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利益的落差形成了很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加剧了城镇就业压力，使得失业问题更加突出。中国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它与庞大的农民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约有2.5亿农村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产业人员，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其中，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吸纳了约1.5亿农村劳动力，进城农民工约有1亿人。19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资本和技术增密效应，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中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农业人员，现有的3.6亿农业人员还需转移2亿多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趋势和艰巨任务，对城市已经非常紧张的就业状况提出新的严峻挑战。
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迁导致就业结构的变动，结构性失业使中国失业问题的雪上加霜。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大规模产业结构的变动导致结构性失业。产业结构变化对失业问题的影响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其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不协调状况，是造成当前就业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农业劳动力绝对数下降的趋势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中国农业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吸收新增劳动力405万人，约占全国每年新增就业人数的1/3。从90年代开始农业劳动力绝对数出现大幅度下降趋势，由新增劳动力就业机会的主要部门变为排斥劳动就业的主要部门。与之同时，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工业部门吸收新增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减弱，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不仅难以吸纳新增劳动力，而且还产生了数以千万的下岗职工，导致失业问题十分突出。
其二，就业结构变动速度与整个社会发展速度尤其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有着密切的关联。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渗透性要素，其变化日新月异，在推动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动速度加快，从而加剧了结构性失业。科学技术进步不断开拓出新工艺、新产品、新市场，在创造着新的就业岗位的同时，自然和轻松地把一些传统行业、技术和工艺及其所伴生的就业机会排挤出人们的视野。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愈快，产业结构的变化就越大，结构性失业问题就越严重。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论，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由70%下降为50%这一变化，美国用了50年的时间(1820-1870年)，日本用了60年时间(1870-1930年)，而中国仅用了17年的时间(1978-1995年)。中国农业部门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对非农业部门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其三，与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相伴随，产业结构呈现出如下的发展趋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并举→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少、资本密集型产业多。这种趋势反映在劳动力需求上，则是对劳动力数量的相对减少和劳动力质量的相对提高。“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方面，一些新兴产业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局面，高技能人才和新兴技术人才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低素质的劳动力供给却绝对过剩，非熟练、低技能劳动者基数过大、比例过高、供给过多，就业困难群体在增大。例如，在城镇，由于受年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制约，一些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越来越低，失业周期越来越长，逐渐形成一批基本生活比较困难的弱势群体；在农村，除了政策环境、社会体制、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外，农民文化素质低、缺乏基本的技术和技能等自身条件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不能大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情况下，一方面，可能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趋缓；另一方面，可能加剧城镇的就业压力。低素质劳动力供给绝对过剩是导致中国失业问题严峻的一个重要成因，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个突出难题，劳动力供给质和量的内在矛盾是中国失业问题中一个难解的结。
第三，中国经济转型导致的体制性失业成为当前失业问题突出的重要因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伴随着公有制经济吸纳劳动就业能力的不断下降，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而释放出大量的富余人员。有学者认为，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来劳动力的70%以上也是在非公有制经济就业的，这使得公有制经济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数的比重迅速下降。实际上，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所有制性质上的就业结构变动，如果说这一数据是真实的，那么必然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一方面，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放下历史包袱而使其隐性失业人员显性化，没有理由在强调民营企业国民待遇的情况下要求国有企业继续背上历史包袱参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所有制结构上的就业比重的变化，不能离开大量中小型国有企业民营化运动的社会背景，而把原来国有企业的就业比重移植为非公有制经济对就业的贡献。因此，体制性失业不是用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就业结构的变化来阐明公有制就业能力的下降趋势，而是折射为国有企业在新经济体制中的洗礼重生以及在此背景之下对传统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论修正。
进而言之，体制性失业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上，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转变为间接调控经济，改变了过去“高就业、低效率”的城镇劳动就业体制，实行国家、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新型就业模式；在微观层面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强和市场化步伐的加快，确立了市场主体自主用工和个人自主择业的双向选择机制，国有企业中存在着大量冗员的隐性失业趋于明显化。随着注重增长速度向提高质量和效益转变、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一些部门仍然积淀着的大量富余人员会进一步显性化，作为中国一种独特形式的隐性失业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第四，就业观念滞后是失业问题尖锐化的重要主观原因。就新增劳动力主体的大学生而言，其就业观念受到一些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在工作地点的选择上，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是毕业生优先考虑的地方，而农村和西部区域遭到冷遇。在工作单位的选择上，国家机关和科研院所等部门和单位是大学生的首选，其次是时兴的“金银财宝，两电一草”的行业趋向尤其明显，“金”是金融，“银”是银行，“财”是财经，“宝”是保险，“两电”是电信和电力，“一草”即烟草，而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是迫不得已的临时性选择。另外，就业观念方面存在的选择偏向不仅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在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身上同样存在。部分下岗人员宁愿领取基本生活费，也不肯到相对苦、脏、累、险的岗位上去工作。在南京近郊的失地农民就业有“三不”：离家远的不干，工作累的不干，收入低的不干。
但是，在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现实的生活压力下，社会成员的就业观念正在逐渐趋向成熟和理性。大学生就业观念也在不断地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出现新的变化。据报载，现在大学生毕业并不急于找工作，甚至出现把父母联系好的而且被一些同学羡慕的工作予以辞掉的现象。不急于工作是由于他们更加重视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一些大学生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学生选择考研或者出国。他们认为，自身实力增强了，就不怕找不到好工作；只要自己有本事，不是你去找工作，而是工作来找你。即使打算就业的学生，由于其就业观念和择业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就业选择也更加趋于多元化。据调查，选择机关事业单位比例有所下降，选择大中型私营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比例有所上升。同时，设想自己创业的比例和实际创业的学生人数都有所增加。
3.失业问题的治理对策
失业问题的治理涉及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指导思想、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以及教育结构、宏观调控和市场体制等一列深层次的体制性和制度性等方面的问题。在就业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我们在政策选择和体制安排时，要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积极体现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投资政策、金融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上来；同时，确立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促进充分就业并举的发展战略，实行能够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把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将扩大就业和富裕百姓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基本目标，这是治理失业问题的基本要求。
第一，健全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体系，发展较完善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就业被列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一般说来，解决需求不足性失业的方法是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例如提高政府购买水平和转移支付水平，以刺激总需求，提高就业水平。在规范企业用人行为和劳动力市场秩序、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实现的基础上，积极促进充分就业。这需要充分运用财政和信贷手段，加大对促进就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加用于促进就业的资金投入。例如，对于吸纳较多失业人员，可以适当减免其税收，并把小额贷款、税费减免、后续扶持等政策措施有机结合起来。
全面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设，加强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提供优质就业服务。改进职业介绍方法，改善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的设施和手段，提高就业服务机构的工作效率，为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提供迅速、准确、权威、完善的信息服务，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就业服务的运行机制，实现就业服务体系的制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为求职者和用工单位搭建沟通的桥梁。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建设例如，“美国就业库”网站是美国最大的就业市场网，每天发布职位空缺信息，失业者和公司都可以通过自动搜索来实现各自需要的满足；欧盟国家在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方面的主要措施尤其值得借鉴：一是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快速适应企业及求职者的需求变化，二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三是对失业人员的帮助着眼于“个性化”的连续服务，四是掌握劳动力市场动态变化趋势以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计划。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经费主要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其主要职能就是促进就业，而不是纯粹的商业机构。
对中国社会来说，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困扰着民众和政府，政府在构建和形成稳定的促进就业政策体系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加强公共服务意识，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这包括：健全基层就业服务组织，构建社区劳动保障平台，完善公共就业服务制度设计，大力加强劳动力市场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和现代化建设，形成城乡统一、内外开放、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引导职业培训事业的发展，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创造更加良好的劳动者自主择业和自主创业的环境。
第二，建立和完善以劳动者自主就业为主导、以市场调节就业为基础、以政府促进就业为动力的就业机制，促进就业方式多样化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形成以劳动者自主就业为主导的新的就业格局。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和创业，是建立新型劳动就业体制的核心。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由劳动者根据本人的兴趣、条件和专长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有利于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劳动者应当根据市场和社会的需要，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条件进行创业。通过兴办企业或其他实体，不仅为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而且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甚至还能够为其他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以创业带动就业。
顺应用工需求多样化的趋势，各国的就业方式因势利导地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大力推广非正规就业和弹性就业。鼓励非正规就业可以缓解就业压力，非正规就业包括各种临时工、非全日制就业者、季节性雇员、租借性雇员、自由职业者等。尽管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和估算口径有很大的争议，但非正规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已经为各种数据所证实，并成为一种全球趋势。非正规就业不仅在创造一个就业机会所必需的费用方面比较节省，而且可以大量吸纳经济结构转移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失业者，并在为居民提供个性化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承认和保护，各国政府以多种形式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良好就业环境，以推动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发展。例如，欧盟明确规定，非全日制雇员与全日制雇员如从事同样的工作应得到同等的小时工资，并在病假、生育工资、职业年金等方面获得平等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