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陈教授指出：我们一直说要增加第三产业，提高消费驱动型经济的比重，但却很难做到，这并不是偶然的。国家掌握这么多固定资产配置权，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强化。这些都是一环扣一环套在一起的。
既得利益集团对资源的把控，除导致陈志武所提及的消费率低下之外，还表现在加剧中国经济的不平等、加剧社会经济的不正义。中国经济的不平等在近20年里，尤其是近十年里迅速恶化，其程度已达世界之最，远远超过了印度。不平等、不正义反过来又严重威胁着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稳定的社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然又将沦为一句空话。
另外，不平等本身也是导致内需不足的一个根本原因。有人认为，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存在严重的投资过度局面，对于这一观点我是不能完全认同的。无可否认，在东部的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里，的确存在着重复投资、无谓投资的现象。但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却存在着严重的投资不足，这表现为民生配套、基础设施的落后和缺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不公义、不平等性上。
我们为什么会陷入出口陷阱之中，原因就在于我们已经陷入了转型陷阱之中。所以，今天我国的经济问题咎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其他。
具有决定作用的创造力
大成功后的大危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就资本主义的未来，提出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他的答案非常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取代资本主义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在熊彼特看来，这一结果的出现，并非如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是被自己的失败所毁灭。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最后是被其自身诸多的成功所毁灭。
熊彼特坚信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创造性破坏这一市场机制。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
然而伴随成功而来的是问题的出现，这种创造性破坏让企业优胜劣汰，那些糟糕的企业所占用的资本和人力资源会被其他更具目光的企业家所用，结果是资源越来越集中。在这个集中的过程中，这些资源事实上是由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在支配，而不是那些具有创新的企业家。这些管理者不像企业的主人而更像雇员，他们更趋向于收入的稳定，在他们看来，工作是否具有保障显然要远甚于创新和冒险。如此一来，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倾向创新的动态趋势，以及不断进取与变化的精神。
无论是企业、民族或是国家，最容易遭遇危机的时候往往不是困难最多的时候，而是在其获得巨大成功的时候。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这种状况。
在困难时期，生存及发展的条件虽恶劣，但大部分的人都能集中力量共同奋斗，领导者在决策方面弹性也颇大，因而对危机的适应性也较强。在这期间，只要确定方向，民众往往都表现得很积极，而且创造力亦都不错。在困难及挫折的重重包围下，这些勇往直前的企业、民族和国家，有着让人吃惊的适应力和应变能力。为了解决问题以争取生存空间，他们通常都会累积更多的实力。因此，当他们克服这些恶劣生态后，实力经常会有大幅度的展现，竞争力也大大超过对手，进而造成空前的成功。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企业、民族和国家往往陷入了难以克服的危机之中。轰然倒塌的三株集团是如此，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是如此，康乾盛世后的大清国亦是如此。
这里不得不谈一谈所谓的企业文化、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这些由历代最优秀的人们以实际行动所建立的文化，对企业、民族和国家从克服困难到迈向大成功，的确有很大的贡献。但这些文化运用不当，也会成为企业、民族和国家的致命累赘。曾将史蒂夫“乔布斯逐出苹果公司的约翰“史考利，在其自传《奥德赛：从百事可乐到苹果》（Odyssey：PepsitoApple）一书里这样写道：“一个组织里成功的文化，经常会使它的成员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依循这一习惯去办事，会更舒服、更自在，也更完全。也正是因此，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反而受到了它的限制和约束，慢慢地演变为封闭型的思考，僵化了组织成长所最重要的生态适应力。”
成功的经验总会令人难以忘怀，特别是在艰苦奋斗中获得空前成功的文化，经常充满太多的神话，有太多的故事和传统。由于那些真实的功绩，这些文化逐渐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而那些因为成功而塑造的文化，一旦被组织请上神龛，就将用自己的行动写下历史的遗嘱。敢于质疑的人会被人们视为叛徒，因此，即使颇具创新力的领导人，也很少敢直接向这些可能已不合时宜的文化发出挑战。这时，这些成功的企业、民族和国家的最大的敌人，已经不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了。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们无意批判任何政府和个人，正如思想家苏格拉底所告诉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变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Thereisnothingpermanentexceptchange）。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在A时点上行之有效的政策，并不见得适应于B时点，因为二者的客观生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一样。也正是因此，越是成功的企业、民族和国家，越容易陷入这种不自知的危机中。太多的神话、太多的故事、太多的传统会使其应有的适应力衰退；太多的必然及应该，使人们无法发挥创新性的想象力。
强有力的企业、民族和国家文化能表现出一贯性的承诺及能力，能协调组织成功执行其必要的战略，从而能满足企业、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争取竞争优势。这种有力的战略，意味其必须能够随环境的变化而做出必需的调适。若是不能够予以适应性调适，那么这个企业、民族和国家的逐渐衰微，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史考利在书里一再告诫我们：“一个超级成功的组织，在他的文化中，需要传承，更需要更新。因为只有这样，组织成员才能够真正体认，今天所做的是对未来的投资，而不是对过去的反映。”企业如此，民族和国家亦然。
任何伟大的传统，在它成为神圣的教条后，经常会转化成最可怕的敌人。当这些曾经是最为优异的文化，阻碍了企业、民族和国家对生态变化应有的调适能力时，这些文化便可能很快地成为企业、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致命伤。在上世纪获得大成功后的日本便是典型案例。
政府与创新
在谈到日本失落的2个10年时，星岳雄——这位近年最为人们所关注的日本经济学者认为，日本所面临的最大的阻碍便是如何提高生产力，这对于发展为发达型经济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日本达到了发达经济的标准，它必须要积极促进生产力的增长。然而日本政府却并不愿意这样做，这便是日本经济在过去20年中所遇到的阻力。
在政府操控一切而实施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下，政权可以利用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创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业和经济壮举。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往往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的扭曲。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很多国家，譬如德国、苏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都是这样的。当然，战后的日本还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国家的命运是怎么样呢？答案是两个字——覆灭。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在它制造了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壮举后，现在所有的仅仅只是挣扎。
就日本陷入2个失落的10年这种局面，有论者认为日本政府是应负莫大责任的，譬如克鲁格曼就认为日本的失落，完全在于日本政府的麻木、不求进取和得过且过。他说：“在当时日本政府虽然没有实现其预期的增长率，但它仍然认为，既然经济仍在继续增长，那就说明政府的政策还是对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弊端。这种弊端表现在，经济增长来得太容易，执政当局丧失了创造性地改善国内制度生态的动力，也就不能为本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一套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一个健全的管制生态。
当然，这种行为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人类在获得伟大的成功后，会在自满中慢慢地失去与其他治理方式、方法竞争的热情。
这样一来，原有的丰富创造力也就衰竭了。这种曾经成功的政策，开始自我锁闭，开始对这个变动的世界缺乏适应的弹性。
环顾世界，我们发现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都是利用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要想发展出能拉动经济的强劲内需，需要不断改善现有的法治秩序和监管架构。简单的如各种金融产品、信贷产品，都必然得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才能产生旺盛的国内需求。
因此，要想依靠内需增长特别是消费增长，必然要将对制度的要求相应地提高，对国家管制能力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相比之下，利用出口、利用其他国家市场的需求，来启动本国经济增长，就方便和快捷得多，而这也正是一切失去创造力的政权所更愿意采纳的方法。
创新的缺乏，在事实上让他们形成了典型的路径依赖及路径锁闭。也正是因此，在2008年，当金融危机的再次来袭时，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应对之策只是2002年的那套。这也导致如下情况的发生：
2009年以来的新一轮景气，其关键要素，如同2008年以前一样，还是出口。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外贸在2009年遭遇了同比16%的下滑，但也正是这年，中国的出口总额首次赶超德国跃居全球第一。出口增长的一个要素是，该年亚洲市场出口猛增。2009年中国出口环比增速超出整体增速的市场均在亚洲，如东盟、日本、印度及中国香港地区等。到2010年时，则仍然是美国的进口。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在2010年6月上升了17%，达到262亿美元——创40个月之最。
但其结果是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扩大到了几乎不可持续的程度，站在美国国家立场的《纽约时报》，在2010年8月15日的社论中，大声疾呼“致命贸易逆差已卷土重来（ReturnoftheKillerTradeDeficit）”。
第二个要素是人民币的贬值。这点我们可从2010年1月12日出版的《广州日报》的一则新闻找到佐证：
遗憾的是，2009年的复苏是典型的建立在中国经济掉回极其危险的旧有模式这一基础上的复苏。这种模式下，2008年我们曾无可避免地受到欧美国家经济波动的冲击。那么，今天我们又凭什么能幸免呢？现在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并不是新情况，而是早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已。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欧美世界。如果说我们还可以将中国经济问题的责任推诿给外部因素，那么欧美因为债务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我们总不能说那也是外部因素而引发的吧？欧美世界为应对债务危机而采取“债务→通胀→泡沫破灭，更多的债务→通胀→泡沫破灭……”的模式，何尝不是这种自满而导致的路径依赖呢？纵观全球经济走势，如果非得给中国政府与欧美政府做一个对比，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异，绝对不会比五十步与一百步之间的区别大，这也正是今日全球经济如此之糟糕的深层次原因了。
当然，诚如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所指出的，绝大多数历史事件，从战争到革命，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就像最近股市中的市盈率表现那样，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汇集在一起，其中任何简单的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罗马不是一天建造起来的，也不是毁于某一突发的厄运。更可能的情况应该是：罗马的灭亡归咎于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经济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政府，因为“资本主义成功的本身，就常常削弱那曾经使它强大起来的结构”。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经济自身固有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无论如何，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必然会出现波动，只是人为要素令这种波动更趋恶化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