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杂交之际，倒是出了不少牛人，写下《日知录》的顾炎武亦是其一。
顾炎武为了抗清，也费了很大的力气。后来反清复明没指望了，于是就开始专心的做学问去了，顾炎武才情博学，对于那些所谓的国粹是非常不客气，“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那一句著名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他提出来的，被梁启超一宣传，激励了不少有骨气之人。但顾炎武对荆公也抱否定态度，指责荆公藏富于国；变易天下“好尚端方”的淳厚风俗；并把八股科举考试的责任也强加在荆公头上，实在是令人无奈之极。
后面出来的就是明末王夫之。
王夫之与顾炎武是同时代的人物，本致力于抵挡清兵，奈何已成定局，也就开始关门做学问了。不过他可不仅仅是简单的做学问，在对熙宁变法事上也是持否定态度。但在《宋论》中也不得不认为宋人的所谓“君子小人”论是“借朝廷为定流品分清浊之场”！并清醒的指出司马光及其后继者的所作所为于国一无所用，“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而已，“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不闻择一将以捍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欺侮”。
王夫之对于荆公的人品和政治也是不负责任地一笔抺杀，但却不得不承认荆公变法中的许多项目“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与顾炎武相反，王夫之竟然对荆公的经义取士大加赞扬。
王夫之最后说道：“呜呼！无穷之祸，自此贻之矣”！
明末另一名人就是被称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的黄宗羲了，黄宗羲在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民本”思想，敢于抨击君主专政制度，有脑子，有眼光，更是有胆量。
黄宗羲对荆公的态度却不明确，现在看不到黄宗羲对荆公变法有什么批评或指责。放在明末的那个环境下，当与之齐名的顾炎武和王夫之大骂荆公时，黄宗羲的这一沉默表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赞同荆公呢？
到清朝了，蔡上翔出场了。
蔡上翔穷毕生之力，白发皓首，写下了二十五卷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大力为荆公辩污，指明“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北宋之所以灭亡，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有直接关系，这些人才是“败乱之由”，指责荆公误国者，“皆妄说也”。
当然，蔡上翔是一个好人，但看问题确也有很多局限性，让他来为荆公辩污，有时不免显得苍白无力，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让更多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料来了解荆公。
§§§第二节近代的评价
一代大儒颜元极力提倡实学致用，对《宋史》的认识或许比一般人更清醒：“然则《宋史》尚可信邪？其指斥荆公者是邪非邪”？“虽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诬此一人，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擎柱乾坤者为小人也”，这种认识态度，“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
蒋士铨在《读宋人论新法札子》一诗中更是明说：“后来十九遵新法，功罪如何请思量”。
有名的龚自珍先生“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
“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梁启超。
那个时候有的人已经睡醒了，知道睁眼看世界了，知道只读那些个什么儒家经典是没有多大用的了；知道只讲“义”不讲“利”是没什么实际用处的；知道只有气节和诗歌已挡不住人家的坚船利炮了。总之，天朝上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批变法的志士们从历史中寻找希望，荆公想当然的被记了起来。
梁启超在《王荆公》一书中，以全新的视角和广阔的视野对荆公及其变法事业进行了大力热情的歌颂，为荆公彻底翻案。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梁启超感叹：“悠悠千年，间生伟人”，“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但是“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
梁启超疾呼：荆公“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是千古奇冤，我国民之于荆公只知“吠影吠声以丑诋之”；而崇拜荆公的人，不过赏其文辞；再有点思想的人，“亦不过嘉其勇于任事”而已，但对于荆公事业之宏远而伟大，往往莫或及见，“而其高尚之人格，则益如良材之埋于深矿，永劫莫发其光晶也”。
梁启超对于国民性的弱点看得相当清楚，“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这也正是司马光苏轼等人大行其道的根本基础。等到“荆公之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这本不是多大的事。但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那些个大儒们“奈何以政见之不合，党同伐异，莫能相胜，乃架虚辞以蔑人私德，此村妪相谇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贤士大夫也。遂养成千年来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而举世以学乡愿相劝勉”，冒充好人，虚伪软弱愚昧，岂可与荆公比者？
梁启超多次讲到：“呜呼，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经过梁启超的一番议论和辩解后，事情就好多了，加上人们也开始用客观真实的态度去看待问题了，于是荆公的地位一跃而起，再次受到了政界和民间的一致重视。荆公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的成绩得到了全面肯定。
其后，胡适和钱穆等人对荆公都有不错的研究，柯昌颐完成了《王安石评传》，对荆公变法进行了全面介绍，开启了现代系统科学地介绍荆公的新局面。熊公哲出于政治需要，写了《王安石政略》，国民党将军刘峙亲自题写序言。在序言中，刘峙甚至将荆公变法与马克思主义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某些思想相提并论。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对荆公也非常关注，曾亲自要求“对王安石遗规作一深切研究，并作庐山训练教材之一”。蒋介石推行的很多政策都有荆公变法的影子，尤其是国民党推行的保甲制度，几乎就是荆公保甲法的翻版。
大师鲁迅对荆公也有一评价：“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一向佩服鲁迅看问题的尖锐与评论的冷峻，一句“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简直把司马光那些人讲得无地自容。
§§§第三节当代的评价
新中国建立后，研究荆公的专家和学者越来越多了，其中标志性的作品有宋学大师邓广铭先生写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先生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新研究成果的出现，不断调整某些观点，是研究王安石的泰斗。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则以严谨的考据对荆公变法项目作出全面介绍与肯定。两位先生的研究基本奠定了当时对荆公研究的基调。
王曾瑜先生发表了《王安石变法简论》，再次掀起对荆公变法的新一轮激烈争论。有人重拾起几百年前司马光的思想，津津有味地细细解读，虽然添了点油加了点醋，显得高深了点，但本质并没变，硬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富民是假，富国是真，对百姓苛剥过虐，聚敛过急，“富国有术，强兵无方”，对荆公变法给以全面否定。
力挺荆公的一派当然不愿意。于是烽烟再起。争吵的核心内容则是研讨正确的改革方向和追究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不过没有能彻底说服对方的权威级人物出现，总的倾向是肯定压倒否定。两派众口不一，七嘴八舌，各说各理。
李华瑞先生师承漆侠，所写的文章试图尽可能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冷静地介绍荆公变法及其研究历史，但仍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对荆公的推崇。
此外，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等都对荆公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尤其以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令人惊讶，他们几乎都从理想主义的角度对荆公进行了高度评价。
抛开一切关于新法的所有具体争论不谈，只要稍加理性分析，就可以达成以下共识：荆公的人格是高尚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荆公当时不得不变法，不能不变法；其变法的措施不全为错，很多内容现在仍通行全世界；荆公变法的方向是前进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荆公变法的精神是积极的，是锐意进取的，是要以强者的姿态立足于世界之上。
这不是已经足够了吗？
§§§第四节结语
倾泻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以莫须有的罪状来丑化王安石的种种谤言谤语、虚枉记载，以及对王安石的一些高超言论和卓越业绩的歪曲湮没，始自王安石生前，到南宋而愈演愈烈，其后经俗儒村夫子递相传承，迄今几近千年而未得昭雪。我现在虽写王安石，但在写作的进程当中，为求清除所有积淀深厚的污染，改变千百年来所铸成的对王安石的那些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我希图在这本书中展现出来的恢复了本来面目的王安石，其形象与精神风貌大有区别于被严重丑化了近千年之久的那个王安石，对一般人来说，几乎都可以说是一个陌生的人物。
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我不惮繁琐、不惮重复地，援引王安石自己发表的一些言论，力求以此种种因素展现出那个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时期，其目的也只是想凸现出一个抖落所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使其能够以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