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祥
1984年底，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调我到省图书馆任馆长兼馆党支部书记，明确讲，“为了搞好工作，实行馆长负责制”。1985年初省文化厅的正式任命下达后，厅长杜天文和几位副厅长到省图书馆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在宣布对我的任命之后，几位厅领导相继讲话，一致强调实行馆长负责制，由馆长兼书记以便统—领导全馆工作。而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省级图书馆，有实行支部(总支)负责制的，有实行支部领导下成员分工负责制的，也有的干脆就叫支部书记负责制。总之，书记是一把手，主持全面工作；行政领导为支部成员，分管行政、业务工作。
虽然当时的“大气候”是在文教等基层单位的领导体制中，已提出了推行院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馆长负责制，报纸也在进行宣传，但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于“支部研究”，“书记说了算”，馆长负责制还是件新鲜事，既无具体规定，又无经验可循。为了便于工作便参考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的办法，把馆内领导工作大体分为两条线：一是建立行政领导系统，即馆长办公会制度，由馆长、副馆长、馆长助理、办公室主任参加，研究决定有关行政、业务等全馆大事；馆中层干部会，由部、科、室主任(科长)参加，主要是征求意见，讨论、贯彻馆长办公会决定事项；全馆职工大会，动员、宣传贯彻涉及全馆的大事。这是保证实行馆长负责制的一种机制。二是建立党的领导系统，即三会一课制度：支委会、党小组会(有时是支委扩大会、党小组长参加)、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政工科长列席)作为机关支部，从行政、业务的具体工作中解放出来，主要抓党的建设，加强党管党的工作，对机关工作只起保证监督作用，不负领导责任。
两条线划分后，实际上就把党政分工明确了，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几年的实践证明，这样做对行政、业务、党的工作都有加强。在贵阳和成都先后召开的两次西南区五省七方图书馆协作会议上，受到一致好评。据了解，重庆图书馆后来在改支部负责制为馆长负责制后，效果也很明显。
由支部(书记)负责制到馆长负责制的转变，开始很不习惯，有认识问题，也有党政职责不清的问题，因而有些工作还需互相配合，协同进行。例如1985年馆内分配新修住房问题，方案由支部制订，分房名单则经分房委员会、部科室主任(科长)会反复讨论，征求意见，最后支部逐户审查定案，张榜公布。就是说头尾都让支部出面起决定作用(当然行政领导也参加)，而中间大量的工作，如调查研究，酝酿讨论，三上三下，则是馆长领导下的各级行政职能部门起决定作用。这样交叉进行终于做到了大家基本满意，把极为尖锐复杂的分房问题“搁平”。这是党政协同工作的结果。证明馆长负责制是重要且正确的，但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得到支部的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党政分开乃大势所趋，有些事实在分不开或一时难于分开，就共同负责，联合进行。在一个基层单位，什么事都要分得一清二楚也是很难的。
我在工作期间的第二件比较重要的事是，积极支持青年人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以提高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从而提高服务质量。到1986年，参加电大、夜大、函授以及正规院校学习的职工达五六十人。绝大多数是参加由图书馆辅导部按正规电大要求主办的电大图书馆学专业学习，属半脱产性质；一部分人结业后，还考入北大图书馆学系本科继续深造。也有参加省电大汉语言文学或到外语学院、四川美院脱产学习的。为了提高服务质量，还有意识地安排、督促期刊部分管外文期刊的同志去夜校学习外语，给予报销学费。当时图书馆仅二百五十多职工，同时有五六十人参加各种类型的学习，不能不给馆内各方面的工作带来影响。首先是馆内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辅导部大部分力量参与办学，任劳任怨数年如一日；政工科、行政科积极支持，尽可能提供方便条件，各部室主动安排解决工学矛盾问题。其次，为鼓励职工学习，实行了一些奖励办法，特别是为了缓解突出的工学矛盾问题，还增加过少数临时工在部室顶班上岗。所有这些都要增加开支，使本来紧张的经费更为拮据。但是这项工作是为了培养人才，提高人的素质，进而提高图书馆工作的质量，得到了宣传部、文化厅领导的大力支持，认为这是图书馆建设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是有远见的明智之举。
在省图书馆的第三件事是积极支持扩大开架阅览。在原来半开架、开架的基础上，曾一次扩大开架阅览四万多册，增加读者阅览座位一百多个。这在当时条件下，也是费了很大力气的。对开发图书资料为经济建设服务，也进行了可喜的尝试。由“封闭”到“开放”，从旧式的“藏书楼”到现代化图书馆，是一个历史进程。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图书馆工作当会展翅腾飞。
四川省图书馆前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