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只有把卢森放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长河里，我们才能判断这一现象的独特价值。他发现了自己的实际“身份”和他企图摆脱这种“身份”的有限的反抗，其中包括着古老的中国正在经受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的巨大阵痛的意义。在我看来，小说《鬈毛》揭开了雾幔笼罩下的当今中国社会一种可怕的真实和无情的社会关系，那就是在一个法律上人人平等的社会里的观念上的不平等的严酷现实。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标志一个人价值的东西是权势和门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标志一个人价值的东西是金钱和财富；在真正成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里，标志一个人价值的东西应该是他的知识，才能和智慧的实现程度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那什要问，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标志价值的记号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目前的价值观是多元化的，是各美其美，各是其是的。但是，谁能否认，在这传统文化和封建意识极为深固的国度里，人的自我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意识还有待于继续解放，人的自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而实际上人的价值目前很大程度上还捆绑和附着在权利、父辈、门第等等之上。这也就是“鬈毛”其人的苦恼之源。比起他的那一对期待他“子承父业”的双亲；比起他的俗气十足的兄嫂；比起讨好的笑着的“馄饨候”，比起那个钱包鼓鼓却流露着卑贱者的懦怯的“盖儿爷”，几乎比起小说中所有的角色，“鬈毛”不是清醒得多吗？在这个意义上，“鬈毛”是个觉醒者、叛逆者，是高于其他人物的。
也许，我的这一评价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一个如此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不争气的角色，一个大学也考不上、无所事事的游民，怎么可能由他透出精神发展史的消息呢？他配吗？好象真理只能由气宇轩昂，威势赫赫或皓首穷经、学富五车的人来宣布似的。不，历史总喜欢给人开玩笑。“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的宝二爷恰恰在中世纪的暗夜呼出人文主义的气息；狂人偏能道破“吃人”的真相；疯子偏要吹熄“长明灯”，从一些似乎是顶没价值的弃客和畸零人、小人物身上的微妙变化来发现历史深层的变异朕兆，可说是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了。同样，站在我们面前的鬈毛也是不可轻视的。这倒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超人的智慧，恐怕只能是因为在某些极为错综的主客现因素的作用下，他幸运地充当了历史派出的“使者”而已。所以。总是喜欢研究必然而轻视偶然，总是相信理性而忽视非理性，总是寻找规范而排斥脱轨言行，实际上是阻碍着我们通往认识时代和人自身的道路。为此我赞赏陈建功把注意力投向了人海里一个失去目标的“流浪者”。
问题是，作为一个丧失目标的“流浪者”。卢森并不仅仅对自己的“身份”表示怀疑和摆脱，--如果仅止于此的话，充其量只给了我们一个“暗示”；他的意义还在于同时对父辈指给他的那种“活法”表示了怀疑和摆脱，试图“成为我自己”，试图找到他自己独立的生存方式和价值标准。当然，他没有找到，因而他只是个缺乏价值标准的价值立法者。这表现在他与父亲、与兄长，与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价值对抗，也就是他作为个人与社会对立的一面。自然最突出的还是“父与子”的冲突。有些读者已经发现了这部作品与赛林格的《麦田守望着》的相似之处。这一发现是很有道理的。“萨令格”（即赛林格）的小说涉及到那些不能够委身于成功和幸福等传统价值的人……他们识破了他们长辈的伪善，但自己没有找到任何他们能够对之委身的东西。虽则他们被相当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父母进进最好的学校而表面上很幸福，他们却习惯于对自己的各种动机进行过度的反省，而往往不能够在美国社会里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象考尔菲尔德一样不能容忍骗子，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成为骗子（《理想的冲突》47-48页）。这是宾克莱对《麦田守望者》的一段分析。如果光看这段分析，或者再对照卢森与菲尔德离家的情节，我们真的承认陈建功的小说与赛林格的小说是太相似了。可是，我们难道能够把卢森也归入所谓“不委身者”的“异化学生”的队伍之中吗？虽然同样是看穿了“父辈的虚伪”，同样是“进行过度的反省”，同样是“不能容忍骗子”，难道鬈毛与考尔菲尔德是同一种类型的青年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只有从变革的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才能确定卢森的性质。他的无聊、厌烦、“价值真空”是个暂时现象，他的“反传统”有中国化的特定内容，随着社会向现代化的发展，他的“价值真空”状态必然随之消失。
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卢森的叛逆意识是从家庭内部爆发出来的。这一点与我们民族心态的衍变关系密切。表面上看，他是不能容忍父亲对他的轻蔑的“恩赐”“好象他嘱咐的不是我，而是他裤档里的那个玩意儿”，还有他的不断受到父亲嘲讽的头发式样。其实，他是不接受父亲要他遵循的传统的生活模式和作人模式，他已从父亲的种种口是心非的虚伪造作中，窥破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没劲”。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品德叫做“容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源于儒家精神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血缘纽带，家族门阀几乎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父母负有依靠自己的权势安排儿女前程的使命；儿女受到父母护持和接受遗产又是天经地义，这一观念在今天也没有多少改变。虽然人们一面在抑制“血统论”和“株连”，另一面则是，连反映改革的《新星》也还不能不安排李向南有个北京作官的父亲，加上顾小莉父亲的支持等等。从卢森父亲为他谋到电视台的工作，从周围的人希望他“子承父业”来看，卢森也无时不处在这种传统的重压下。但是，他不但表示不做“幸福家庭”的“幸福儿子”，而且抖落了父亲的种种隐私：如何摸女记者的小手啦，如何一面写文章教训人一面计较稿费和讲课费开的低啦，如何研究部长的“表情”向上爬啦，等等。总之，由他勾画出了一个伪善的父亲和与之相连的“没劲”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倒觉得有必要为卢森的父亲做一点辩护。他并不是个品德恶劣的坏人，而是作为背负因袭重担的一代人中的一个，他们的个性长期得不到伸展，蜷缩在封闭的小生产意识的牢笼里；他们的成绩和贡献是无可否认的，但从精神上看无疑粘连在传统文化的躯体上。从根本上说，他的虚伪乃是传统文化本身违背人性的虚伪，所谓言与行的矛盾，人格理想与人格实际的距离。所以，卢森的言行只有在反对传统文化的虚伪上才有其积极意义。《两代风流》里有个高干子弟耿爱国，他也瞧不起自己的父亲，但那只是一种政治品质上的判断和批判；《没有钮扣的红衬衫》里的安然，也曾大声叫喊瞧不起庸俗的母亲，她呼唤着真诚。应该说她与“鬈毛”更接近，但她的反抗是直觉的、是包裹着青春热情的肤浅的扬弃；而卢森就不同了，在他的冷眼里，不自觉地带有企图挣脱血缘宗法纽带，羡慕现代生活方式和个性自由的倾向，因而跨出了更艰难、更重要的一步。不管卢森的弱点多么多，我仍然认为，他所发出的冷嘲之声还是属于中国青年反抗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的声音，这声音曾经绵延不绝；他所踏出的盲目脚步还是通向人的解放的漫长路上的脚步，这路上曾经前仆后继。
写到这里，我想一定有人会提出质疑：照你这样分析，鬈毛儿岂不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驱了吗？其实，我已经说过他只能算个心灵空虚的高尚者，行为消极的叛逆者。高尔基在谈到批判现实主义时说过，这种资产阶级的“浪子”文学，由于对现实抱批判态度，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它并不肯定什么。还说过如下有趣的话：“这些人可以叫做资产阶级的浪子，正象宗教性传说的主人公一样，他们从父亲的束缚下，从教条和传统的压迫下逃了出来，可是为了这些叛徒的名誉起见，必须声明一句：其中少数人已经回到本阶级的怀抱里吃烤牛犊肉了。”（高尔基：《论文学》335页）这段话其实是可以移赠给“鬈毛”的，如果不做机械理解的话。“鬈毛”也可说是个“浪子”，他好象是为了揭穿一切伪装才来到世界上的。他从家里逃出来到了喧嚣的社会，才完全暴露了他的脆弱和无能，也可以说他也揭穿了自己的伪装。从他嘲笑都都的“事业”来看（瞧兔崽子好德行！好象考上个破大学再加上那个二等奖，也真成了什么“事业”了，丫挺的就成了有一万个美人儿追着跑的英雄似的），他仿佛有极伟大的报负，可是一遇到脑满肠肥、趾高气扬的饭铺老板、遇到摩托车交易市场上的神气活现的车主，甚至“音乐茶座”上的愚昧而有钱的个体户们，他几乎丧失了可以与之较量的精神武器和价值尺度，只能据守着他那缺乏自我价值的“身份”。他原打算“蹭车”（不买票），在售票员的注视下却又忽然变得规规矩矩地买了票并改口说声“谢谢”；为了不致在大吃大喝的个体户面前丢脸，他克制地抿着那杯少得可怜的桔子水；“盖儿爷”对他来到下层人集聚的“地界”（茶座）表示诧异，他听了心理舒服。在这种时候，他不得不同时嘲笑自己，他不得不难为情地承认，他其宴已经沦为“盖儿爷”的“短工”和“小厮”了，最终也没有选出传统生活方式的网罗。如果说，在家庭内部“爷与子”的冲突中他象个勇士，那么在各种价值观和各种“活法”较量的生气四溢的大都市里，他就象个懦夫了。知识、职位与金钱、财富的分离，也许是当今社会的一种奇观。做买卖的“倒儿爷”可能是愚昧的，但他可以占有大量财富；有权看内部电影，出入人民大会堂的知识者及其子弟，却有可能囊中羞涩，用几个臭大葱包子充饥。“鬈毛”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要他去干“低贱”的活儿：他干不了；要他违背良知“吃老爷子”，他骄傲的心又无法承受。于是，他只能在物质与精神的断层里苦闷傍徨，在“高贵”与“卑贱”的中间地带徘徊盘桓。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卢森走上街头以后的描写，那五光十色、光怪陆离的当代都市景观，是这部小说最精彩、最有生气的章节，它在某种意义上，为即将兴起的“城市文学”开拓了道路，我所指的主要还不是作者善于绘状都市风貌的多姿多彩的笔，而是渗透其中的当代城市意识，对都市文化心态的当代性观照。固然那交响着吆喝声、讨价声、骂街声的活生生的都市之声从纸面呼之欲出，更让人赞叹的是，作者把各种“活法”及其民族根基活脱脱挪到纸上。即使每天跑“摩托车市”的人看了小说也得承认是一种奇景，这里“成了老爷们儿抖威风的地方啦”，“哪里是买车，是比赛谁的车棒，比赛车后面驮的那个妞儿哪！”这里看热闹的和买卖车的全有各自的“活法儿”。那个无聊到了悲哀地步的看客，沉重地“活吧”两个字真有无穷魅力和苍凉韵味。在“抽彩票大会”和“老剃头房”里，我们民族的狭隘、嫉妒、起哄、自欺欺人的“国民劣根性”得到了怎样刻骨的表现啊！作者的功力在于不但绘出表象而且挖出表象之下的心理底蕴。鬈毛就是在这种文化心态大交汇、大展览、大碰撞中，悲哀地发现了哪里都没有自己的座位，哪里都没有自己灵魂的栖息地。
但这毕竟是一个宝贵的“发现”。“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醒悟却总比沉睡要好，何况，并非无路可循，路就在社会实践中，“鬈毛”对旧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已感厌烦，对“新”的各种掺杂着愚昧、交混着土气和俗气的“活法”也不感兴趣，那么他到底要走向何处？他把老剃头匠制造的、为他父亲所赞赏的发式给“胡噜”了，表示了他不合作的决心，但那头发下的脑袋里毕竟只装着盲目的冲动。“云空未必空”，冲动可能转化为希望，希望就在社会实践中逐渐诞生，我们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充满希望和朝气的时代早晚会充实“鬈毛”的脑袋的。盲从比惶惑更可怕，在文化和价值更替的时期出现短暂的价值悬空并不是倒退。如果说“鬈毛”的自我价值显得虚渺空洞，那是它暂时与社会价值脱了节，当自己价值与社会价值如影随形的时候，“鬈毛”那种“睡在大马路边上的感觉”就该结束了。
小说《鬈毛》对我来说并不是没有遗憾。假若作者不是采用现有的严谨的闭合式结构，而是改为开放型的放射似的结构，“鬈毛”介入的社会面更复杂错综的话，它的涵盖力将会惊人的宏阔；假若“鬈毛”的灵魂里注入更浓厚的社会历史颜料的话，这一形象的辐射力还要加倍的强烈。不过，就是这副怪诞的侧面象--其精神实质也代表着当代青年基本精神的一个侧面，和汇聚在这副尊容周围的奇形怪状，沸沸扬扬和世相百态，也足以让读者长久地记住了。
1986年6月写于京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