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毕生珍惜时间博览群书。其中，“三复四温”式阅读和“不动笔墨不读书”是他主要的读书方法。
他在青年时期就熟读了《史记》、《汉书》等古籍，并且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于喜爱的史书，他也是反复研读，并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画上一个圈做记号的习惯。所以，他读过的许多书籍中，均留下了他读过二遍、三遍的圈记。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时即有“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的习惯。他喜欢做内容摘录，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符号，作批注、写读书日记以及在原书上改错纠谬。
不求速度，但求质量，厚积才能薄发。
华罗庚初中毕业后自学高中内容，先用慢工夫打好基础，再逐步加快进度，他用五六年的时间才自学完高中内容。由于学得扎实，到清华大学没多久，他就听起了研究生课程。
“厚薄”法。华罗庚把读书过程归结为“由厚到薄”、“由薄到厚”两个阶段。当你对书的内容真正有了透彻的了解，抓住了全书的要点，掌握了全书的精神实质后，书就由厚变薄了。愈是懂得透彻，就愈有薄的感觉。如果在读书过程中，你对各章节又作深入的探讨，在每页上加添注解，补充参考资料，书又会愈读愈厚。因此，读书就是由厚到薄，又由薄到厚的双向过程。
革命老前辈徐特立先生也曾经说过，读书不要贪多求快，而要定量有恒。如果做到日积月累，锲而不舍，定能学识丰富，金石可镂。
现代生活节奏在加快，我们每天忙碌于职场，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少，读书的时间更少。想要抱着一本书，认认真真地阅读几天，的确是一种奢望。不如每天定量定时，给自己计划出一个阅读时间，并长期坚持。如此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总有一天，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自己读了那么多的书。
读书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放松。有些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地掌握知识，便有了贪多求快的浮躁，而他们多数因为功利心太强，使心情浮躁，给自己的阅读带去负担。把阅读当成一种茶余饭后的自我充实，慢慢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读书质量自然会提高。
练习书法时的一些心得
因读李太白、杜子美各六篇，俗作书之道亦须先有惊心动魄之处，乃能渐入正果。若一向由灵妙处着意，终不免描头画角伎俩。
——曾国藩格言
曾国藩不仅是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且还是有成就的书法家。他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被他其他的成就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在其《日记》、《家书》等文章中频繁出现。他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
曾国藩对书法一直情有独钟，尤精楷书、行书，即使在战争时期，仍坚持每天写字。他的书法圆润秀劲，自成一家。近人符铸云：“曾文正公平生用力至深，唐宋各家皆有尝习，其书瘦劲挺拔，欧、黄为多，而风格端整。”马宗霍亦云：“文正德业，三代后一人，传世无俟于书，顾平生于书，博习穷擅，未尝少懈，每欲合刚健婀娜以成体，然秉性宜重，笔迹随之，故终以刚健胜。至于骨之厚，血肉之润，则衡岳之崔嵬，洞庭之烂漫，盖钟灵于山水者深矣。”
他初学书法也像其他人一样，先是临摹字帖。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曾国藩不但书艺与日俱进，对书法的领悟也日益加深。对于写字，他也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1． 在执笔方法上
古人最常用的执笔方法是“拨灯法”。据钱载说：“拨灯之法，谓如对油灯之灯心（芯），挑拨便起，则此人之手不重不轻，实指虚掌，微微运掌以起之，以此之手，执笔运腕，即可写字耳。”这是历来习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方法。但曾国藩不为成法所囿，悟出自己的一种习书方法，曰“修脚法”。
他在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
“偶思写字之道，如修脚匠之修脚。古人所谓‘拨灯法’，较空灵，余所谓‘修脚法’，较平稳。”
“拨灯法”用拇指和食指提笔，以中指和无名指使笔前后活动，以小指使笔左右活动，故运笔灵活自如，写字“较空灵”；而“修脚法”就像捉刀，用拇指、食指和中指提笔，以食指使笔前后活动，以小指使笔左右活动，运笔沉着有力，“较平稳”。以“修脚法”执笔最适合写公文类文章，这种运笔方法适合曾国藩。
2． 在执笔高低上
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虞世南曾说：“笔长不过六寸，提管不过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实掌虚。”而曾国藩却在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十一日致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大约握笔宜高，能握至管顶者为上，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尚可习。若握近毫根，则虽写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断不能写好字。吾验之于己身，验之于朋友，皆历历可验。”
曾国藩认为：“若握近毫根。则虽写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断不能写好字。”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执笔“近毫根”，则仅能用指而不能运腕，而运腕比用指力量要大，活动范围也要广。因此，执笔“近毫根”仅能写小字且乏力道可陈，故不足取。清代书论家朱履贞也表达了与曾国藩同样的观点：“学书第一执笔，执笔欲高，低则拘挛。执笔高则臂悬，悬则骨力兼到，字势无限。虽小字，亦不令臂肘著案，方成书法也。”
3． 在用笔上
如同许多书法大家一样，曾国藩十分重视用笔，在他的《日记》与《家书》中多次论及。
他曾记道：
“日内思作字之道，用笔贵勒贵努，而不可露勒努之迹；精心运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于用勒用努者。”
又记道：
“日内作书，思偃笔多用于横，抽笔多用于竖。竖法宜努入抽并用，横法宜勒、偃并用；又首贵俊拔，后贵自然之势。”
他密切注意成功书法家在用笔上的特点与长处，并与自己的对比，他曾写道：
“夜思作书之法，刘石庵善用偃笔，郑板桥善用蹲笔，王梦楼善于缩笔，惟努笔近人无善用者，古人推米元章最擅胜场，吾字如此，自报甚思耳。”
于用笔，他有诗云：
“侧势远从天上落，横皮杂向努端涵。刷如丹漆轻轻抹，换似龙蛇节节衔。”
4． 在书法艺术上
曾国藩认为习字：“刚健、婀娜二者缺一不可。”由此可见，曾国藩书法的整体风格是阳刚与阴柔并济，寓圆润于秀劲，合雄奇于淡远。
曾国藩强调“乾道”，即要有阳刚之气，他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的家书中说：
“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
又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初六日致诸弟的家书中说：
“凡作字总须得势，务使一笔可以走千里。”
曾国藩注重“坤道”，即阴柔之美。他在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二十四日写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
“无论古今何等书家，其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
又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二十日的家书中教育儿子纪泽说：
“作字时，先求圆匀。”
同时，他强调书法的阴阳美，从技法到取势到风格形象，或以阳为主、阴为辅，或以阴为主、阳为辅。即有主有宾、有主有次，阴阳美方能并存。若阴阳各半，相互平分秋色，则阴阳互抵而全失。他这一从实践教训中得来的高超见解，对于今天的书法创作，有着重要的指导价值。
5． 在用墨上
曾国藩在用墨上提出要有神光活色，他说：
“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种神光活色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间，故能使光气常新也。”
曾国藩在习字的同时，也不断地自我反省，他对自己习字见异思迁而无成果耿耿于怀。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二十日写给曾纪泽的信中，他写道：
“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一日，他又在日记中反省道：
“余平生以无恒之故，百无一成，即写字一端，用力亦不少，而时进时退，时好之，时不好之，时慕欧、柳，时慕赵、董，趋向无定，作辍靡常。”
他批评了自己的无恒和不专一。从中，他找到了自己书法未成体的原因是间架不稳。后来，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练习，终于有所突破。
曾国藩一心想整合北碑南帖，兼容刚健婀娜，但这导致其书法不可避免地个人面貌不强。晚年的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
“是日悟作书之道，亦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端，偏于阳者取势宜峻迈，偏于阴者下笔宜和缓。二者兼并鹜，则两失之矣。余心每蹈此弊。”
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今天仍生机勃勃。书法精品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蕴自然的灵性、溢美的芬芳、凝智的妙趣。
练习书法能丰富人的头脑，提高整体修养，修养浩然之气，还能起到锻炼的作用。同样，写得一手好书法也是一种交际手段，会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所以，不妨学习曾国藩，临池泼墨，快乐无涯。
汉代杨雄说：“书乃心画。”的确，每一幅书法精品都是作者技法的妙用、雄才的挥洒、大智的奔涌、高怀的展现，总之，是作者心智运行的印迹。所以，通过看人写字来观察人的性格多少有些根据。同样，练习恢弘大气的书法，也会将自己培养成为宽广大气的人。同时，练习书法还会让我们心情平静、安详，有戒除焦躁的益处。所以，闲暇时练练书法，也是陶冶情操的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