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三年（1843），陈岱云家运不幸。这一年夏天，他在京患病达40多天，至年底刚好时，他的夫人易氏又得了重病，仅10多天即病故了。陈岱云因曾在新婚之夜，红蜡灯花被喜爆所灭，易夫人说：“如果有什么不幸，但愿我自己受到惩罚！”故内心极为愧疚，悲伤已极。曾国藩对他深表同情，曾作《岱云同年丧妻为此诗譬之》相劝。并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禀父母》信中说：“陈岱云之贤配于正月初八日仙逝。去年岱云病时，曾经割臂疗夫。十二月初二日生一子，小大平安。至除夕得气痛病，正月初三即服人参，初八日长逝。岱云哀伤异常，男代为打理一切。二十三日开吊，男赠银十六两。陈宅共收赠银三百二十余两。”
陈岱云自妻去世后，“光景最苦”。但仍不改欲有所作为之志。因准备考差，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六月接妾到京，将他的小儿子从曾国藩家接回自养。同年十一月他虽被放官，但不甚满意。曾国藩于第二年正月初三日《禀父母》信中说：
二十四日，陈岱云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云年仅三十二岁，而以翰林出为太守，亦近来所仅见者。人皆代他庆幸，而他深以未得主考、学政为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动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贵安稳，能得外差，固为幸事，即不得差，亦可读书养望，不染尘壤。岱云虽已得郡为荣，仍以失去玉堂为悔。自放官后，摒挡月余，已于十二月二十八出京。
出京时，曾国藩作《送陈岱云出守吉安》一首相赠。诗中说陈岱云“树德追孔周，拯时俪葛亮。”后来陈岱云与曾国藩成为儿女亲家。家中又经历了母亲和另一位夫人去世的大变故，但仍然成为一个“耿芥忠荩之臣”。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自安庆北上，进军庐州，陈岱云随江忠源率军前往防守，于是年十二月在庐州战死。曾国藩吊陈岱云亲家之联云：
众口铄坚金，谁知烈士丹心苦？
大江漾明月，长照忠臣白骨寒。
因此，在人生的征途上，有了志向，确实能把自己引向另一个“自我”，实现人生“金丹换骨”的一种升华。
成大事箴言：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同治元年四月
6．坚忍不坠青云之志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不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为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贴了。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意进取，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深受曾国藩影响的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维妙维肖。清史馆为李鸿章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李鸿章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之间，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拚命了却了此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曾国荃就十分羡慕李鸿章的这股拼劲，羡慕李“具办事之诚，有任事之量”，说李易于取得成功。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
“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
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的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求’心，所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
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成大事箴言：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
————咸丰四年八月
7．内外兼修，誓做内圣外王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禀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所以才有所成就。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但江氏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三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江氏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由写字而想到用功不能有恒心的原因，都是因为日甚一日的软弱的意志力消磨损害了它。”
曾国藩奉行一生、奋斗一生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四处传阅着；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正因为如此，他的头上除了“一品侯”的头衔之外，还有“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各种称谓。
“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的光阴短暂即逝。所以孔子望着东逝的流水，大发感慨，这都是有志向的人才会如此的。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近代大思想家、改革家梁启超临终前还谦虚地对子女们说：“我成就如此之小，就是立志不坚定，所从事的事情太多啊！”与此相比，曾国藩另有一番认识。他说：
我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在家，常怕病死家中，违背了我的初志，失信于世人；重新复出，意志更加坚定；此次若有不测，毫无牵恋。
几个月来，实在是接待应付不过来，危险一个接一个，而洋人又横冲直撞在安庆、湖口、湖北、江西等地出入，并且有来祁门的说法。看送种情形，今年要支持下去万分困难。然而，我自从咸丰三年冬天以来，早已经准备以身殉国，愿意战死战场，不愿死在书窗之下，这本来是我一直以来就有的志向。近年在军营办事，全心全力，没有一点惭愧，死了也可以闭眼，没有一点后悔和遗憾。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作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深深地为自己“本志”“中间变化”而“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一鸣而不同凡响的“孤凤”，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决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
内外兼修，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成大事箴言：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址，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温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同治六年正月
8．志不立，无大事可成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态度上也颇能反映他“有定志”的立场。
他非常反对做学问趋时若骛的做法，认为学问虽然要与时代合拍，但不能随波逐流，没有根基。他说：“现在做学问的人，不把有利自己身心的作为要务，总是看到一时的风尚就涌了过去。要不了几年，风尚又变了，又丢下现在研究的，去研究新的。像汉学、宋学、词章、经济，和那些只是一门技艺的东西，都有自己的门派，轮流着兴盛衰亡。探究它们的源头，其实都含有圣人之道，如果一心想得到天下的赞誉，树立永世不灭的名望，那么却恰恰丧失了自己的操守，成为社会的危害。”曾国藩警诫后人，不要“一心为这些奔波劳禄。”
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我近日来读书没什么收获，应酬太多了，每天都顾不过来，真是令人讨厌。”这些话都反映了他人有定志，不趋时尚，刻苦读书的经历。
正是这种“志守一井，力求及泉”的致学途径，曾国藩才成为了学问上的“大家”。
曾国藩认为，宋代的范仲淹就是一个始终坚信“一个人如果不能读书，立大志，即使吃饱喝足，生活舒适，也没有多大意义”的好榜样。
范仲淹的家境十分贫寒，他上不起学，就一个人跑到一间僧舍去学习。每天晚上，他用糙米煮一锅稀粥，等第二天粥凝成冻后，用刀划成四份，自己每天早晚各吃两份。没有菜，他就挖来一些野菜，用盐水腌了就饭吃。一天，他的一位同学来看他，见范仲淹生活如此艰苦，心里十分感动。回到家后，这位同学把见到的一切说给父亲听。他父亲立刻派人给范仲淹送来好酒好肉。可是，过了几天，当这位同学再次来看范仲淹时，吃惊地发现他父亲送给范仲淹的酒肉还原封未动地放在那里。范仲淹说：“我并不是不感激令尊的厚意，只是我平时吃稀饭已经成为习惯，并不觉得苦；现在如果贪图好吃的，将来怎么能再吃苦呢？”
这里，好酒好肉显然对范仲淹构成了巨大诱惑，而对好酒好肉的需求也是他的本能需求和欲望，但是范仲淹的“超我”战胜了自已本能的需求和欲望，没有让他们宣泄出来。因此，范仲淹的志向也就没有受到动摇甚至改变。
影响人志向实现的因素可能有许多种，但像曾国藩所说的“追风尚”的那种浮躁心理则是其中主要的一种。这也是人格的一种缺陷。一般说来，人的志向和理想一旦确立，就不要轻易改变，虽然人有时也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需要修正自己的志向和理想，但大方向和大目标是不会变的。如果今天给自己定下一个奋斗目标，明天又给自己确定另一个理想，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或者人云亦云，这样的人最终也不会成什么大气候。这样的人虽然立志，但是志不坚。王安石说：“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曾国藩一生不渝本志的做法及以此对子孙的教育才在很大程度上使曾家后代多有所成。
成大事箴言：
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
————同治二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