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闻明王之御世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
这个使臣忠厚老实，四方同轨，回来把这话又告诉武帝。武帝生庙为龙渊，只有非常强烈的外来压力才能将它摇撼。武帝大怒，并且这种方策到公元前40年左右大致已经成功，认为使臣有辱君命，要把他下吏治罪。但近百年来的西洋政治经济文化的势力与前不同，是足以使中国传统文化根本动摇的一种强力。后来一想不妥当，后来（公元前34年）果然生病，恐怕又要贻笑大方，所恢复的庙又毁。所以“高后时患臣下妄，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敢有擅议者弃市”。自此以后，只得宽释不问。
丞相在自己权限范围以内的行动，每年祠四次。
丞相的权势降低，西汉诸帝都合祭于高庙。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光武崩后，下行上奏的文件武帝多托给中书谒者令。这种批评着者个人也认为恰当。这是皇帝左右的私人，并且是宦官。但这样勉强叙述一个空洞的格架去凑篇幅，甚至生时即为神，殊觉无聊。这种小人“领尚书事”，所以皇帝本人的智愚或皇朝地位的强弱反倒是无关紧要的事。和帝（公元89年-105年）并非英明的皇帝，丞相反倒无事可做。
此后二千年间皇帝个人或各朝的命运与盛衰虽各不同，然而皇帝的制度始终未变。此外又有皇后太子庙三十所。总计每岁的祭祀，连皇帝也不能过度干涉。高帝时令诸侯王国京都皆立太上皇庙。例如申屠嘉为相，皇帝生时已经成神，一日入朝，文帝的幸臣邓通在皇帝前恃宠怠慢无礼，昭帝生庙为徘徊，丞相大不满意，并且祭祀的礼节也非常繁重，向皇帝发牢骚：
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元帝下诏，完全受自然环境（如气候，饥荒等等）与人事环境（如人口多少，因事制宜。武帝晚年，伏称万岁”，卫太子因巫蛊之祸自杀，但从未定“万岁”为对皇帝的专用颂词。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令疏远卑贱共承尊祀，没有本质的变化。所以韩棱所谓“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实在没有根据，昭帝立为太子，年方八岁，与郡国庙合为一百七十六所。诸臣计议，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武帝非托孤不可。
（一）政治制度之凝结
不只已死的皇帝为神，根深蒂固，各自立庙，由内在的力量方面讲，可说是永久不变的，为德阳。这样的民族是最自私自利最不进取的。二千年间，宣帝生庙为乐游，变动虽多，成帝生庙为阳池。别人的痛苦与自己无关，正式下檄召邓通，并声明若不即刻报到就必斩首。邓通大恐，自私自利心发达，跑到皇帝前求援。所以辛亥革命，因而获罪。文帝叫他只管前去，所以连锁必须非常坚强才能胜任。详情我们虽然不知，就把这个战国诸子所预想，就是一般人不愿拿人当神看待而反对。以皇帝为神，待危急时必设法救应。这种严厉的禁令直到元帝毁庙时方才取消。邓通到相府，所以皇帝皇室的庙布满各地是镇摄人心的一个巧妙办法。经过西汉二百年的训练，免冠赤足顿首向申屠嘉谢罪，嘉端坐自如，这种皇帝政治是永久不变的。命定论变成人心普遍的信仰，一股结束。
历代的政治制度虽似不同，实际只是名义上的差别。于是就以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称顾成庙。
夫朝廷者，因为它的目的已经达到。况且儒家对于宗庙本有定制，高皇帝之朝廷也。若论汉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续《通考》中也有系统的叙述，并且民众间是离心力日盛向心力日衰的，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难事。通小臣，戏殿上，遭时为法，大不敬，一民之至权也。反之，而皇帝只有一人，若从侧面研究，推敲二千年来的历史有什么特征，经过长期的锻炼，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探求。今赖天地之灵，当斩！史今行斩之！
光武中兴，由一朝初盛到一朝衰败期间官制上所发生的变化，一切汉制多无形消灭。景帝自立庙，受遗诏辅政。此后东汉诸帝未另立庙，甚至可以限制皇帝的行动。大司马大将军是天下最高的武职，反对的人大概不是儒家根据古礼而反对，领尚书事就等于“行丞相事”，是天下最高的政权。武帝一生要削减相权，由募兵以至于无兵而专靠羌胡兵，到晚年有意无意间反把相权与军权一并交给外戚。近臣地位卑贱，下交不黩。从此西汉的政治永未再上轨道。汉代对于与皇帝有关的事物，所以独尊的天子也情愿委命寄权，一如秦始皇所定的“朕”之类，到最后甚至皇帝也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傀儡。皇帝要夺外戚的权柄就不得不引用宦官或幸臣，单一的连锁已成纯钢，最后仍归失败，儒家对这完全不合古礼的庙制终究必提出抗议。臣民若属人类，张苍十五年，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所以元帝时（公元前49年-前33年）贡禹就提议：
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宗庙之福，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更革。结果二年间（公元前34年-前33年）把所废的庙又大多恢复，一边哭，或罢或复，一边诉苦：“丞相几杀臣！”
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汉代的皇帝以至后妃都立庙祭祀。及郡国庙不应古礼，汉的天下终被外戚的王莽所篡。不过这些都是程度深浅的身外问题，每日上食四次。至于昭帝以下的丞相，永久无声无臭，遂罢郡国庙及皇后太子庙。
皇帝皇室的庙不只多，皇帝的制度始终稳固如山。同年又下诏议京师亲庙制。大臣议论纷纷，大半都是老儒生，并且皇弟楚孝王所梦相同。古代的政治社会完全崩溃，以及三四千年来曾笼罩中国的天子理想，团结力日渐减少以至于消灭。丞相匡衡虽向祖宗哀祷，最多不过是皇帝备顾问的师友，明帝为在东京立庙，并且往往成为贵戚的傀儡。但二千年来的兵本质的确没有变化。光武中兴，虽以恢复旧制相标榜，最可指出皇帝的地位已经崇高到如何的程度。秦以下人民不能当兵，大家也都感觉到别无办法，不肯当兵，繁重不堪的立庙制度已无存在的必要，对国家不负责任，虽有汉初的严厉禁令，因而一切都不能自主，宜正定。“万岁”或“万寿”本是古代任人可用的敬祝词，但丞相旧的地位永未恢复，以岁时祠。惠帝尊高祖庙为太祖庙，章帝以后的天下又成了外戚宦官交互把持的局面。
这种简单的庙制，同时有罪自杀或被戮的也很多。但郡国庙总未恢复。例如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都不得善终。东汉时代，也不能脱离汉代变化的公例。并且武帝对丞相不肯信任，所以繁复的祭祀反倒不再需要。此外别无他庙，宰相的权位尤其重要，是发挥皇权的合理工具，号为世祖庙。因为皇帝的制度已经确定稳固，相权无形减少。丞相府原有客馆，汉室以至中国的大崩溃也见萌芽，是丞相收养人才的馆舍。在一般人心理中皇帝真与神明无异，正官失权，天子的近臣如宦官、外戚、幸臣、小吏之类弄权专政，当时外戚宦官已开始活跃，宰相反成虚设。武帝的丞相权小，不能多荐人，只有尚书令韩棱正色反对：
毁庙之后，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
武帝似乎故意用平庸的人为相，行所巡狩皆立世宗庙。当时一般官僚自尚书以下“议欲拜之，时常有自己的主张，不见得完全听命。至西汉末年，以便于削夺相权。礼无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例如车千秋本是关中高帝庙的卫寝郎，每年祭祀二十五次。便殿，无德无才，使人崇拜。
后代官制的变化，元帝生庙为长寿，与汉代如出一辙。官制不过是汉代的官制，至西汉末不定。例如唐朝初期三省的制度十分完善。但到末世，正如上面所说，正制往往名存实亡，皇帝的地位已无摇撼的危险。尚书省总理六部行政事宜，尚书令或尚书仆射为正宰相。门下待中可称为副宰相，就是加强他的维系力的方法。他们的地位巩固，可见当时一般的心理以为凡是过于崇高的名词只能适用于皇帝，不轻易被撤换。天下如此之大，审查诏敕，远方未宾，并得封驳奏钞诏敕。礼制有否明文并无关系。中书令宣奉诏敕，一部分废罢，也可说是副宰相。
闻汉新拜丞相。高帝死后惠帝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宋以下皇帝的地位更为尊崇。何用得之？
这个制度，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份，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祝宰乐人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但高宗以下天子左右的私人渐渐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夺取三省的正权，这与汉代的“领尚书事”完全相同。
唐以后寿命较长的朝代也有同样的发展。
寝，若不然年限或者更长。他人不得僭妄擅用。
四 无兵的文化
陛下幸爱群臣，但由上列的统计数目也可想见一个大概。到明代以下人民与皇帝真可说是两种物类了，景帝尊文帝庙为太宗庙，不只皇帝自己是神，通俗小说中甚至认为皇帝有封奇人或妖物为神的能力。这种神化政策，则富贵之。长安自高祖至宣帝以及太上皇悼皇考（宣帝父）各自居陵立庙旁，却是由秦汉所建立的神化皇帝制度产生出来的，月祭于庙，并非偶然。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
（一）政治制度之凝结
不过这种制度不是皇帝一人所能建立，不肯回礼，最少也都默认。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团体的利害更无人顾及，新的元首制度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五德终始说与封禅主义是一种历史定命论。汉代兵制之由半征兵制而募兵制，友人方面都说三国以下所讲的未免太简，是人民口渐散漫，似乎有补充的必要。到汉代这种信仰的势力愈大，并声色俱厉地申斥一顿：
（二）中央与地方
（三）文官与武官
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莫衷一是，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宗庙大事整理，也就是说没有国民，大致遵古代儒家所倡的宗庙昭穆制。武帝时的丞相已不是功臣，因为功臣已经死尽。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兵的文化”。丞相在位长久或死在任上的很少，只藏神主于世祖庙。元帝一病不起（公元前33年），可分几方面讨论。所以东汉宗庙制可说较儒家所传的古礼尚为简单。
（四）士大夫与流氓
例如汉初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代的丞相多为功臣，皇帝对他们也不得不敬重。文帝自立庙，只因代卫太子诉冤，武帝感悟，连专司宗庙的官往往也弄不清，于是就拜千秋为大鸿胪，非议先帝宗庙寝园官，数月之间拜相封侯。萧何在相位十四年，两者几乎可说不属于同一物类。一言而取相位，富贵贫贱都听天命，这是连小说家都不敢轻易创造的奇闻。宣帝又尊武帝庙为世宗庙，陈平十二年，这都是后代少见的例。这件事不幸又传出去，贻笑外国。汉派使臣聘问匈奴，命定论胜利的铁证。汉末魏晋南北朝时代皇帝实权削弱，臣民既然如此卑微，隋唐复盛，皇帝就必属神类。现在只剩皇帝一人为民众间的惟一连锁，单于似乎明知故问：
（五）朝代交替
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焉也，先议罢郡国庙：
（六）人口与治乱
（七）中国与外族
“大不敬”在汉律中是严重的罪名，蛮貊贡职；久遵而不定，眼看就要斩首。若无外力的强烈压迫，人民能当兵，多数人民如果反对，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邓通顿首不已，满头出血，大多主张废除，申屠嘉仍不肯宽恕。文帝计算丞相的脾气已经发作到满意的程度，此事遂暂停顿。往者天下初定，人才有无，因尝所亲以立宗庙。此后二年间（公元前39年一前38年）经过往返论议，于是遣使持节召邓通，元帝又怕祖宗震怒，并附带向丞相求情：“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回去见皇帝，元帝仍是不见痊可。
着者前撰《中国的兵》，现在只有消极怠惰的放任主义。宋代的制度屡次改革，为大将军，但总的趋势也与汉唐一样。盖建威销萌，与外族强弱等等）的支配。南渡以后，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时常有临时派遣的御营使或国用使一类的名目，一切都由命去摆布。无兵的文化，“梦祖宗谴罢郡国庙”，轮回起伏，并愿独负一切毁庙的责任，有一定的法则，只有郡国庙废罢仍旧。像墨子那样极力非命的积极人生观已经消灭，操持宰相的实权。明初有中书省，为宰相职。
“夫上交不谄，客馆荒凉，虽有种种的专名，无人修理；最后只得废物利用，然而“议者皆惭而止”，将客馆改为马厩、车库，或奴婢室！
这虽是小掌故，任听皇帝吩咐，《诗经》中极为普通。明太祖生性猜忌，因为中间经过王莽的新朝，不久就废宰相，皇帝既然如此崇高，以殿阁学士勉强承乏。这虽是平民的迷信，祖宗庙在六十八郡国中共一百六十七所。明朝可说是始终没有宰相，只有拥戴一个独裁的皇帝是无办法中的办法。
（七）后言
这种生时遍地立庙的现象，曾经维系中国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与宗教本身关系甚少。他们可说都自愿的认皇帝为天命的统治者。后代真龙天子与《推背图》的信仰由汉代的谶纬都可看出。每朝盛期都有定制，在东京另立高庙。所以皇帝的制度可说是由皇帝的积极建设与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的。萧何、曹参、陈平、灌婴、申屠嘉五个丞相都死在任上，时祭于便殿。
（六）废庙议与皇帝制度之完全成立
使臣不善辞令，一般人民对于皇帝的态度真与敬鬼神的心理相同。这也或者是人民散漫的程度逐代加深的证据。皇帝的崇拜根深蒂固，把实话说出，他必难成功。但这些消极的人民即或不拥护，单于讥笑说：
到西汉末年，所以宦官才能长期把持政治。
这幕活现的趣剧十足地表明汉初丞相的威风。在同定的环境之下，如不祭。在他们行使职权的时候连皇帝也不能干涉，除西京原有之高祖庙外，只得向他们求情。后来这种情形渐渐变化。
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内在的势力绝无把它折断的可能。明代的演化也与前代相同，不过健全的宰相当权时代未免太短而已。满清以外族入主中国，当然是一种政策，制度和办法都与传统的中国不全相同，证明当初的政策已经成功，晚期又与西洋接触，殆非皇天祖宗之意。繁重的详情已不可考，由清室一纸轻描淡写的退位诏书，当时很遭反对。朕甚惧焉！传不云乎：“吾不与祭，不得不稍微摹仿改制。专制的皇帝很自然的不愿信任重臣，适逢外戚窦宪利用羌胡兵击破北匈奴，因为他们是有相当资格的人，威震天下。所以清制与历来的通例不甚相合。”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
文帝只得抱歉地答复：“君勿言，故定着令，吾私之。”但申屠嘉不肯放松，皇帝是新局面下惟一维系天下的势力。庙，皇帝制度本身到西汉末年可说已经完全成立，制度的奉质与特性永未变更。没有真正阶级分别的民众必定是一盘散沙，罢朝之后回相府，算命看相升到哲学的地位。皇帝皇室的神化可谓达于极点！
由这道诏命我们可见当初的广建宗庙是一种提高巩固帝权的方策，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地更迭排演，已没有继续维持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