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换作普通人，有了这样大的功劳簿可躺，应该一辈子吃喝不愁了吧？可傅斯年却不，他认为自己这点功绩根本不值得一提：“幼稚！”幼稚不幼稚，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是他的这种表白，却一下子暴露了他的本真性情——说穿了，就是一个狂傲。一个学生运动的总头子，平时在校园里走路却两眼朝天，谁跟他打招呼，总是受理不理的，这不是狂傲是什么？但话又说回来，他也的确有狂傲的资本。
景仰蔡元培先生
1929年傅斯年曾写有一篇文章，表达了对蔡元培先生的崇敬之情：
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我以受师训备僚属有25年之长久，颇见到蔡先生生气责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说，说和我有关的。蔡先生一切待人接物，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若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有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只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虽然他是不重视宗教的。关于这一类的事，笔者只举一个远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路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
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制约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安福贼徒，指北洋皖系军阀操纵的官僚政客；袁氏遗孽，指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余党。）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
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苦劝俞平伯留学
傅斯年的刚烈四座皆惊，但他绝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对真正的朋友，他不但多情，而且总是尽责到底。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和傅斯年是北大的同窗，友情甚笃。在傅斯年的怂恿下，1920年，俞平伯和他搭同一条船，踏上了赴英国留学的航程。旅途上，二人高谈《红楼梦》，成为俞平伯后来研究红学的契机之一。不料到达伦敦，仅仅住了10多天，世家子弟出身的俞平伯，因不习惯无人照顾的生活，又思念家人心切，即决定回国，并很快登船启程。傅斯年闻讯大惊，当俞平伯乘坐的日本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时，傅斯年也从伦敦匆匆赶来，加以劝阻。
后来，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是怎样劝阻的呢？俞平伯回国后，曾描写了当时的场景：“有两个人站在船头甲板上，絮絮地说着，带哭声地说着。‘平伯！你这样——不但对不起你的朋友，还对不起你自己！’”直到暮年，俞氏在日记中仍满怀深情地写道：“老傅追舟马赛，垂涕而道之，执手临歧如在目前，而瞬将半个世纪，故人亦久为黄土矣。”可见傅斯年力谏的这感人一幕，给俞平伯留下了极深的记忆。然而，俞平伯归国之心却终究无法扭转。
傅斯年深知，接受西方的现代教育训练，对他们这一批知识分子意味着什么。故而，他极力劝阻俞平伯克服困难完成学业。很难想象，如果傅斯年不把帮助朋友提升学养和境界视为自己的一种责任，他会在俞平伯归国的问题上，如此惶恐，并一掬素少轻弹的男儿热泪吗？傅斯年没能让俞平伯回心转意，非常失望，专门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及此事，说俞平伯“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于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
这是一个真诚对待朋友者的心声！世上朋友多矣，但如傅斯年这样的，又有几人？
【名家小传】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生于山东聊城。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
傅斯年生于一个旧式的举人之家。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大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1919年夏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
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翌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并任主编。1929年春，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兼任北大教授。1932年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1937年春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
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但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了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罗家伦在北京大学：“五四”领袖，活跃分子
时年22岁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3位著名领导者之一。他只用了15分钟就写就了“五四宣言”，文中严正指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当时汇集于东交民巷的学生大约3000余人，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代表他们与外国使馆交涉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是罗家伦。
进北大主修外国文学
民国六年（1917）夏，罗家伦21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被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自1917年到1920年，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当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搞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其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
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他也是罗家伦的浙江绍兴同乡），他那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地发出了共鸣。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自己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
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是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胡适更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大钊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到北大的一年，适巧也是罗家伦进北大的那一年——1917年。罗家伦回忆说：
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暮气沉沉，真是腐败极了。教员之中，没有一点学术兴趣的表现。学生在各部挂名兼差的很多，而且逛窑子个个都是健将。所以，当时北京窑子里有“两院一堂”之称（“两院”者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者京师大学堂也）。
蔡元培初来北大时，本科分为4科，有4个学长。蔡到任后，重聘4科的学长——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宇。并决定工科按期结束以后，并入北洋大学；而将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大。这件事自然引起工科中很多的反对。
文科方面，则生气较多。胡适之是新从美国回来，章行严也到学堂来教几点钟逻辑。国文方面，则由蔡挑了一批章太炎的学生如黄侃（季刚）、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朱希祖等；更有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和一位“两足书柜”陈汉章。还有一位刘半农，本来是在上海做无聊小说的，后来陈独秀请他到预科教国文。当时大家很看他不上，不过慢慢地他也走上正路了。
英文方面，则有辜鸿铭，担教外国诗。从前有几个英国人——英国下等流氓——在里面教英文，蔡到以后，一气把他们辞退了。这件事闹到英国公使馆出来干涉，而蔡不为之动，所以把无聊的外国教员肃清一下。但是以后所添的外国教员，也并不高明。除了一位地质系的葛利普是一位特出的学者，替中国在地质学上打下一个很坚固的基础。
理科方面，则有秦汾、何育杰、王烈、王星拱等一类人。法科则以官僚任教为多，如余荣昌、张孝簃等，都是大理院厅长一流的官。法科一直等到民国9年（1920）下半年，王世杰、周鲠生等加入北京大学以后，才日见起色。最初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整顿。
所谓文化运动的出发点，还是文科。因为蔡元培对于聘请教授是主张兼容并包的。凡是一种学说苟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在学术上是说得过去的，他总让他在大学中有机会去发展。所以，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急进的陈独秀，都能熔化在一炉；而北京大学遂有“百派争鸣”之势。（蔡之取兼容并包主义，有时候也有太过度的地方。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改老》，挺可笑，蔡先生居然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
各派之中，势力最大、而且最易号召者，便是所谓新、旧文学两派。当陈独秀没有进北大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4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又接上了，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
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罗家伦曾去看他，觉得胡适之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的。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的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
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了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
《新青年》的编辑与作者
当时的新青年社，是由6个人轮流编辑的。
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
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2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1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还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
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询，做过意大利公使。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这个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
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6大编辑之一。
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罗家伦觉得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的能得简，且没有综括的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只是因为他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所以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当时大家对于他不很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新青年》除了6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