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觉农和他的茶人同仁们，是在武夷山下迎来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的。那些天，他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胜利的欢欣之中。大家一致认为，茶业复兴的伟大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了。万万没有想到，胜利了，贸易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贸易委员会领导下的茶叶研究所本来完全可以以另一种管理方式沿续下去，但国民党政府以打内战夺地盘为宗旨，视中华民族的建设大业却如儿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茶叶研究所就这样草草移交给了地方，中国的一群最优秀的茶人面临重新择业。
八年抗战，吴觉农历尽辛苦，做出贡献，为中华茶业的振兴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但在国民党官僚看来，吴觉农却是他们的对立面，必欲去之而后快。重庆方面一纸电文，工作人员尽散，各自复员，这是对吴觉农的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吴觉农心里明白，起初让他到祟安来搞茶叶研究，虽然是他自己的最大理想，但在国民党政府中那些官僚们来看，这样的工作安排无疑却是一种贬职。而事实上确也就是一次贬职。一直站在茶农一边的吴觉农本来就是上海旧洋行和茶栈的对头，他们对他狠之入骨，却无办法整治，而重庆的官僚们同样视他为眼中钉。他们宁愿多化几个钱，也要把他驱逐到丛山之中。尽管如此，吴觉农在山间一片丹心，百折不挠，依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今，三年辛苦，一张电令，全部毁掉。中国茶叶又“复员”到了战前的凋零的局面。
回家的路变得异常艰辛，吴觉农想方设法才携妇挈子，乘着卡车，先从福建祟安回到浙江杭州，然后又从杭州到上海。
抗战胜利凯旋而归，吴觉农却面临着安家和立业两大大问题。导处无着落，工作无安排，他将何去何从。
上海的情况实在是怵目惊心，非始料可及。重庆的接收大员们满天飞，贿赂公行，争权夺利，路人为之侧目。“五子登科”，抢夺得是“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和女子”。市场上混乱一片，物价飞涨。吴觉农这个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人，现在竟然没有了立锥之地。
他居无定所的情况被京沪杭卫戌总司令汤恩伯知道了。吴觉农留学日本时，汤恩伯也在日本上士官学校。他是浙江诸暨人，同蔡树厚是小同乡。一些杭州、绍兴一带的同学，常在一位大家称为“大哥”的王树滋的上虞人家聚会。彼此此通有无，非常熟悉。回国后大家各奔前程，但还常有来往。所以，汤恩伯也曾是蔡树厚绍敦电气公司的座上客。汤恩伯少言寡语，绝对服从蒋介石，很快就得到蒋的宠信，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大将。吴觉自己倒和汤恩伯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但汤恩伯的夫人王竞白和吴觉农的夫人陈宣昭却是浙江新昌的小同乡。俩人一同进了杭州蚕桑学校，并同去日本学蚕桑专业。在日本留学时她们遭遇了日本历史上最为惨重的关东大地震，两人在绝望中抱着同一棵大树，互相慰勉才活了下来，成了比姐妹还要亲的姐妹。
因为这些关系，吴觉农、蔡树厚和汤恩伯始终保持着一些来往，抗战前夕吴觉农和蔡树厚到杭州，也常住在葛岭山庄汤恩伯的官邸。蔡树厚在那里偶然看到了一份某次“围剿计划”，还偷拍了下来，转送苏区，对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作用。抗战期间，汤恩伯被子委派带兵到北平前线南口抗战，蔡树厚、吴觉农在上海新雅酒店为汤恩件设宴饯行，临行前还到车站话别。就在这时候，汤恩伯轩为一点小事，当众痛打勤务兵一串耳光。蔡树厚与吴觉农在回来的车上说：“没想到老汤竟成了这样一个暴君”。后来汤恩伯在南口同日军打了一仗，著名记者范长江写了一篇有关他在南口抗日的报导，这才给了人们一些好印象。抗战期间，他们各奔东西，没有再碰到过。
此次相见，汤恩伯知道吴觉农还没有住房，开口就说：“觉农你要什么房子你只管挑好了。”
当时日伪遗留下来的空房子很多，再加上有汤司令的这样一句话，挑选的余地就很大。然而吴觉农即没有挑洋楼大厦，也没有挑花园别墅，他独独看中了四川北路山阴路大陆新村的两间普通的三层楼房，他们分别是九号和十号，他花了一笔可观的钱，把小楼买了下来。
房子虽然不大，但对吴觉农来说意义却非凡，因为这就是当年鲁迅先生居住的地方。吴觉农一生祟敬鲁迅，与鲁迅先生生前又有过交往，和鲁迅先生的弟弟周建人年轻时更有密切的往来，住在这里，他感到光荣，也感到踏实。
当时，居住在鲁迅故居中的日本人还没有动身回国，为了能够得到这幢房子，吴觉农也顾不上更多了，带着他的学生张堂恒就先在客厅里住了下来。
接下去，吴觉农的工作也成了问题。吴觉农回沪以后，本来还是打算回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的，但局长蔡无忌却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在整个抗战八年中，吴觉农在贸易委员会茶界活动中，可谓执牛耳者。而且在一般人们的心目中，吴觉农当的是官商，这些年成就那么大，贡献那么多，风头也是吃足了，怎么还可能回到商检局来低就呢。因此，蔡无忌事先已经把吴觉农的老职位给了吴觉农的老部下汤成。
这一来，吴觉农倒真是踌蹰起来，蔡无忌和汤成，一是他的老上级，一是他的老下级，他们互相尊重，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怎么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撞起车来呢。
他正在考虑出路的时候，接到了一位朋友的来信，说财政部长将派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去，可以争取参加。吴觉农抗战前曾到过台湾，对于台湾茶叶的产制也很感兴趣，很想进一步考察一下，这就向财政部说明可以参加。谁知不久接到一纸官腔十足的批条，上写：呈悉，仰该员静候派遣。
吴觉农看到这样的口气的官样文章，气得一怒之下，把批条撕得粉碎，他的心已经一次次地被伤害，但这一次是被伤害到家了。他在心里发誓：再也不和这个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打什么交道了！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对进步人士一般施行的是两种方法，或者是利诱，或者是威逼。如果你不加入他那个国民党，那么你就休想在这政府部门担任什么重要的职位。就是在一般的政府机关，也有所谓“集体入党”的强制办法，逼使就范。因此，一般不愿为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为虎作伥的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有很多人只得改行去经营商业，以谋得一个温饱。
而吴觉农这个时候的政治立场，是完全地站到了国民党的对立去的了。一到上海，他就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总干事涂长望（系中共党员，小民革成员，建国后曾任中央气象局局长）开始共同筹建该协会的上海分会，吴觉农在成立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专门负责经济及联络工作。
三月间，吴觉农生了一场小病，得以有卧床在机会，从容地读了一本他老熟人王任叔的著作《风下之国》。这本书原本是描写马来西亚一个小岛上华人生活的。那天，吴觉农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始终看完的原因，只是那是可能写到愈之和兹九的。
吴觉农是在想念他的老朋友啊，日本占领南洋之后，他和老朋友胡愈之就长期地失去了联系。读风下之国，忆风雨故人，吴觉农想念的总角之交早已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他在感情上，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他怎么还可能与国民党政府有什么交往呢。
吴觉农人生道路上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由此诞生，大约1946年至1949年的春天，吴觉农进入了他短暂的“从商时期”。
吴觉农从商，细细究来，不仅仅为生活所迫，也是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的。从中国茶叶发展的态势来看，吴觉农看到，抗战之后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法进入建设新中的正常轨道，所以，客观上在国民党政府里，他也根本无法推动实现他在1944年在茶叶研所所拟定的《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所提出的七个方面的规划了。而他对中国茶叶的战后发展，早就有了具体的思考。比如早在1943年他就提出：抗战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国茶制造的利用机械。他后来接受创办的兴华公司以制茶为专业，不能不说与他的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
吴觉农从事茶业多年，对茶业运动的有些关节处是有深刻了解的。1923年他就曾在上海筹备设立振华茶栈。那是因为吴觉农对茶栈的功能有着深刻的了解。茶栈的功能是制茶和出口，即是中间商，又是毛茶的收购商，与茶农利益有直接关系。吴觉农以后对茶栈的评述虽然多在其“剥削手段”和“投靠洋商”上，但从未低估过茶栈在茶叶出口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因此他一旦有机会亲自来操作，便旨在改变旧式茶栈中的各种陋规，以自己的实践来设定合理科学的生产关系。
还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是与政治形势有关的。要进行民主革命的活动，在当时的局势下，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只有从事商业工作，做一个“企业家”，才能有一个安全有效的活动空间。
正是在这样的一些背景下，吴觉农的老朋友孙晓村找上门来了。原来这时候的孙晓村也回到了上海，一面应聘担任了上海法政学院的教授，一面筹建由抗战期间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秘书长朱华担任董事长的兴华制茶公司。孙晓村请他出任总经理，他自己和吴仁甫出任副总经理。
战后集资组建茶叶公司的事，孙晓村在福建崇安时就同吴觉农商讨过。在孙的坚邀下，他就开始了他人生的一段“从商时期”。
早在筹划兴华公司的前后，吴觉农就应邹秉文的邀请，参加了台湾农业技术考察团，团长是邹秉文，团员除他，还有农学界的名流梁希、葛敬中、沈宗瀚和马保之等人。他们前往台湾参观了当地繁殖的印度亚萨姆茶种，同时也看到了各种粗制和精制的制茶机器。
因为有了台湾考察茶业的背景，吴觉农考虑实施兴华制茶公司设立台北分公司和事宜。这一次吴觉农与公司董事长朱华同行，并利用了这一次的机会自费订制了精制红、绿茶机器若干套，日后之江机械制茶厂就是利用这一次所购的茶叶机器为基础建成的。
吴觉农到底是一个行家，他一旦接手了兴华公司，那场面就做得很大。地点就设在北四川路横浜桥边，门牌为一六三号的一幢二层大楼，经常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光是工作人员就有六、七十人，公司一方面在平水茶区、皖南茶区、遂淳茶区自设制茶厂，一方面又恢复了东南茶区场厂联合会，并向银行贷款，用以贷给数十家私营茶厂，收购毛茶，技术人员多数被派往茶叶产地，上海公司仅留下了行政和会计人员。大楼里人来人往，十分热闹，门庭若市。房屋不够用，又租用了附近的多伦路2号伊朗人的一所花园洋房。茶商为之侧目，唯恐兴华公司会垄断上海的茶业。
兴公公司的资金实际上是有限的，但仍沿用了过去贸易委员会的一些做法。他们发放茶贷，向茶区订购茶叶，过去在贸易委员会工作过的一些同事，也在茶区设厂，为公司代制茶叶。兴华公司的场面铺得很大，自己的资金自然是远不能够应付的。由于朱华等公司的一些负责人和中国银行等经理向来相识，加上当时作为公开秘密的送礼暗息等办法，贷款还是比较容易的。兴华公司在产地收购的茶叶，都是利用银行押汇，调剂资金，运到上海，到了上海后多数又作抵押贷款，把籍茶贮存在银行仓库，用栈单作抵押，借到贷款，再交产地制茶和收茶。这种经营方法本来是“一石二鸟”，非常聪明，既在茶叶运销本身上赚钱，又可利用法币不断的贬值，取得巨利，尤其是后者往往比前者获利为多。所以当时有所谓“工不如商，商不如屯”的说话，屯积之风可谓盛行一时。
岂不知螳臂在前，黄雀在后，当时已高度发展的官僚资本是决不会让人民的私营企业自由发展的。国民党政府取消出口物资的统购统销，主要是让四大家族可以肆意掠夺，在他们控制下的银行放款给兴华公司，决不是为了“扶助私人出口贸易”，而是把兴华公司看作是渔人的鱼鹰，捕到了鱼决不会任其吞下去的，而是从鱼鹰喉中把鱼抓出来。茶叶是创汇的重要出口商品，他们决不会放任私人发财。他们开始对兴华公司大量放款，早具险恶用心。他们鼓励兴华公司作抵押放款，把箱茶掌握在物里，等待时机，予以吞食。
兴华公司开业不到两年，正在生意兴隆、兴高采烈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银行通知，以银根紧之类的虚假借口，强迫公司如期还清巨额借款。在仓卒之中，茶叶不易脱手，也无法另外筹得贷款，向银行一再恳求，银行终于图穷匕首现，要求把抵押的箱茶全部结价给银行，了清贷款。
这时候，市场早已在风传外汇正在调价，茶叶产地的茶价也已经开始上涨。公司迫于银行催款，不得已只好将全部抵押的箱茶作价还贷款给银行。没过多久，法币就大幅度地贬值了，出口物资价格飞涨，公司不仅无法再补进原来数量的茶叶，还把公司的老本都贴了进去。兴华公司惨淡经营，在产地制成箱茶，运到上海，眼看着成功有望，而一夜之间全被官僚资本吞噬。曾几何时，茶叶公司兴高采烈地开张，没想到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这又是一次对吴觉农的沉重打击。他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了官僚资本比洋行茶栈还凶狠，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穷途未路和穷凶极恶，也就有了更一步的认识。
事后回顾，兴华公司的失败主要是外部原因，如资金不到位、官僚资本的扼制、国民党货币的贬值和外汇调价不合理等等。但从经营的角度看，也有一些问题：一，在忙于各种业务时，相对忽视了出口贸易，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很好建立对外出口的渠道和网络，仍通过洋行或华商。如果极早自行出口，就不会造成茶叶的积压，也可避免银行逼债之累。在官定的高汇率下，对出口不利，但对进口有利，如果兴华公司早解决了出口问题，也可从上述方面获利，即把出口款项以支付方式购买货物进口以进补出。其次偏重于注意以红碎茶出口苏联，自制的绿茶和功夫茶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美、非洲国家，却没有很好解决销售问题。红碎茶由中央信托局经管，几经协商才获得一份订单。另外，公司开办时摊子铺得太大，开支之巨都是同行之最，所以很快就显得财务周转不灵。这是同吴觉农、孙晓村都缺乏管理私人企业的理念有关。
兴华茶叶公司是结束了，吴觉农的目光移向了他少年时代求学的杭州。实际上，抗战胜利之后，他和杭州茶叶界的关系就又密切起来了。特别是到了1948年之后。一月份他参加了杭州浙江制茶业同业公会成立大会，他是该会的发起人之一。三月间他又去杭州，这次去是参加浙江建设厅茶叶设计委员会的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吴觉农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一、希望杭州成为茶叶制造中心；二，开展茶叶对苏联的易货；三，改良茶叶品质，改进平水茶和推广台湾式红茶试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