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曾国藩召集诸将议论军务。他先发言道：“诸位都知道，洪秀全是从长江上游东下而占据江宁的。现湖北、江西均为我收复，江宁之上，仅存皖省，若皖省克复，江宁则早晚必成孤城。”此时，一向沉默寡言的李续宾从曾国藩的话中意识到下一步的用兵重点，就试探着插话问道：“大帅的意思是要进兵安徽？”“对！”曾国藩见李续宾听出了自己话中的真意，就当众称赞了他。曾国藩说：“续宾说得不错，看来你平日对此已有思考。为将者，扎营攻寨算路程等尚在其次，重要的是胸有全局，规划宏远，这才是大将之才。续宾在这点上，比诸位要略胜一筹。”其他将领也连连点头，认为曾国藩说得对。
曾国藩是很善于赞扬别人的。他听完李续宾的发问后，立刻发现了对方的一个优点，当即就抓住时机，在众人面前准确而及时地给予大力赞扬。这在李续宾听来，无疑会增强自信心；在其他人听来，也仿佛接受了一次教导。一句准确及时的赞扬，收获两个好的结果。
当众表扬的作用往往要比私下里表扬的作用来得大。由于一个人的行为受到公开赞扬，他日后的行为在无形中会受到其他人的监督，迫于公众认可的压力，其日后必将设法继续保持自己的良好行为。所以，当众表扬对员工的好行为形成一种新的内驱力，又产生了一种新的外动力。
反之，批评员工，则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如果当众批评指责犯错误的员工，因为面子问题，有时员工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心里不接受，而且容易口头上反驳、顶撞领导，这就把领导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在这个时候，领导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不予计较，还是放下身段与员工争吵？无论怎样，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了。
如果领导能选择与员工单独交流，照顾员工的面子，员工就能心平气和地考虑问题。然后，领导再注意批评的艺术性，就能让员工较好地接受批评，这样效果比较好。
做领导如此，在日常为人处世中，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红楼梦》中，薛宝钗就懂得批评的技巧。
《红楼梦》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说道：众目睽睽之下，黛玉吟出《牡丹亭》中的诗句“良辰美景奈何天”应对鸳鸯的“左边一个天”；又以《西厢记》中的诗句“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应对鸳鸯的“中间锦屏颜色俏”。机敏的宝钗当即听出破绽，但坐在一旁的她却不动声色，未出任何言语，只是若无其事地回头瞟了黛玉一眼。
第四十二回中又说道：第二天，宝钗独自找到黛玉住处，一见面便以半玩笑、半批评的口吻说道：死丫头，还不赶紧跪下，今个儿我要审审你！黛玉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宝钗没有立即说出缘由，而是与黛玉继续说笑，在说笑中，宝姑娘见黛玉已心无顾忌，放松了警觉，便笑着提及前日黛玉与鸳鸯所对诗句之事。
《牡丹亭》也罢，《西厢记》也罢，在封建社会均被视为禁书，大家闺秀岂能私底下偷看此类“坏”书？黛玉一想起当时自己的失态，早已羞得脸飞红，一个劲儿地满口向宝姐姐央求讨饶。宝钗顺手做个人情，不再往下追问，只是拉着黛玉坐下来，像不曾发生过此事一样，一边儿品茶，一边儿闲聊道：“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极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兄弟都在一起，都懒得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烧的烧，才丢开了。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识字的倒好……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得黛玉感激涕零，垂头吃茶，心底暗服，只有一个劲儿地点头称“是”的份。
宝钗发现了黛玉的失误，没有当众指出，给黛玉留了面子。然后，独自找到黛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巧用暗示，点到为止，留有余地。既给足了黛玉面子，又指出其危害，既注意批评的分寸和场合，又兼顾批评对象的性格特征，黛玉哪里还有不心服口服之理。至此，人们不难想象，倘若宝姑娘沉不住气，在酒桌上就出林姑娘的“洋相”，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后果呢？
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我们既批评过别人，也被别人批评过。批评得当，既能确立批评者的权威，帮助被批评者自我纠正，对事态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批评不得当，不仅会挫伤被批评者的积极性，也会伤及批评者自身。由此可见，掌握批评的艺术尤为重要，使用批评也要掌握好技巧。
总之，从表面上看，表扬和批评只是一种手段。但是，这种手段背后却蕴含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实施手法。同时，这些不同的手法也会带来不同的效果，这就要求人们在实施的时候以公开表扬、私下批评为原则，然后再根据具体对象具体对待，让表扬与批评都达到最好的效果。
除了公开表扬、私下批评外，领导者还应该注意平衡使用表扬和批评，不要光表扬而不批评，这样会助长员工的骄傲。员工对表扬变得麻痹，越发没有动力工作。也不要一味地批评，这样会使员工性情压抑，不会提高工作的积极性。
表扬要准确，要具有典型性。这样一来，可以既表扬了这个人，也对他人起到激励作用。
批评性格孤僻的人时，语言要含蓄，进行开导式批评，点到为止。对于性格开朗的人，批评方式可以是直截了当的。否则，他们会感觉你这个人不痛快。对脾气暴躁的人，等他的心情平静下来后再批评。对敏感、聪明的人，批评可以选择暗示的手法。
言传身教时刻培养人才
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发达，尝望其成立，则人知恩矣。
——曾国藩格言
曾国藩知道被选择出来的人才都是一块块未经雕琢的玉，想要使这些人才真正能为自己所用，就要进行培养雕琢。因此，他非常注重培养人才。他的老对头左宗棠对曾国藩很不服气。旁人对左宗棠说曾国藩的诗词、书法不如你，打仗更不如你，但曾氏帐下人才辈出，当总督、巡抚的有多人，你老人家帐下除了你自己还有谁可以担当重任呢？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听后沉默不语。由此可见，曾氏的育人之能连他的冤家对头都不得不心服口服。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培养人才的呢？曾国藩在培养人才上有三套办法，即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即便是士兵，他也循循善诱，让他们学习制度。
曾国藩在办团练之初，对于如何调教好一帮手上长满老茧的农民，很是动了一番脑筋。当时的清朝正规部队——绿营的士兵娇生惯养，军纪极差，对百姓强抢强要，自然得不到百姓支持，结果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
如何培训好这帮农民兄弟而不致重蹈绿营覆辙呢？为此，他亲自填写了《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第一扎营莫偷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他……”
整篇《爱民歌》通俗易懂，没有什么深奥的大道理，都是平时行军、扎营、打仗的一些注意事项。农民兄弟一看就明白，也乐意接受。军队纪律很快就被兵勇们遵守了。
在读书上，他对身边的幕僚抓得非常紧，不仅给他们布置作业，也会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检查。
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自出题目，亲自评阅试卷，还给他们分别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出题考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方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水平，以便合理利用这些人才。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会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时间，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与幕僚们谈古论今，通过生动活泼的语言，把自己的一些思想传达给幕僚们，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增长学问、扩大眼界。
曾国藩在兴办团练时，每天士兵早操，他都要亲自训话，对一些简单的军纪军规反复讲解，不厌其烦，直到士兵养成良好的习惯。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采取通信和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
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余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
对一些亲近幕僚，他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比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瀚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是连连写信，有禀必批、有函必答，在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方面，不厌其烦地加以指导。
另外，曾国藩特别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比如，曾国藩教育农民好好打仗，打赢了就会有钱，回家可以当地主；他教育读书人好好打仗，打赢了就可以做官，可以光宗耀祖。
还比如，张裕钊、吴汝纶的文学基础比较好，曾国藩征得他们的同意后，就让他们在幕中读书，专攻古文，以求发展，而不让他们做具体工作，也不荐举做官。
他手下的大将鲍超，英气勃发，勇猛惯战，但学识浅薄，缺乏心计。所以，曾国藩在作战中，常常让其冲锋陷阵，却不准其参与军机谋划。
正是曾国藩能够扬人之长，让其成才，因而归顺他的人也如流水一样。他的一些幕僚深受感动，拜他为师。
赵烈文咸丰五年（1855年）底初入曾国藩幕，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再次入幕，直至同治四年（1865年）春始行拜师大礼，改变称呼。
赵烈文郑重行事，他拜曾国藩为师并非草率之举、阿谀之行。历史上，凡是重视培养人才的人都有一番作为。
汉武帝有着明确的人才规划，他在重用卫青时就着手锻炼霍去病，“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有着不断更新和提高人才的战略思想。同时，汉武帝还注重引进外部人才，正是原匈奴小王赵信给汉朝骑军带来了先进的战术，由此可见汉武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观。难怪《汉书》中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一流的人才，铸就了汉武帝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