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然不能忘情于茶叶。他回想起他从年轻时代就开始的茶叶之路，从日本刚回国时，二十几岁他就对茶叶进行过小本经营，结果失败。以后他全为国家工作，从上海商品检验局到祟安茶叶试验所，也是历经坎坷，最终还是失败。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参与比较大的经营活动，且是私人企业，但最终还是失败，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呢？
于是他有了独资办理一个小型机械制茶的设想，得到了他的夫人陈宣昭和朋友冯和法的支持。筹借到一些资金，他与陈舜年、乔祖同、冯金炜等人合作，从台湾购置来一套手工操作的制茶机器，在杭州租到了一个场地，他就开办了之江制茶厂。茶厂由仇锦清、吕增耕、董少怀担任厂长和技师，在一惯保持土法制茶的旧中国，之江是第一家机械制茶厂。制造的茶叶不仅品质好而且成本低。开始是代客制造，收取加工费，很快就积累了一部分资金，开始购进毛茶，进行精制，销价自然比土制茶高，获得了双重的利润，之江制茶厂的业务也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在杭州扩充厂址设备，增加产量，同时在上海外滩沙逊大楼租下了两间写字间，作为联系业务之用，之江茶厂声名雀起，建立了之江机械制茶公司，很快成为中国制茶界的佼佼者。
在从商期间，吴觉农也没有忘记他的茶叶理论建设。正是在那段时间，吴觉农自费出版了《茶叶全书》中文版。全书分上下册，印了1000册，临时堆存于之江公司。
在公司办公室里，还搭了一个阁楼，专为吴觉农的“战友”储放“行李”，因为这里是当时最安全的地方，由吴觉农派会计主管存放。吴觉农还专门拿出了1000元美元，放在会计处，只要有人以吴觉农的名义来取，就可以给他，不必记名字，只要记一下数目就可以了。对战友如此慷慨的吴觉农对自己却非常节俭，中午往往就吃一盒盒饭或者一碗面就对付掉了。
然而，吴觉农的宿愿是中国茶业的真正复兴，而不是个人一个厂的兴旺。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上海解放也指日可待，他有许多社会活动要进行，因此他把他的厂交给了夫人和助手，自己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迎接解放的事业当中去了。
自从吴觉农抗战胜利回到上海，他就和他的进步朋友们联系上了。“民主革命同盟”的主要负责人王昆仑、许宝驹、阎宝航、闵则候、曹孟君、于振瀛、陈建晨、谭惕吾等人，又都云集到了上海，因为“小民革”很多成员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他们常来往于南京与上海之间，实际上“小民革”的活动中心已经移到了上海，吴觉农就被推选为“小民革”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
1946年春，国共和谈破裂，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将撤回延安前，周恩来由王炳南陪同会见了“小民革”的负责人王昆仑、许宝驹、闵刚候和吴觉农，指示了小民革今后的工作方针。
从此，吴觉农就以他兴华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在上海金融、工商、科技科技文教等方面广泛开展了活动。1947年他同中央大学涂长望教授（小民革成员，1949年以后首任国家气象局长）成立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并开展活动，联系了很多科技界人士。
同时，他担任了由许涤新（经济学家，1949年以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毕相辉、勇龙桂主办的“现代经济通讯社”的董事长。
1946年，孙晓村接到了新四军方面的通知，地下党在上海办了一个进出口公司--合众贸易公司，由徐雪寒（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要成员，1949年以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石志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1949年以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负责，请吴觉农和孙晓村担任公司的常务董事，以掩护新四军在上海地区的商业活动。此外他们还同上海金融贸易界的中共党员，如广大华行的卢绪章（1949年后曾任外贸部副部长），中央银行计划处的冀朝鼎等有很多来往。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吴觉农的社会活动也越来越忙，这时，王昆仑、吴茂荪、阎宝航、闵刚候等都已离开上海，“民主革命同盟”成立了国内工作委员会，由吴觉农、金仲华、汪季琦、于振瀛等负责，还有胡绣枫、李建华、朱洁夫、钟潜九等常在一起讨论问题。
1948年的秋冬之际，吴觉农还与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交往，拜访了住在杭州的马寅初先生。吴觉农是受共产党的委托去拜访马寅初的。1948年夏秋之交，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也已经呈现出了土崩瓦解之势，当时的马老住在杭州，吴觉农因为之江茶厂之故，杭州常来常往，便受共产党之托去找马寅初，主要是让他警惕，不要被国民党政府挟持。
那是一个雨夜，吴觉农来到了马老杭州法院路的陈设简朴的家中。吴觉农二十年代就和他相识了，如今他们将一起进入五十年代，而且一个新中国很快就要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是多么兴奋啊。
他们一起谈畅谈新中国的建立，一起畅谈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敬仰，吴觉农问：“马老，您准备参加新政协吗？”
马老笑笑说：“我怎么可以无功受禄呢。”
在潇潇的雨声中，吴觉农从马老居住归来，他想起了差不多在三年前的1946年，吴觉农等一群在上海与经济学界有关系的朋友们，曾聚会为马老的65岁生日祝寿。并赠送了一张贺幅，上写五个字：“唯马首是瞻”。吴觉农记得，这还是许涤新的手笔，一晃三年过去，他们师生又将进入新的时代了！
不久之后，马老由中共党组织安排，去了香港，转解放区。
是的，当初的爱国人士，他们就是以这样一种心情在盼望、在等待新中国的到来。这一个历史时期，表面上看，吴觉农有一家自己的茶业企业，而实际上，他几乎都在忙于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事实上，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吴觉农就成为了民主革命同盟的上海负责人之一。他在沙逊大楼的之江制茶厂的办公室，实质上也就是同志们聚会的场所。上海解放前夕，从上海去香港的好几位民主人士，都是用吴觉农茶厂的职工名义托人购的机票船票才得以离开当时非常危险的上海的。而在平时，他奔走于消息灵通之处，把情报及时地向地下党通报，又把地下党的消息及时地告诉同志们。
就在这时候，他突然接到了一封发自美国的电报，一看落款，原来是老朋友陈翰笙发来的，很短：张兄有病，速找汤医生治疗。吴觉农一看也是吃了一惊，连忙与地下党联系，这才知道，也是他的老朋友，中共地下党员、小民革成员张锡昌，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他连忙找到了汤恩伯，汤恩伯这点面子还是给的，不过还是费了许多周折，因为张锡昌是CC派特务组织所捕，吴觉农又专门通过了陈立夫的关系才得以保释，总算是把张锡昌保出来了。为此，吴觉农还专门派人去陈的寓所送去了一笔礼物--高级龙井茶。
三月间的一个深夜，冯雪峰和骆宾基突然来到了吴觉农家里，吴觉农一看可真是喜出望外。骆宾基就是当年那个特意跑到他们上虞茶乡来与他一起开始抗日活动的东北青年，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了。冯雪峰要他赶快帮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使他摆脱国民党的监视，吴觉农当天晚上就帮助骆作了安排。
那段时间，吴觉农还与另一位重要的人物、解放后首任的林业部部长梁希先生发生了联系。
梁希先生在吴觉农的朋友名单上，属于一位友情极深的密友。他出生浙江吴兴，也算是书香门第，但父母早丧，生活清寒。少年时代他相信要富国强兵，所以考入浙江武备学堂，还被保送到日本去学军事。但不久他就离开军事学堂，去学了林业，成了中国著名的林业专家。吴觉农和他都是学农的，他们在农学会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又和吴觉农一起加入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1948年秋冬之交，国民党抓紧镇压进步人士，传来了国民党政府要加害梁希先生的消息。为了安全起见，吴觉农请小民革成员刘庆云教授陪着梁希来到上海，然后转到杭州，隐藏在杭州之江茶厂的小花厅。吴觉农的儿子吴甲选当时就在浙江大学读书，由他负责联络。吴觉农为了对梁希的安全负责，连吃饭等事都让人送去，就是怕梁希会出什么意外。一天晚上，他们收听到了延安电台的广播，当听到宣布国民党战犯名单时，梁老清矍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说：“不知道这些大人物成为阶下囚时会是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