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年）文史学家。安徽绩溪人。留美。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于中国台湾逝世。著有《胡适文存》。
胡适是20世纪中国的大学者，他的研究涉及社会科学很多领域。
胡适很注重读书的功能，曾经多次就读书和读书经验发表讲演，抒发自己的见解。
他特别注重读书方法。
金代诗人元好问有诗：“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取一回新，鸳鸯绣了纵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是旧中国艺人手艺不外传的写照，胡适对此很反感，认为这后两句“是很错的态度，我们提倡学术的人，应该把这金针送给大家，然后教他们大家来绣一些更好更巧妙的鸳鸯”。他主张好的读书方法必须推广普及。读书不得忽略一个字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他指出读书到位，必须要做到两个要素：一日“精”，二日“博”。并将这两点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提高。而要达到“精”和“博”，途径在于四到，即“眼到”、“口到”、“心到”、“手到”。
所谓“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便放过”。他说：“近人费许多功夫在校勘学上，都因古人忽略了一笔一划而已。”然而，现代人也常有因为眼不到而闹笑话的。例如，有人翻译英文作品时，“把port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小草变成了大树”。针对不少人轻视“眼到”的作用，他强调说：“眼到”既能避免读错、写错、记错，且能“养成好的习惯，养成不苟且的人格”。浮光掠影，一目十行，决不能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胡适自己读书，从不忽略每一个字，发现疑问，则与其他本子比勘，这就能防止以讹传讹。用这种读书方法，他写出了大量关于校勘、辨伪、考证的文章，如《陆贾〈新语〉考》、《陶弘景的〈真诰〉考》、《蒲松龄的生年考》、《〈四十二章经〉考》，等等。
所谓“口到”，“是一句句要念出来”，有几类书还要求熟读，“如心爱的诗，如精彩的文章，熟读多些，于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响，读此外的书，虽不须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来，中国书如此，外国书更要如此。念书的功用能使我们格外明了每一句的构造，句中各部分的关系，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两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
胡适所讲的“口到”，与中国传统的熟读背书的读书方法相一致。古语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熟读不但可以加深对文字意义的理解，而且还是积累知识材料的好方法。脑海中有了大量的“知识半成品”，思考问题时就能东得一个启发，西得一个暗示，触类旁通，顿开茅塞。例如，胡适为了搞清“尔”“汝”两字之异同，有次在床上“背诵《论语》中用此二字之句，细细校之，始知二字果有大区别。明日，以《檀弓》证之，尤信”。并由此而引伸开来，写出《尔汝篇》一文。
所谓“心到”，就是用心考究“每章每旬每字意义如何？何以如是”？“但是用心不是叫人冥坐苦想，是要靠外面的设备及思想的方法的帮助。要做到这一点，须要有几个条件：一字典、辞典、参考书等工具要完备。这几个工具虽不能办到，也当到图书馆去看。……买一本《韦氏大字典》，胜于请几个大先生……。二要做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识，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构造，才能懂得它的意义。三有时要比较参考，有时要融会贯通，方能了解，不可但看字面”。
读书中，对书中语言文句，做文法上的分析和比较，使胡适得益非浅。如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多次阅读《诗经》，碰到一百多个“言”字。而历代《毛诗》注疏及《尔雅》等书，均以“言”作“我”解。他并不盲从，开始对全部“言”字文句作分析，通过研究，提出三点新见解：一、言字是一种挈合词，又名连字，其用与“而”字相同；二、言字又作“乃”字解；三、言字有时亦作代名之“之”字解。
某日，胡适读章太炎的《检论》，读到《正名杂议》，见其引《庄子》中“今者吾丧我”一语。按章太炎的见解，属“同训互举”。胡适即心存怀疑，就将《论语》中一百一十多条用“吾”、“我”的句子辑录出来，旁及他书，加以类比，方知“吾”、“我”二字，在孔子弟子编《论语》时，用法“犹甚严。其后渐可通融。至孟子时，此诸例已失其严厉之效能。尚有一例犹未破坏，则吾字不用于宾次是也，故《庄子》仍有‘吾丧我’之言。虽至于秦汉之世，此例犹存”。如果不是胡适读书心到，便纠正不了章太炎的粗疏。
胡适说：欲使“心到”能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贯彻始终，应“时时寻一二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决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兴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是在最贫乏的知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所谓“手到”，按胡适的讲法，“就是劳动劳动你的贵手”。他指出：读书需要动手的地方很多，例如：一标点分段，是要动手的。二翻查字典及参考书，是要动手的。三做读书札记，是要动手的。他的札记可分为四类：一抄备忘录；二做提要、节要；三自己记录心得；四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
为什么要“手到”呢？胡适解释说：“吸收进来的知识思想，无论是看书来的，或是听讲来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必须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说明，或做讨论，自己重新组织过，申叙过，用自己的评议记述过，——那种知识思考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至于动手标点，动手翻字典，动手查书，都是极要紧的读书秘诀……我们可以说，没有动手不勤快而能读书的，没有手不到而能成为学者的。”
在众多文化名人中，胡适读书是以“手到”见长。毛子水曾对胡颂平说：胡适留在北京一百二十箱书上的批注，真是了不得，将来摘录下来，可以编一部《胡适读书记》。
胡适除在书上作批注外，还勤做札记，将一得之见随时记录下来，有些整理成短文。1913年10月至1917年7月，其间写了四册《藏晖室札记》，约六十万字，相当部分是读书心得。他说：“无论怎么忙，我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功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江河，札记材料也能演化成大块文章，他的《尔汝篇》、《吾我篇》、《诗经“言”字解》等就是典型。
写书评，既是读书的进一步深化，又是“手到”的重要环节。通过写书评，可加深对图书内容的理解，又能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写作的水平。
书目是读书入门的向导
胡适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用死功夫笨干出来的”。问题是死功夫固然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者最佳的门径，利用书目，方是个法门。
这无疑是正确的。书目不仅能从各个方面揭示与报道图书，而且能反映各门学科的历史变迁，是泛舟书海的向导，检索资料的指南。具体地说，通过书目可以了解书籍的分类体系、发展流变、内容价值、存亡残整、版本优劣、收藏处所，达到“即类求书，以书究学”之目的。诚如清代学者王鸣盛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胡适十分推崇得此方法的孙楷第，赞扬孙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认为他的成绩之大，都是由于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
早在“五四”以前，胡适就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由于缺乏目录学知识，掌握材料不足，得出的结论缺乏缜密性、科学性。他于1921年撰写的《（水浒传）后考》，补正了《（水浒传）考证》的不少错漏。其所以能这样，在于《后考》比《考证》多了六种《水浒传》版本作根据。1932年，当他见到了孙楷第编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后，视野更为宽广。他深有感触地说：“孙先生此书中记载的《水浒传》明刻本竟有六种之多。有了这许多本子的详细记载，我们方才可以作《水浒传》演变中的精密研究了。”
书目的目录学理论也是胡适读书的一把钥匙，如他在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期间，发现半部宋刻《藏经》后，为了考定其是否属碛砂延圣院的《大藏经》原本，便从哈佛大学借了碛砂《藏经》影印本的目录来和这部残本对勘；又用《昭和法宝总目录》里各种宋、元、明刻本《大藏经》目录来比勘，方证实这部《藏经》残本为原刻本。
胡适依靠书目治学，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水经注》研究了。从20世纪40年代中至50年代末期，他写的几十万字《水经注》研究文稿（线装六函十八册，1966年2月至1969年8月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其中探讨该书目录版本的专文就有三十多篇，通过对各种版本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在研究过程中，他的卡片目录共做了三橱，还编了《水经注》版本目录。
胡适重视书目功能，曾把编制书目纳入“整理国故”的轨道。1923年，他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人的请求，编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介绍图书一百六十四种。在《引言》中说：这部书目是为“很想在短时期中得到国故学常识”的青年学生做的。
由博大而求精深
做学问怎样才能做到既博大而又精深呢？他深有体会地说：“读一书而已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精一书。譬如读《诗经》。你若先读了北大出版的《歌谣周刊》。便觉得《诗经》好懂多了；你若先读过文字学、古音韵学，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读过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你懂得更多了。”又指出：之“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问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这就叫做‘致其知其后读’。”
书读得多，可以左右逢源，举一反三。但不能为博大而博大，需要与专精结合起来，否则分散精力，或盲目乱读，最后一事无成。胡适处理博大与专精的原则是：“用专门学问做中心，次及于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间接相关的各种学问；次及于不很相关的各种学问，以次及于毫不相关的各种泛览。”这好比埃及的金字塔，“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以及递减，代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他的学术著作明显地体现出这样的关系：专精的是哲学，爱好的是文学，旁及的是政治、历史学、语言学、教育学、图书学与图书馆学等。
季维龙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