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的使命，需要对剥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剥削的经济强制性与超经济强制性进行理论辨析。剥削对于社会公平而言，对于社会主体和人类道义而言，是不合理的。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剥夺剥夺者，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共产党宣言》声称：“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但是，剥削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而言，则是合理的。合法性正是基于这种合理性基础之上，没有一定合理性的支撑，合法性是荒谬的、是怪诞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在回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这一问题时，他讲得清清楚楚：“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非公有制经济之存在和发展，是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是合理的合法的。尽管是合理合法的，但如果不对其收入加以调节和限制，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这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典型的经验和教训。就雇佣工人阶层而言，这种剥削在很大的程度上带有经济强制性，对任何人而言遭遇剥削可能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现实选择，至少从理论上来看，大概没有人愿意被剥削。在这里，愿意遭遇剥削的人只有一种特例，这是紧接着下一段要讨论的问题。换言之，剥削事实上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经济强制，让这种事实判断更为尴尬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剥削不仅具有经济强制性，而且具有超经济强制性，这种超经济强制性就体现为在经济强制性基础上的对雇佣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和人的尊严的剥夺以及对其人格的公然践踏和污辱。
当我们言说非公有制经济不合理的时候，实际上存在一个隐性的参照系，即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性。公有制经济的合理性是建立在没有剥削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之下这是天然合法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在国有经济中，工人的劳动绝非其全部所得的事实，那么这种合理性就会被弱化。暂且不讨论其剩余劳动的去向问题及其公平问题。从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公有制经济中的个人越来越感受到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并进而沦落为雇佣工人，那么这很难解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中作为劳动者的个体性的区别何在。所有这些现象的存在，使得理论在面对中国现实生活的时候呈现出一种的理论“双轨制”的现象和理论本身的“人格”分裂的感觉。
（二）失业问题及其综合分析
失业成了全球性的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份全球化趋势的展望报告中认为，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渐萎缩的就业机会，会使第三世界国家负担更重，并将导致移民潮、加重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的冲突。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教授在《劳动的终结》中告诫人们，信息时代的全球经济正在使劳动的本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各国首先要面对的根本问题似乎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成千上万劳动力的失业问题。
中国似乎没有出现例外，在进入21世纪前后，失业问题便成了中国社会发展和贫富矛盾中尖锐的社会问题。2002年中国城市居民在对城市主要社会问题的排序中，失业问题位列第一。2004年中国党政干部在对今后一段时期保持社会稳定的主要条件的判断中，“解决下岗失业问题”位居第二；在关于中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的社会问题的判断中，“失业问题”位居首位。从中国失业问题的发展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政策路线和指导思想方面的原因使失业问题隐而不显，其真正缘起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而使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失业问题方才逐步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
城镇失业问题与贫困问题密切相关，是贫富矛盾尖锐化的重要根由。城镇居民一般靠就业谋生，一旦失业就没有任何收入而陷入贫困。大量的失业者已经成为中国的新贫困问题——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部分。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失业率对警戒线的逼近，不仅使得城市失业问题凸现出来，而且加剧了城市的贫困现象，并进而成为贫富分化和贫富矛盾中的突出问题。失业者成为城市贫困人群的主体，使得失业问题与城市贫困问题交织在一起，失业问题的研究就成为城市贫困问题研究的延伸和对贫富矛盾的深层背景挖掘。
1.失业问题的社会影响
失业是一个关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里所探讨的失业问题主要是指有就业能力和就业要求的劳动人口没有就业机会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或者有能力并愿意从事适当的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非自愿性失业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当一个社会的失业率达到或接近一定程度(国际社会公认的警戒线为7％)或者当社会普遍感到就业困难的时候，失业就成为一个制约经济发展、影响政治稳定和阻碍社会进步的严重社会问题。
一般认为，失业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结构性失业，指因经济结构变化或者劳动者正常流动而发生的失业。换言之，客观上科技进步推动的产业兴衰或者主观上劳动者的择业更替，使得劳动者和工作事实之间发生时空错位而产生失业现象。对于劳动者主体来说，这种结构性失业表现为所谓的摩擦性失业。二是总量性失业，即由于社会总需求不足或者劳动力的数量始终大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而带来的失业。
从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来看，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意味着拥有巨大的可供开发利用的劳动力资源，可以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有利于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和竞争力。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就业、低工资、低效率”的指导思想和计划体制，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日趋衰退，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适应。另外，就社会事实本身而言，几乎不可能实现完全就业甚至是充分就业。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必然产物，失业现象不可能立即消除，特别是在一个生产力落后和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国情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失业的存在有其必然的历史根源和客观现实性。
社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失业是正常的和合理的，但是失业率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或者失业警戒线，就会出现失业问题。失业问题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甚至成为城镇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障碍。
从对社会成员本身的影响来看，失业问题关系到民生之本。失去职业，就没有收入，人们就失去了生存保障和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对于劳动者来说，获得工作岗位或者拥有一份职业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是人们平等地进入社会生活和融入正常的社会环境的必要条件，是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及获得社会承认和人格自尊的经济基础。失业问题不仅仅带给人们收入的减少以及生活水平的降低，而且它对人们还产生心理安全感的巨大冲击。失业人员会产生自卑心理，对生活和再就业缺乏信心，会引发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和心理焦虑感。工作权利的剥夺是对人最基本权利的剥夺，失业人员的被剥夺感和失落感极有可能引发社会心理的巨大震荡，使他们远离社会，甚至产生反社会心理。研究发现，失业者普遍存在失落、消极、怨恨等不良心态，而且其不良程度会随着失业时间的推移而加深。失业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的一系列微妙变化，会使其产生巨大的社会心理落差，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的“元老级”职工，认为企业和国家能有今天的成就，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而产生深深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提高就业率并尽力实现充分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失业问题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失业率过高，不仅造成劳动力本身的浪费，也是劳动力生育生活和教育费用的浪费。劳动力是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和最具创造力的要素，因而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是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同时，失业率过高，过多的劳动者收入锐减，会导致社会购买力不足，市场疲软，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发现：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减少2.5％左右；反之，如果就业率提高1％，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增长约2.5％。据此，降低失业率就意味着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不仅使失业者受益，也增加了国民财富。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物质资源的闲置是不同的，劳动力如果被闲置一年，这一年就永远失去了。显然，失业问题不仅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导致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治理失业问题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相得益彰。
从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来看，失业问题加剧贫富矛盾，对社会整合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严重的失业问题必然会增大贫困群体的队伍，失业者的家庭收入会下降甚至失去收入来源，因而失业问题会加速社会分化，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进而加剧贫富矛盾。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阶层发生急剧分化，失业所导致的收入下降是社会分化尤其是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途径。同时，中国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摒弃打破了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由于单位再也不能给职工完整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而使原有的社会整合功能不断下降，加之由于失业问题所引发的现实生活压力，使得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地位日益边缘化，从而对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产生隐患。实现充分就业是消除大面积贫困现象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有效途径，不仅关系着亿万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着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广大劳动者安居乐业，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第二次世纪大战后，西方国家政局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度重视和解决社会失业问题，防止了社会矛盾激化。反之，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失业等社会问题重视不够，失业率居高不下，往往加剧社会危机。2001年底国际劳工组织召开“全球就业论坛”会议通过的《全球就业议程》指出：“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它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这使得工作成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积极解决失业问题，既是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和切身利益的重要措施，是消除贫困和缓解贫富差距的必要条件，又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源和增加社会财富的必要前提，是增强社会活力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2.失业问题的基本原因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众多，国民教育水平较低，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就业矛盾十分突出。尤其是新增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想缠绕，城镇就业压力加大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化的转移速度加快相伴随，中国社会转型的体制性失业和就业观念的滞后相互交织，使中国失业问题颇为复杂，治理难度加大。
第一，人口数量巨大这一基本国情是失业问题矛盾突出的根本原因。人口基数过大，劳动力供求总量失衡。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从1950年初期的“五万万”增加到1980年的10亿人口。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认识到人口数量过大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把“计划生育”纳入了基本国策，但巨大的人口总量已经奠定了失业问题的国情基础。我国失业问题中最基本的矛盾就是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矛盾，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必然会演变为严峻的失业问题。
具体而言，中国劳动力供求总量失衡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包括大学毕业生就业和转业军人安置；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而且，从长远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短时期内企求劳动力总量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不现实的。因此，这三个方面所形成的对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也必然是长期的。
其一，这种就业压力与中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上升时期密切相关。据统计，1980-2000年，中国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1%。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较快，从而导致劳动力供求总量失衡。
其二，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上升，与就业弹性的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加剧了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就业弹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发展高新技术和知识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客观需要和必然选择，但是，在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保持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使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就业容量减少。同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量，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分别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20％-30％和10％-15％。1979-199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9.7％以上，就业年平均增长近4％，但是1997-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达8％以上，而就业年平均增长下降为不足1％，就业弹性系数从0.477下降到0.177。这种变化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增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相对减少有着直接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