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以及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明显比预期要缓慢得多。此前人们的预期主要来自经济判断，但是，这一判断到底是拗不过墨守成规的政治现实和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
中国为什么选择出口导向型战略
我们为什么那么贫困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一个国家要想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办法不外如下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取得竞争的优势；另一种则是借助传统的技术，利用廉价劳动力及自然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显然，中国选择了后一种竞争战略，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增加投资和扩大生产规模，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战略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工资上涨落后于GDP增速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样的结果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使得国民的财富得以同步增长。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里，“我们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经济也连年保持接近10%的增长速度，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
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许多中国人并没感觉到收入有明显的增长，至少相比于两位数的GDP增速，中国人的钱包并没有鼓起得那么快。事实上，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
国际上通行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应该是呈不断上升趋势的。近年来，我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是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却呈逐年下降趋势。
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多年间下降了足有20个百分点。到2007年，我国包括农业主收入在内的劳动报酬占比39.74%，同期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为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
另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廉价劳动力”策略的直接结果是，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振。这一点很容易解释，因为长期的低工资政策让居民没有足够的收入用于消费。劳动与资本所发生的这种结构性失衡，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更令这一情况恶化的是，我们缺失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恶性循环
中华民族本身就有“未雨绸缪”的意识传统，在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人们更趋向于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储备，这也是我国居民工资偏低但储蓄率高企的缘故。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并进一步加剧国人日常消费支出的减少。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我们的产能不得不寄希望于国外的需求，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国内居民在工资低且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没钱消费也不敢消费，政府与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外；中国的发展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内部的需求无法实现，这样一来，产业结构必然会进一步畸形化。
当前的这种发展模式，还决定了中国经济出口带动的顺差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而这种失衡又加剧了外汇储备的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虽然拓宽了中国货币体系的安全边际，但出口增多、外汇储备过多，经中央银行结汇后，本国货币发行也相应增多，对投资需求、物价及资产价格上升形成很大的压力。我们在赚取大量出口顺差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大肆购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概率。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仅没有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反而使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因此留下内需不振、经济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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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
韩和元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危机当推首因。眼下，全球股票市场已经崩盘，许多人将此归咎于美国的衰退。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全球银行资本损失引起的流动性萎缩。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如此庞大，其变化足以影响到实体经济。
就国内而言，央行有责。央行在低通货膨胀时期放出了太多货币，这些货币进入资产市场并导致通货膨胀，但央行非但不接受这一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反而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资产市场强劲的需求增长和超长的通货膨胀。如果为了对付通胀而紧缩货币，资产价格就会下跌，资产紧缩会引发需求疲软，因而央行不愿减少货币供给以控制通胀。最终，昨日的资产膨胀变成了今天的CPI通胀。
而这一切的促动因素却在于外汇增长过快、基数过大、储蓄过剩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外汇规模过于庞大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等问题，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
关于这个问题，从表象来看仿佛是两个问题，但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不难发现，问题的核心却只有一个。我们知道，外汇增长过快、基数过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问题——以出口为导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还是过于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而内需严重不足。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会畸形呢？原因是保障体系的缺失。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缓慢，“未雨绸缪”“自保意识”等，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并进一步加剧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的减少，这种现象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化。
面对当前的金融乱局，中国央行仍然坚持不变，因为其经济基本面仍然是坚实的。但到2008年年中，人们就清楚地看到，亚洲区也面临一场衰退。作为亚洲增长发动机的那些国家——比如中国——都是出口导向的，人民币的强势正对它们造成伤害。未来几年，人民币还将继续走高，最终导致亚洲经济区增长乏力。然而中国央行要被迫降低利率的话，将会打开中国阻止通货膨胀的最后一道闸门，从而面临通货膨胀高于增长率的情形。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保障体系的缺失，这种缺失必然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化——中国的发展不得不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而这又将促成外汇增长过快，从而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等问题，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
深陷“转型陷阱”
金发姑娘
关于这点，其实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张晓慧司长，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她曾公开指出，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以及围绕此战略长期形成的财政体制、收入分配体制、贸易体制、价格体制、汇率体制等因素有关”。
我们的财经官员对这一问题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却为什么不肯改革呢？也许法国人让“皮萨尼﹣费里的观点能够给予大家一定的启示：“中国的经济再平衡，以及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比预期要缓慢很多。此前的预期主要来自经济判断，但是，这一经济判断拗不过墨守成规的现实政治和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
目前的这种经济结构，正如蔡定剑教授所认为的，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结构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亦是一种莫大的挑战。也正是因为如此，美国人克鲁格曼为之忧心忡忡：“现在我说的是中国，另一个经济危机信号开始浮现，这是目前整个世界都不愿意看到的。”但问题正如让“皮萨尼﹣费里所指出的，这种局面的出现在于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
而对那些利益集团而言，当前的这种格局，正如《三只小熊》里所提到的森林里的那间小屋。而他们正是那位找到这间可以痛痛快快、舒舒服服过着美好生活的“金发姑娘”们。
对于这种惬意的生活，“金发姑娘”自然不愿意回到过去，也不愿意见到那三只熊回来。这种日子对她而言，是刚刚好的。回到过去，意味着得重新过着那种朝不保夕、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而那三只熊一旦回来，在“金发姑娘”看来，幸福生活就此一去不复返了。
转型陷阱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非常认同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相关观点，那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对现在而言，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转型陷阱（TransitionTrap）。
这种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这种格局阻碍了进一步改革的可能，既得利益者需要的是维持现状，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制度化、合法化，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金发姑娘”得把她无意间闯入的房子权属化一样，以此来保障其利益最大化。
那么，这种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在孙教授看来，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国大体体现了市场化的方向。政府主动将政治行政权与经济分离，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及控制弱化，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开始出现。在这个时期，体制的变革推动着各种社会力量的形成、孕育和发育。也正是由此，一个经济型社会开始有逐步取代政治型社会的趋向。
这个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活力，并使得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的社会力量得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这个过程中发育出来的那些最有力量的社会群体已逐步成熟起来了。而这些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开始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这就使得之后的改革和既得利益集团开始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
孙立平认为，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格局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不断定型下来的体制。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要将社会从结构与制度上定型下来，以期将其制度化、合法化。这种被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特结合为特征。这种混合催生了权力与市场这种近乎奇特的结合，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地获得了社会中大量的资源和机会，譬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出现的“官倒”。
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升级并趋于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遵循着权力和市场的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进一步打碎为市场因素，然后再通过权力重组这些市场因素。对此，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周东华亦认为：“（改革的）决定，最后都变成权贵利益，无法逾越利益集团的控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于2012年1月4日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有利益格局。他警告称：“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我们现在的所谓改革收益，几乎都是“沿着利益集团权贵设计的资本渠道，流向他们的口袋”。
国家对要素和资源的控制
对于我国为什么长期以来坚持出口导向这一问题，陈志武教授给出的解释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绝对、比例太高，导致中国内需不足。改革开放30多年，今天我们回头看，不论是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能源资源消耗等诸多问题，最后的症结点都与国家掌握太多的资源关系密切。他做过一个测算，今天中国75%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的，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