘，可是船局正值草创时期，同样离不开我，只好回复圣上，不是我抗命不从，实在是分身乏术，只好将林文忠公（即林则徐）的重托交还给他的子孙后代！你们要怎么办，跟我左宗棠就没什么关系了！”
了解到事情原委，又听到左宗棠这一席话，沈葆桢顿时目瞪口呆。朝廷任命，谁敢不从？更何况，左宗棠此去西北，正是林则徐生前所托，若是因为福建之事，耽误了西北边防，别说左宗棠会因此获罪，就是他沈葆桢，恐怕也没脸面去九泉之下见舅父兼岳父林则徐吧？无奈之下，沈葆桢只好同意出山主持福州船政局。
左宗棠的确没有选错人，沈葆桢确实乃一介可靠人才，在他的主持下，船政局经营得风生水起，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同治八年（1869），在沈葆桢的主持下，福州船政局建成中国真正意义上自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书写了中国近代造船和海军史上光辉的一页。光绪三年（1877），又建成我国第一艘铁肋木壳军舰“威远”号。福州船政局先后建造了十六艘轮船，这些轮船都成为中国水师的主要装备！
一个成功者之所以能够从重重压力下破茧而出，翱翔于空，往往离不开他人的相助，尤其是人才。而人才通常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找到合适的人才，才能够为压不垮的人生增加几分胜算！
左宗棠很聪明，他懂得发现人才，更懂得如何挖来人才！没错，挖掘人才也需要技巧，但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找到对方的弱点，灵活应变，将对方吃死，自然马到成功！
8.选对合伙人，再大的压力也不惧怕
中国古代拥有明确的“士农工商”等级谱系，“士”为最高级，“商”为最低级，这两者很难发生什么纠葛，更别提什么合作了。但左宗棠就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但大胆寻求商人合作，更找到了一个多次帮他顶住压力、力挽狂澜的长期合伙人——胡雪岩。
在清人笔记中，胡雪岩被称为“东南大侠”、“陶朱、猗顿之流”，是个名副其实的传奇人物。他一生都极其善于寻找合作伙伴，跟左宗棠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合伙人。
胡雪岩，名光墉，道光三年（1823）生于安徽绩溪。他跟左宗棠一样，同样出生于耕读之家，父亲胡鹿泉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一位读书人，家中种着几亩田地。
胡雪岩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再加上父亲的教导，也算半个读书人。后来父亲去世，十二岁的胡雪岩不得不承担起赡养寡母和抚养三个年幼的弟弟的重任，于是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杭州信和钱庄当了一名学徒。
钱庄，就是我国古代的银行，主要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但学徒并不是正式员工，而是杂役，不仅要学习业务，还要包揽扫地、打水、倒夜壶等杂活。胡雪岩聪明伶俐，做得非常出色，很快就被老板提拔为伙计，成了钱庄的正式员工。
此后，胡雪岩偶然结识了王有龄，并用钱庄的公款资助王有龄，等到王有龄再返回杭州时，已经成了浙江梁台总办。于是，胡雪岩靠着王有龄的关系，开始经理湖州公库，创办丝行，开办药店，并开办了“阜康钱庄”，继而搞定洋场，通过上海滩的买办与英国汇丰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趁机结识了各类洋行的经理和中方买办，逐渐成了江南一带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只是好景不长，就在胡雪岩混得风生水起时，太平军李秀成围攻杭州，城中弹尽粮绝，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无奈之下，王有龄命胡雪岩秘密出城筹备粮草，但还不等胡雪岩返回，杭州就被攻陷了，王有龄自杀身亡。
直到这时，左宗棠与胡雪岩还不相识。但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行，注定了这对合伙人要成为一对“黄金搭档”。
很快，清王朝派遣左宗棠前往江浙镇压太平军。当左宗棠到达杭州后，发现最令人头疼的事情就是军中缺粮。在战争年代，粮食的重要性非比寻常，甚至远远超过金银珠宝，精明如胡雪岩，当然十分清楚这个道理，于是，他主动送上了几十船大米，并告诉左宗棠：“杭州被困之时，我奉命出城筹措粮草，结果尚未返回，杭州就沦陷了。如今听说王师到来，就带领所购买的粮草返回杭州，以便大人差遣。”
这些粮食对左宗棠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左宗棠当然心中大喜。在此之前，他听说胡雪岩是个富商，而且勾结官府，是个见利忘义的奸商，原本想克复杭州以后好好惩办他，但如今看到胡雪岩是个“急公慕义，勤干有为”之人，做他的后勤部长再合适不过了。
所以，当左宗棠当上浙江巡抚以后，就上奏朝廷把胡雪岩调到他的大营工作。而胡雪岩也发现左宗棠是个绝世奇才，各方面能力和发展前途都远胜他之前的靠山王有龄，所以，他也决定好好靠上左宗棠这棵大树。就这样，左宗棠与胡雪岩开始了紧密合作！
当时的杭州，由于连年战争，早已满目疮痍。左宗棠收复杭州以后，设立善后局，下有抚恤局、保甲局、谷米局等，负责地方重建工作。胡雪岩负责经理赈抚局，设立粥厂、医局、免费学堂等，他还捐助白银十万两，设“钱江义渡”和牛车，在钱塘江和湖泽间迎送行人。
这一次合作，左宗棠顺利完成杭州光复和善后工作，胡雪岩也以亦官亦商的身份赢得了朝廷和广大群众的好评，并进一步赢得了左宗棠的好感。两人互利双赢，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
太平天国的主要势力被消灭以后，清王朝内部掀起了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技术，全面实践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左宗棠当然也不甘落后。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到达福州以后，他马上奏请开办福州船政局，最终获得批准。
这一次，又是胡雪岩帮左宗棠缓解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要建福州船政局，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牵扯无数出入款项，还要跟外国人联络，更要选购原料、聘用外国工匠、招募本国工人等等，事务极其烦琐。
左宗棠虽然是全才，但不可能全部亲力亲为，而且毕竟他不是商人出身，肯定做不到面面俱全，于是，他把这些事情全部交给了胡雪岩。胡雪岩当然也没有令他失望，将福州船政局的创建工程做得有声有色。可以说，如果没有胡雪岩，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不可能如此顺利，他所要承受的压力也绝对不会如此轻松地得以缓解。
福州船政局的筹备事务基本结束的时候，左宗棠奉命西征。这一次，左宗棠与胡雪岩再次将合作的默契演绎到极致。
事情要从同治十三年（1875）说起。当时清王朝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花了很大精力筹划兵、饷、粮、运。虽然他早就知道西征军饷、粮草的筹备会十分困难，但他没想到其困难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作为一军统帅，左宗棠十分清楚，无饷无粮，士兵们肯定很难全力作战，甚至军心都难以稳定下来，所以他只好上奏朝廷，说需要年终饷银八百万两，请朝廷命各省速速将欠饷送来。然而，由于连年战争，全国各地都经济凋敝，根本筹不出这巨额饷银，多方努力之下，仍然不够。走投无路之下，左宗棠就想到了老合作人胡雪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