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至2000年1月，我有幸借调到国家林业部《中国林业报》社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工作。虽然在这之前，我因参加文学笔会到过北京两次，但北京对我来说，仍然充满新鲜和好奇。
到北京的那天是星期天。烈日炎炎，专题与副刊部主任李青松专程到旅馆看望我。第二天上午带着我到报社领导办公室和各个部门认门，中午叫上专题与副刊部的全体同志请我吃饭，为我接风。一去，就感到报社浓浓的人情味。
那时候《中国林业报》社在和平里东街林业部旁边一幢很旧的筒子楼里办公，我去后在专题与副刊部做责任编辑，主要编辑文学版面，有时也编辑专题新闻版。去时刚好碰上报社正举办质量月活动，各个部门把自己编辑的版面张贴出来，相互检查，最后以出错多少评选“编辑之星”、“记者之星”、“校对之星”和“优秀部门”。那时候计算机的应用还没普及，稿件都是作者从邮局寄来，每天收到很多。从众多来稿中选稿、改稿、送审、画板、校对成为一个编辑的基本工作流程。专题与副刊部人手少，任务重，常常加班到深夜。有次报社一位领导到北戴河出差，顺便带我去玩，路上出了点小车祸，原定当天下午到达的，第二天凌晨才到达。在北戴河简单玩了一阵，想到还有工作任务，我立即坐火车回北京。出站后恰逢倾盆大雨，淋得落汤鸡似的。回到住处已是次日凌晨，换下湿衣服，立即加起班来……虽然国家级报刊要求严，但由于我在洪雅林场主要工作也是编辑报纸，加上自己有些文学功底，业务还算熟悉。一个月下来，我编辑的版面超过了其他同志，部分文章和版式受到好评。评选“编辑之星”时，一些领导还投了我的票。离开《中国林业报》社时，报社专门给洪雅林场党委发去感谢信。
刚到《中国林业报》社时，报社给我买了一张折叠钢丝床放在办公室，晚上住宿，白天收起。虽然条件艰苦，但省去来回挤公交车之累，再说办公室的电话还可以与外面联络呢。后来报社在三元桥外面给我和几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租了一套两室的宿舍，老乡送我一辆旧自行车。寒冬腊月的早晨，我与北京大多数上班族一样，骑着自行车行驶在车辆川流不息的北京街头。北风吹在脸上，仿佛刀割一般。一阵狂风刮过，仿佛连人带车都要被吹翻似的。到了办公室手往脸上一抹，满手黄沙。
《中国林业报》社没有职工食堂。中午离家近的回家吃饭，离家远的就相约一起出去聚聚，今天你出钱，明天我请客。酷暑季节，抱一个西瓜回去，划开后一人一瓣，甜得心里舒坦。有天我的外套破了，副主任张一粟要我脱下，她拿着针线在办公室一针一针地替我缝补起来。副总编李树明有次请我到他家吃饭，我觉得空着手不好意思去，他同意我买两斤葡萄，小贩多称了二两，他坚持付了多出的5角钱……
在北京，利用工作间隙，我拜访了许多文化名人。贺敬之、浩然、李瑛、魏巍、陈建功、高洪波、柯岩、袁鹰、张锲、刘恒、邓友梅……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晚辈，他们的指点和教诲使我受益匪浅。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在四川工作时就认识，到北京后经常去他家玩。吉狄马加和他家人对我很好，有时留我吃饭，有时带我到楼下院子里散步，有次别人送了吉狄马加两张游泳票，他还带我去亚运村的一家游泳馆游泳。
在北京，最难挨的时光是星期天。别人合家团聚，自己孤零零一人。后来混熟了，星期天要么去老乡那里玩，要么去三联书店看书。在三联书店浩如烟海的书架上找出自己喜欢的书籍，坐在洁净而又有空调的书店里痴痴地阅读，忘却了时光的流逝，忘却了肚子的饥饿。
在北京，最快乐的就是替家乡做事情。宣传家乡的文章有种亲切感，家乡的领导也很高兴。家乡的朋友发表作品不易，在国家级报刊发表更难。每逢自己编版时，总是尽量安排一些这样的稿件，领导也理解。有同事曾对我开玩笑说，自从你到《中国林业报》社后，都快把《中国林业报》办成《瓦屋山》报了。1998年10月发生北京记者虚假报道洪雅林场乱砍滥伐事件，我及时做了一些疏导工作和补救措施，受到家乡领导的大力表扬。后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把我从《中国林业报》社借调去，主要是搞科普教育活动，能为家乡做事的机会就少了。
在北京，每到黄昏，心里就涌起无限的思乡之情。想念家乡，想念老父老母，想念年幼的儿子，想念一个人带着孩子既要种田又要照顾老父老母的妻子。1997年底，因飞机票和火车票难购，腊月二十几了我还滞留在北京。有天中午出去吃饭，北京街上很多饭馆都关门了。天空中飘着雪花，我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陈星的《流浪歌》的歌声，泪水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
如今那些时光已经远去，我也离开新闻行业多年。回忆在北京工作的日子，这才发现，那些年在北京，收获的不仅仅是成长和锻炼……
2012年3月8日于雅安
原载《雅安日报》2012年3月25日
《四川作家网》2013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