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1871～1920年）伦理学家。湖南长沙人。留日、英、德。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有《达化斋日记》。
湖南学者、教育家杨昌济在辛亥革命时期就主张要用科学态度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学术。他满腔热情地支持新文化运动，强调学习西方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对待东西方的学术。他是20世纪初旧文化与新文化、中学与西学碰撞融合中的一个读书人。
求“恒”、“求放心”的读书方法
杨昌济出生在一个世奉理学的家庭。童年时期，他的父母亲就向他讲述祖辈世代读书光耀门楣的故事，并介绍曾国藩出身农家，发愤读书，终成大业的事迹，以此教导他读好书，将来做个有学问、有贡献的人。这些话在年幼的杨昌济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昌济的父亲终身以教书为业，学童们的“子曰”、“诗云”的读书声吸引着杨昌济，他对那些押韵的古诗，觉得好听，常常跟着念两句。课余时，父亲便教他读一些浅显的古诗，因此在他未正式上学前已能够背诵不少古诗，并认识了许多字。他七岁进父亲任教的私塾，每天熟读几页《论语》、《孟子》，练几页毛笔字。
杨昌济八岁丧母，十三岁丧父。怙恃两失，家庭经济日益窘迫。为了生存，他只得当乡村塾师，其间虽也曾外出从师，但主要是靠自学。
杨昌济边教私塾边自学，总结出了一些自学的经验。他说：要认真读书，必须关起门来，断绝不必要的来往。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还引用许多古人的例子，如：董仲舒读书三年，从来不看门外的花园；金仁山用带子把脚系在椅子上，使自己心神不安时不能走动，只得继续坐下安心读书，等等。认真读书不但要刻苦，而且要有恒。只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就可积零为整，融会贯通。“恒之云者，判数年之功，治指定之数书；一旬之中，不容有一书之阙；一月之中，必须有数十条通透之识。一年之中，或抄或作，必须有一二卷之成书；十年之中，必须小成；三十年之中，必须大成。如是以终身焉，则恒之谓也。”人生要做的事很多，应该珍惜时间。所谓“恒”，就是要持之以恒，要善于利用时间。
杨昌济重视历史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很重视《春秋公羊传》变革之说，他也认真研读变法改良的理论基础书籍《春秋公羊传》，试图以古鉴今。他也阅读过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试图从理学的视角观察社会，认为“理财”并非小人之事，俭司养廉，理财对培养人的道德观念有好处。此时，他还接触了一些“西学”，感到要向西方学习，就必须掌握西洋文字，于是便开始自学英文和日文。
1898年，杨昌济加入南学会为“通讯会友”。南学会是由一些进步官绅和知识分子组织而成的一个主张变法维新的团体。他常去参加由学会主办的演讲会，非常佩服皮锡瑞、黄遵宪、谭嗣同等才气横溢、论点新颖的讲演，时常提出问题向他们请教。《湘报》曾刊载了他对变法维新运动的看法。在南学会的一次讲演会上，他向谭嗣同请教：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日生”？谭嗣同认为他能提出如此“奇伟精深”的问题，已超越了一般学者的思想境界。谭嗣同解释说，就是要“以民为主”。他的话给杨昌济留下了深刻印象。
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除了每天给私塾的学生上课外，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修六门功课：一是写日记，二是读《皇朝经世文编》十页，三是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十页，四是读王夫之的《宋论》。五是练毛笔字，六是记英文单字十个。他严格地要求自己，常为知识的不足而感惭愧；也曾检讨自己，没有把《资治通鉴》、《朱子纲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书看完，特别是对元代和明代的史实搞不清楚。他读史注意“通其大略”，并讲求史学方法论，在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同时，研读了王夫之的史论《宋论》。“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
杨昌济处在一个新旧两种势力进行激烈斗争的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前仆后继进行抗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不怕艰难困苦，向西方寻求真理。
1903年，杨昌济告别家乡出洋求学。启程前，改名“怀中”，表示身在异邦，心怀中土。在赴日本途中，他阅读了《支那教育问题》一书，该书是杨度1902年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时与该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讨论中国汉族与满洲贵族的关系、政治改革方式等问题的记录，其中，杨度宣传了种族革命的思想，反对嘉纳治五郎以黄种人与白种人对抗为由，主张汉民族安于满洲贵族统治的错误观点，他接受杨度主张的“骚动的进步主义”和“反对和平的进步主义”，途中，还向同伴介绍了自己的读书方法和心得，说读书要善于积零合整，融会贯通，并说，到日本后除进学堂听正课外，要以翻译外文书籍为私课，译出以后马上付印，以满足国内同胞求知的迫切需要。
他留学日本六年，留居英国三年，又在德国九个月，阅读了众多的哲学著作，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理论。在探讨各种伦理学和教育学流派时，都注意研究其中一些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因为学识渊博，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期间获得“老先生”的雅号。
辛亥革命后，这位绰号为“小圣人”的杨昌济留学回国，他在湖南学校讲授伦理学和教育学时，仍坚持年轻时所养成的好学的习惯：手不释卷，有书必读。他读日本的《读卖新闻》，也看《湖南省政府公报》，读日本的《中国瓜分之命运》和高岛平三郎的《应用心理学》，也诵读韩愈、柳宗元和王安石的诗文，并精读了曾国藩奏稿和《求阙斋日记》，编译了《儿童侦探集》，真可谓读书万卷。
读书如耕种，抄书如收获
杨昌济唯一的嗜好就是买书。他有个习惯，买书前必先作调查，即必读图书出版目录。他认为图书馆是很重要的。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伦理学期间，每日必阅读报章杂志，还抽出时间常常上地安门通俗讲演处阅览图书，在大学图书阅览室看英文报刊，图书馆扩大了他的文化视野。他称赞图书馆，尤其赞扬法国的拿破仑的好读书，“拿破仑有军用图书馆，行军时也挟书自学，欲攻何目标，则先取该国之书籍观之。故探看其所阅之书籍，可以揣其兵锋之所向。”
他去日本留学时，携带了许多书籍，其中有王夫之《读通鉴论》等书。书中精要之处，都一一加以圈点。
杨昌济从年轻时就开始写日记，所记的内容很是广泛，有读书心得、资料的摘抄，又有对时人、时事的评论，还有对自己言行的反省。他认为写日记是改过从善、力求进步的一种有效途径，可以加深自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他说：“读书如耕种，抄书如收获，日记如舂煮。日记乃造观念之联合之功夫，以新观念引起旧观念，合无数旧观念与新观念而成一团，则事理明白而便于记忆。”如他在青年时经常检讨自己急躁、粗暴，不能静心读书，在日记中就写道：“予近来总欠一静字，意在务外为人，出力干事。”通过自我批评，他总结出“恕”、“介”、“敬”、“浑”、“诚”五个字，并身体力行。他在日记中常记下类似的事：“近日全未看书，思想界毫无启发：日记除抄报之外全无自己发论之时，昨日发愤看菲希特所演讲学者之天职，即摘译其要语于书之旁幅。”“昨日看斯宾塞尔感情论，又看默堂学案，豫章延平学案未完，又看惠士奇易说，礼说，春秋说，又看船山春秋家说。”“昨日读船山春秋家说，惠士奇春秋说，大中华杂志第二号、第三号，译斯宾塞尔感情论。”从这些简短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杨昌济认真读书的记录，他把读书也作为检查进步与否的一个尺度。
杨昌济也常开导学生，要多阅览课外的书籍，触类旁通；提倡学生常去图书馆读书。在湖南商专任教务主任期间，还做出规定，学校图书馆在课时关闭，下课时无论早晚都开放；图书馆书架上的各类书籍，都可任学生随意取阅。他说，要做到学生在图书馆，如同在自己房里一样看书。杨昌济还经常到图书馆指导学生阅读，要学生每人准备一本读书笔记；并记上不了解的疑点，向他提出问题，以便解答。他的勤奋的治学精神感染了学生，这些学生在完成老师规定的功课后，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籍，从中寻求救国的真理。
以读书，造就了一大群有为青年
杨昌济是毛泽东最尊敬的老师。当他从国外留学回来后，1913年任教于湖南省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他们之间就建立了亲密的师生情谊。杨昌济以他的哲学思想、伦理学思想和教育思想熏陶了这位农家子弟，以他的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敬佩。毛泽东曾说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昌济不仅影响了早年毛泽东，而且也教育了一大群有为的青年，其中有蔡和森、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每逢星期日，他们先后到杨先生家里去读书、讲学、问道。从1915年到1918年，杨昌济向这些青年介绍和传播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观点，而且传授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他喜讲周、程、朱、张，喜讲康德、斯宾塞尔和卢梭的《爱弥儿》。当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问世时，他自己认真阅读，还积极地向学生们推荐，他是《新青年》杂志在湖南的最早的读者和宣传者，还自己出钱买了一批《新青年》，分赠给他的一些得意的学生。他们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周六或周日，毛泽东等数十人都要到杨昌济的家中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集合在一起时，就谈论自己这一个星期所看书的心得，有时也交换看日记。一次，杨昌济谈“读书之要”，要求他们在反复细读时，抄其大要。他认为读书不在求速求多，这样反倒毫无心得。他告诫：“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