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乱成了一团，在之后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都不喜欢和平队，并经常嘲笑它，因为它的广告做得很虔诚：“是你会喜欢的最艰苦的工作。”哈！我不喜欢那种官僚作风，不喜欢那种愚蠢，不喜欢他们悲天悯人的姿态，不喜欢他们的行话，不喜欢他们假装神圣的样子。我记得所有那些正式的揩油者，他们从华盛顿到达那里，进行所谓的考察活动，然后在那里尽情招待自己。“你们在这里做的工作好极了……这是个相当小的国家”，他们说；但是，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一次非洲狩猎之旅。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采取的报复行动就是带他们开很长时间的车，走极难走的高低不平的路。“真刺激。”他们说。他们走了。我们留了下来。和平队的大多数志愿工作者都知道那种感觉：自鸣得意的访问者坐在吉普车里走掉了，弄得尘土飞扬的，然后，尘土再次慢慢落下来，一切重新归于平静。
在越南的话题上，这些和平队的官员们都显得极其好战，随时准备打起来。他们大多数人都相信必须在越南打一场真正的战争，说那是一场必要的战争。志愿者分成几派。这对我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我参加和平队的目的就是要避开征兵，发现有那么多的军官在那里大谈轰炸河内的事情我真是沮丧到了极点。当时我属于那种爱管闲事，也爱争论的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我想办法去问每个人，看看他们对越南战争都有什么样的看法。我相信那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是野兽行为，我到今天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今天，使我惊讶的是，极少有人记得他们在六十年代就越南说过的一些荒唐的话。
现在没有人记得肯尼迪的越南政策混乱到了何种程度，也没有人记得当时的学生运动有多么孤立。从1959年到1963年，我一直都在参加学生运动，一开始是反对ROTC（后备军官训练队），之后是反对核试验，再后反对美国卷入越南事务。我如何受到肯尼迪的召唤而去了和平队呢？我花几年时间在白宫做哨兵的工作，当时那么做是极不受人欢迎的。当我申请去和平队的时候，这种作为煽动者的职业是不符合我的志愿的。那是一个恶魔般的阴谋，我感觉就是这样的。还有那么一位风度翩翩的总统，他有钱，有权力，有荣耀。他甚至还有文化！而我连其中的一半都不明白，因为不知什么原因，玛丽莲·梦露给他打了电话，然后在别的某个地方，一名黑手党成员的姘妇却在那里替她涂指甲，迎接总统的到来。我得与自己不信任的感觉作斗争，必须与自己的异化感作斗争，之后才能够加入。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他们反对极权，不喜欢炫耀，也不喜欢含糊不清。当总统被刺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坐在和平队里听一次训练演讲，讲的是关于尼亚萨兰德的土地利用的问题，我们各自都安放了一个位置。更多的修正主义，更多的内疚，因此我想：让我快离开这里吧。
尼亚萨兰德后来很快就成为马拉维独立共和国，当时是和平队志愿工作者最理想的国家。那是个友好的国家，也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很小，很偏僻，只有少数一些大学毕业生。那里有非洲所有的问题：贫穷、无知和疾病。那里有麻疯病人，有柯特茨先生，有很多霍拉希奥·阿尔吉的故事。那里有一段迷人的历史，不仅仅跟非洲早期的探索有关——利文斯通本人——而且还与非洲最早的反叛活动，即奇勒姆布韦起义有关。那是劳伦凡德尔·波士特的《内陆冒险》一书的背景。那里的人们很慷慨大度，也很听话，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过迫害或侮辱，因此一直也不为人所知，也没有被人利用，他们不像肯尼亚人或赞比亚人一样浑身是刺。在那个国家，有一种希望的愉快气息——没有多少犬儒主义，但有很多良好的意愿。最流行的感觉是，我们提供的教育会导致繁荣、诚信的政府和更好的卫生水平。
更令人刺激的是，许多英国殖民者已经在那里定居下来。其中一些人很早以前就到了那里，那是一些害怕生病的人，他们有时候也这么称呼自己，他们记得那个地方蛮荒时的样子，也记得那里树木葱茏时的样子。他们与非洲人很少接触，那个地方从来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只是一潭死水，他们为此抱怨我们。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他们，而且嘲笑他们，对于少数几个往定居者那里跑的人，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抱怨给他们。那些不要脸的爬虫，我们这么说，他们去参加当地的运动会和鸡尾酒会，并且跟定居者的后代约会，因为那些孩子们会从罗得岛的寄宿学校放学回家。我们看他们是一些社会爬虫，是叛徒。和平队的志愿者去城里购买必需品的时候在酒吧里见过一些定居者，并且说一些极具挑斗性的话也不是稀奇事，比如他们会说“女王是个婊子”（伊丽莎白的画像总是挂在酒吧后面的瓶子后面），这时候，差不多总会发生打斗事件。对非洲人来说，这些对抗状态是极其刺激的。
我们到了一个国家，我们把当地话说得很好，我们一头扎了下去，交了朋友，在学校教起书来，展开了识字活动，教练体育活动，总体来说使我们成为极其有用的人。英语里面常说，“过难受的日子”，靠自己生存，暴露在外，做着最难做的工作。非洲人都很急躁。后来我想到，英国统治非洲的许多年是白干了，他们总用迷惑的眼光看待白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和平队的志愿者是第一批给他们饮料喝的人。他们感到甚是不解，发现我们对他们有兴趣，他们对我们的兴趣也回报以好客精神。
除开教学工作以外，我还与教育部的一个人合作编写了两本英语教材，以便替换许多年前在加纳的学校使用的旧教材。《基础英语辅导》（第一、二册）到今天还在马拉维使用着，离最初开始使用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二十年，我仍然在拿那两本书的版税。
一些以色列士兵很是令我们头疼，他们到那里去是要训练学生成为脑筋单一的士兵，但是，除开他们以外，学校运转还算不错。我种了一些树，我们还修通了一条公路。我为那个地方感到自豪。我喜欢自己的学生，我喜欢跟同事一起工作。那个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对我产生的影响还要大，不管是以前还是自那以后。我感觉自己属于那个国家。我在那里过得很好，而且还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
我不时回忆起自己在和平队时期的一些事情。我不喜欢让人觉得我是带着装备去的，我不喜欢有人说我是一名在海外工作的美国官员。对于把和平队当成一个例子显示给没有勇气的马克思主义者看的想法，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舒服过，也不喜欢有人觉得面孔新鲜的一些美国年轻人在追求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不理睬共产主义。我知道美国官场利用我们去消解对于越南事务的批评，以及消除更强硬和鹰派外交。
我希望和平队成为某种模糊和没有组织的组织，而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也的确如此。想当然，就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了。我很高兴自己能够称自己的灵魂属于自己。在适合他们的时候，和平队只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一般来说，他们对志愿者产生兴趣的时候，就只有当一名官员到访的时候。之后便会有人来访问我们，或者我们会应邀出席晚会。“你们的工作做得极好……他们对你们的评价极高。”但是，我并不想有人注意我们。我并不想得到任何帮助。我希望能够自力更生。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大多数工作都极其简单，不需要任何支援，我们也很少写什么报告。
大使馆的人或国务院的人都不信任我们，所有那些人都是些悄悄说着中产阶级的姨妈话，根本不懂当地语言的人。我们感觉大使馆的人薪水太高，大多无知，总是就一些惯坏了的非洲仆人的事情唠叨个没完。我们感觉自己精神上是自由的，英语教师、卫生工作者，我们只对自己的学生和病人负责。我认为和平队是某种赞助团体，而我本人也只是与它有着极少的联系。
我见过和平队的很多官员，看起来你在那个组织里爬得越是高，你知道的事情就越是少，你能够成就的事业也越是小。那些官员一个个都雄心勃勃的，政治意味很浓，经常给人一种感觉，就好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在那里干什么。我觉得我属于最典型的一种人，相信和平队训练我们训练得很不错，然后除开将我们送进丛林以外什么别的事情也不干了。毕竟，我们假定是应该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的。我觉得，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在作为志愿者单独行动的时候，从来都没有那么高效过。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投入实践，比那些官僚们强得多。
因为我们是一切靠自己，所以和平队的官员觉得我们的情形非常微妙。他们并不想让我们太容易被人们注意到，不想让我们看上去那么友好，或者涉事太深。我们得到的劝告是保持低调。我并没有按他们说的做，因此，我最终就被踢走了。当我被他们从那个国家遣送回国的时候，感到了极大的侮辱。看起来那是不在场的父母实施的一种行为，是某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在我的身上施展权威。
这也就是我跟他们都格格不入的原因，我不跟他们一起照集体相，不一起哄笑，不进行促膝谈心，不做肯尼迪总统指引我们前进方向的样子，不跟其他志愿者玩垒球，不摆姿态伸手拥抱，那些东西都是你可以在海报上看到的。不是“所梦即所见”，而是有趣得多的东西。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远离家园但又完全感觉在家的现实。是轻微的危险感觉，是燃烧蓝桉时发出的木材烟火味，是在林贝城的一家酒吧里第一次听披头士唱歌的感觉。在美国，有一种革命正在进行，但是，那场革命是去往尼泊尔的第一只和平队带来的结果。那些志愿者从加德满都回国时，带回了嬉皮士的第一道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