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这种事，绝无仅有。
但妈妈说：我预备再打他几个嘴巴子，我在等他较劲，可是他没有。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哥哥十五岁，一直想做大事情，可是他做不到，奶奶影子一样整天跟着他。哥哥是奶奶唯一的孙子，奶奶的命根子。奶奶是老太太，男厕所都敢进，哥哥无法摆脱她。哥哥曾经在停课的学校里，一天一夜不眨眼地狂打乒乓球，企图以此“壮举”吓退奶奶，但是奶奶坚持住了。这让哥哥很不爽，那句不该说的、招引耳光的话，就是在这种情绪迷乱的情况下脱口而出。
哥哥梗着脖子向妈妈喊：你是带着观点来的！
那个时候，妈妈口气严厉地要求他远离不正当的事情，听了哥哥的话，她毫不犹豫地扬手打了他一记耳光。
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我们家不是没有打孩子的事情，但是妈妈从来不打脸，她说，打人莫打脸——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我最后再说，先说说当时的背景。
彼时，我们林业局共分两大派：东院和西院。我不知道这两个很没革命浪漫主义气息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反正全局职工的家属都无一例外地划归户主所在的派系。我爸爸是东院，我哥哥当然成为东院小将。可是非常无奈的是，我妈妈的工作环境恰恰是西院天下。她当时在林业局后勤处家属队工作，清一色妇女装卸工，专门跟随车队给各林场送计划物资。活很累，但是很快活，女人们在一起“叽叽喳喳”会恶作剧寻开心的。
还特别赚钱。那时我爸爸属于高工资，一个月一百元，一年一千二，可是我的妈妈一年可以分到八百元，所以她非常珍惜这个工作。妇女队的分配仿照农村生产队的工分制，而决策走群众大会模式。妇女队十一个女人，只有妈妈和另一个妇女的丈夫是东院的，可是妈妈并没有当回事，她总以为派不派的是男人们的事情，跟姐妹们有什么关系？她以为她们和她一样，没把院不院的当回事。再说妈妈干活从不藏力气，早有公正的评价，她一直是挣十分的。可是这一次评分时，情况突变，西院的九位全评了十分，而妈妈和另一位评了八分。那个女人哭了，扔了围裙就走人。妈妈也很伤心，很愤怒，但她咬咬牙，认了。我们家当时十口人，老家乡下还有五个姑姑两个大爷，需要那些钱。
所以，当哥哥叫喊着：你是带着观点来的，你代表西院观点！妈妈打了他一记耳光，并恨恨地说：我只代表你妈！不许儿子走歪路的妈！
哥哥什么也没做，他愣住了，之后转身冲出屋。这一冲不要紧，冲出去好远，好久。他串联去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毛主席接见，牛得不行。然后去拜谒革命圣地延安，转而去重庆渣滓洞，体验**当时的处境，之后奔上海。很奇怪，他们竟然直接去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见了王丹凤，心里还直夸人家好漂亮。最后抵达广州。从广州回到黑龙江的时候已经是半年后的事情了。
哥哥回来时大雪纷飞，我家门口的辘轳井有一面很长的冰坡，可是他还是跑起来了，结果一个跟头摔倒，半天才爬起来。哥哥一进家门姐姐们就欢呼了，还不会说话的我傻呵呵地死盯着他，他就把头上白色兔绒滑冰帽扣在了我的头上，把我的鼻子眼睛嘴都扣没了。妈妈在厨房给哥哥下面条，哥哥喊：
妈，你快来一下，看看小石榴可好看了。妈妈应声进来，我正在炕上晕头转向地蠕动，姐姐们欢笑着围观。哥哥说：妈妈，她多像一只白虫子啊。哥哥说的是冬天干脆雪白的劈柴里常有的白胖而柔软的虫子。
哥哥狂热地对付大碗面条的时候，全家人都坐在炕上端详他，估计那时候我也恢复常态了吧。奶奶和妈妈不一会儿都眼泪汪汪的了，妈妈喃喃地说：还以为你和这个家决裂了呢。这时候哥哥像是突然惊醒了似的，赶紧拿过自己的军挎，取出两块方格头巾，恭恭敬敬地呈给奶奶一块，妈妈一块。
哥哥离家出走时兜里有五元钱，他自己一分没花，用这五元钱给妈妈和奶奶一人买了一块方格头巾！
我长大之后方知道这个故事。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哥哥并不在场，是姐姐讲的。所以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哥哥：是否还记得妈妈那一记耳光呢？
当然，我没问，因为前面我说过，妈妈的那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说话莫揭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