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缺少爱心是导致世界贫穷的原因，而贫穷则是我们拒绝跟别人分享的结果，我很喜欢特蕾莎修女的一段话："如果你做善事，人们可能会说你自私自利，别有用心，但不管怎样，总是要做善事。"它说明，一个人可以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而无需顾忌别人的评价。
特蕾莎修女就是这样做的，她无力改变全世界的黑暗，就努力使身边的地方变得光明。
在挪威，诚信高于一切在挪威留学期间，让我感触颇深的就是挪威人的诚信。
刚到挪威一个多月，我和一位挪威朋友开车去游玩。在路旁的一个超市旁停下来，朋友说要买两瓶水。我们进了超市，发现超市里没有一个人，我很疑惑，"营业员"去哪里了？朋友拿了两瓶饮料，按照价签，把钱放进了超市的自动收款机里。
超市没有营业员，也没有收银员，这里没有任何防盗设施，就是小偷不光顾，进来买东西的顾客顺手牵羊那不也是易如反掌吗？我问那位挪威朋友："如果有人进超市来拿东西，不付账怎么办？"他看了看我，脸上带着吃惊的表情。我的脸一下子红了，怎么能问这个问题呢？"不会的！"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挪威人的诚实守信。
在挪威，如果出行的路程超过一百公里，多数人都选择坐火车。火车站的站台是开放的。进站、上车、行车途中和到终点下车出站，都没有人检票，全凭乘客自觉，从来没有人逃票。也许有人会问，不检票，有人逃票也不知道。错了，每列火车总共有多少乘客，每一站上多少人，下多少人，列车员都会认真详细地统计，而统计出来的乘客人数和卖出的车票完全一致。
难道挪威自从有火车以来就没有人逃票吗？人人都讲诚信吗？也不是。在1986年，曾经发现了一个逃票者。当火车出发后，列车员统计出来的乘客是一千二百零六位，而车站售出的票是一千二百零五张。很显然，有一位乘客没有买票。于是，从来没有检过票的列车员们开始在自己所服务的车厢里检票。很快，那位逃票的乘客被抓着了，是一位叫索亚斯的中年男人。
索亚斯给出的解释是因为起床晚了，急匆匆赶到车站，火车就要开了，他担心赶不上火车，就没有去售票处买票。解释是没用的，按照规定，他必须补票，并且还要交纳与火车票面值相等的罚款。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处罚不重，要知道在中国逃票，罚款的数目可远远高于火车票本身的价格。别急，更严重的惩罚还在后面。从此，这个叫索亚斯的挪威人再乘坐火车，都必须主动去列车员那里检票。别的乘客坐火车在每个环节都不用检票，而他每个环节都必须接受检查。这还不算，因为逃票，索亚斯上了不守信用的"黑名单"，他如果再去银行贷款，就算是挪威首相给他担保，他也贷不到一分钱。更严厉的惩罚还有呢！到商场去买东西，如果你的诚信记录没有污点，一些商品你就可以先买回家试用，三天之后，如果觉得不好，可以退还给商场，但是，有过不守信记录的索亚斯则失去了这个权利。
不守信用会遭到这样的惩罚，谁还敢越"雷池"一步呢？
因为社会有诚信的氛围，所以，在挪威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信任的。拿考试来说吧，无论是多么重要的考试，都没有老师监考。每次考试，在试卷首页的上部都有一段誓言，翻译成中文是："我以我的荣誉起誓，我没有为了这场考试给予或接受任何帮助。"在这段誓言后面，留有一个小括号，那是考生签名的地方。记得我去挪威留学的第二年期末考试，有位叫泰伦丝的女生在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场考试前因为生病住进了医院。教授把试卷送到医院，对她说："安心养病，如果你认为可以参加考试，就在医院里把它做完。"教授并没有要求她提供任何人的监督。这位女生真的在医院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试卷独立完成，然后将试卷封好交给了一位护士求其代为送到学校。护士在信封上写下了："泰伦丝小姐在医院用三个小时独立完成了这场考试，挪威奥斯陆联合医院消化科的所有医护人员可以作证。"
在我求学的奥斯陆大学，对作弊者的惩罚是有规定的：一旦发现学生作弊，校委会会展开调查，一旦案情确凿，则该生无论背景、家境、学习成绩怎样，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大学。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斯格特教授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对一些有意践踏他人对其信任的人不留丝毫情面的惩罚，正是为了保证所有学生生活在一个充满信任的集体。"正是在这种甚至有点儿不近人情的体系下，人与人之间表现出了充分的信任，在挪威留学三年，平时的大考小考从来没有监考老师，我从来没有见过和听过任何形式的作弊行为。
在我们学院的实验室里，有许多贵重金属，如黄金、白金等，没有人专门管理，也没有监视。如需要，自己去拿就行了，用多少都不要紧的，但不能作为私用。如果你一念之差，顺便捎带了些回家，那么，这意味着你的信誉彻底完蛋，以后也不会有任何单位聘用你了。
在挪威人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德行，那么便没有尊严和信誉；而一个没有尊严和信誉的人，社会是不会接纳的。挪威人认为守信是最大的德性，其他良好的品质都是在守信的基础上衍生的。这也是挪威社会在用人时，看重你有无不守信用记录的原因。
生活在讲诚信的挪威，人人都会感到安全和轻松。因为有了诚信，就用不着整天提心吊胆地怕被谁忽悠，用不着总是在买东西时费尽心机地琢磨一件商品的真实价格，用不着总是为了"问题食品"的存在而担惊受怕。当然，它的前提是人人诚实，没有欺诈。
黑熊报恩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一个秋天，我随中南森林研究组赴大兴安岭考察。汽车在雪地中艰难地行驶着，尽管越野车的轮胎宽，花纹深，并有前后驱动力，但依然在雪地上不停地打滑。
突然，前面二百多米处出现几个黑点，慢慢向我们靠近。正当我们惊疑、猜测时，鄂伦春老汉大声急呼道："上车，赶快上车！这是群饿熊。"
恐惧中司机发动了车，加大油门，可车轮还是打滑。这时黑熊已靠近汽车，好家伙，总共六只，领头的大黑熊竟有成人那么高，一个个肚子瘪瘪的。
随行的解放军战士举起自动步枪瞄准了黑熊，"不能开枪！"老汉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枪说，"如果枪一响，它们会钻到车下或跑进树林里，那我们就完了。它们会不顾一切地咬烂车胎，把我们看起来，然后召集更多的黑熊来和我们拼命。"
"那怎么办？"大伙把目光转向老汉。
老汉说："别急。如今大雪封山了，黑熊很难找到吃的东西，一个个都饿疯了，车上不是带有吃的东西吗？"
于是，同志们七手八脚地把车上的面包、香肠、腊肉一块块地抛出车外。
六只黑熊扑上去，狼吞虎咽，很快就将食物吃了个精光。
但它们并没有离去，而是排成一排坐在雪地上，盯着汽车。
老汉说："把剩下的食品都丢下去。"为了保命，我们把车上能吃的全扔了出去。
六只黑熊吃的速度明显慢了。几只熊的肚子也渐渐鼓了起来，它们的目光也慢慢温和起来。那个较大的黑熊绕着车转了一圈，便带着其余五只，朝一片松林奔去。
好险哪，大伙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们又跳下车，继续推车。可用尽了全身力气，车就是不动。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六只黑熊从树林里转了回来，奇怪的是每只熊的嘴里叼着一根粗大的树枝。
只见黑熊把叼来的树枝，分别放在了汽车前后车轮的下面。
熊听见人叫，便朝车厢里望了望，那一双双小眼睛里，没有丝毫敌意。接着六只黑熊全钻到车底下，车子周围腾起一片白雾。熊在为汽车扒雪哩。没多久，熊又从车下钻出来，跑到汽车前边，头朝前屁股朝后排成一队，用头一起朝前拱，之后又头对头地用四只爪子向后扒雪，路面很快露了出来。
老汉激动地说："快发动车，熊在为我们扒雪。"
车走不多远又打滑了。熊又朝后跑去，把树枝叼起来重新放在车轮下，先打眼、后扒雪，如此这样反复了四五次，车走了约半里路，终于到达了坡顶。再向下是下坡了，黑熊们不再叼树枝，气喘吁吁地坐在雪地上，最大的那只黑熊坐在前面。
老汉说："那是只老母熊，主意都是它出的。"
我们非常激动，一齐向黑熊鼓掌致敬......印度国父甘地在1948年1月30日，一位上身赤裸，头戴印度头巾的清瘦老人在两个女孩的搀扶下走向通往晚祷会场的草坪，他双手合十向群众致意。一位中年男子跑到他面前，先鞠躬行礼，口中低声说道："圣父，你好！"忽然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枪，顶着老人赤裸的胸口连开几枪，殷红的血立刻染红了洁白的土布衣服，老人双手合十似乎想迈出最后一步，口中喃喃念到："神啊！"随后徐徐倒地。倒地时，这一双手合十的姿势依然未变。这最后的祈祷让世人铭记！
这位老人便是印度的圣雄--甘地，这位终身提倡"非暴力"的老人就这样死在狂热的宗教分子的枪口之下，结束了他平凡而又非凡的一生。
甘地出生在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家族里，甘地家族世代经商。他是现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印度独立前国民大会堂的领袖、印度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在20世纪上半叶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所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多次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的场面，在反英运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他的伟大人格几乎也是举世公认的！
他具有赤诚的爱国热忱，崇高的牺牲精神和追求真理的执着信念。在南非，甘地组织印侨反抗针对印侨的管理法。于是甘地和他的同伴前往印侨登记处登记，八个身强力壮的帕西族人尾随其后，领头的名叫米尔·阿兰。临到登记处附近，米尔·阿兰上前问甘地："你去干什么？"
"想按十个手指印，然后领取登记证。"
甘地话音未落，米尔·阿兰对准他下腹猛击一拳。瘦小的甘地不堪一击，当即扑倒在地，头部正撞上石头，嘴唇、两颊、额头都被戳破，一颗牙齿被撞松，其他人一拥而上，对甘地拳打脚踢，直到惊动了附近的人，阿兰等才拔腿逃跑。
即使被打成这样，甘地仍念念不忘他的保证。他躺在床上把登记表一一填好。
在场的人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曾保证过，只要我还活着，只要神准许，我一定要领到第一张登记证。"
他关心下层人民疾苦，善于体察民情并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第一次在印度乘三等车的经历让甘地终生难忘。他形容三等车厢就像一个令人恶心的大痰盂，旅客们所得到的待遇就像羊群所得到的那样可怜。但从那以后，他总是乘坐三等车游历印度各地，以便亲自体验三等旅客的疾苦。他常走村串户，或深入城市贫民窟中，当有的"贱民"躲在角落不敢出来，怕玷污了他时，甘地会主动走近他们，打消他们的顾虑。"贱民"们赤脚站在烈日下迎接他，他们告诉甘地："那边有清凉的水井，可是不准我们去汲水，我们又没钱掘井，只得使用牛喝水的井。"甘地安慰并引导他们："我们一定让你们得到干净的用水，但你们也不要再吃死牛肉，你们不改正这种坏习惯，我自然还是和你们亲近，但不能使婆罗门教徒接近你们。"
他生活清苦，安贫乐道。人们清理他的遗物：一架木纺车、一双拖鞋、三个小猴雕像、一本《薄伽梵歌》、一只怀表、一个痰盂和从耶拉伏达监狱带回来的一个金属洗脚盆。他惯常的装束是上身赤裸，下身用一片土布裹住，必要时才搭上一条土布披巾。不论是对群众演讲，还是同对手谈判，不论是在印度各地考察，还是到国外访问，他都不改常态。他后来解释说："如果我往英国去，我就是以代表的资格去，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我若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状态、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是代表有产者、有教养的印度人，我也需要穿着简朴，为的是替穷苦同胞谋福利。"
善良让她如此美丽十二年前，袁敬华站在自家低矮的房门前，看到两个聋哑姐妹往学校方向走去，不久又走回来，如此反复。她尾随而去，发现了真相：钟声响过，别的孩子进了教室，这两姐妹就趴在窗户上往里看，之后便落寞地往回走。原来，学校不收聋哑孩子。这件事牵动了袁敬华心底最善良的神经。她呆呆地站在那里，难受一阵紧似一阵。
其时，袁敬华高考落榜，老师同学鼓励她再复读一年，家人已经在县城给她找好了工作，但是两姐妹蹒跚的背影突然占据了她的脑海，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她出人意料地做出了第三种选择：教这对聋哑姐妹读书。
她的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反对。"这样做，你的前途在哪里？"父母问。
"我不要什么前途，只要她们有书读！"她的态度十分坚决。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家厨房里摆上了三只小板凳。十三岁的陈海霞、十二岁的陈海彬这对聋哑姐妹，平生第一次背上书包，欢天喜地来上学了，老师同学各就各位--如今闻名遐迩的山东省夏津县精华聋儿语训学校就是从这三只小板凳起家的。这是1992年9月。
十七岁的姑娘善良又单纯，袁敬华想到自己已经接受了高中教育，身体健壮，精神健康，花儿一样在阳光下成长，由己及人，她想让聋哑孩子也能嗅到知识的芬芳。帮助残疾儿童是全社会的责任，没人分派，袁敬华就把重担揽到了自己稚嫩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