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
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对于与日本和谈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寻求对日妥协遭遇挫折后，蒋介石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作为蒋介石惯于使用的“两手准备”方针，他在寻求“和平解决”的同时，也做着军事准备。为了鼓励民心，树立自己全国抗战领袖的威信，就需要发表一个积极向上的讲话。对于舆论和民心，蒋介石还是颇放在心上的。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陆续邀请一些社会名流上庐山恳谈，听取意见。胡适、张伯苓、经亨颐、杜重远、王芸生、王云五、洪深、黄炎培、范寿康、蒋梦麟、潘公展、虞洽卿、范旭东等230余位社会名流，纷纷云集庐山。一时间，庐山牯岭群贤毕至。蒋介石为了显示对此次恳谈会的重视，特让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省市地方官员作陪，也显示了此次恳谈会的不同寻常。大家都在议论着，蒋介石将有什么重大政策出炉了。
7月16日，第一次恳谈会在牯岭图书馆大礼堂举行。会议由汪精卫主持。
在7月16日的恳谈会上，张志让、王云五、王亚明、江问渔、杜重远、朱经农、吴贻芳、蒋梦麟、曾琦、张君劢等20多人自由发言。他们共同表示，在民族危难之际，民族生存之重要高于一切，全国应服从政府一致抗日；但要求政府对抗战要切实准备，公布宪法，实行宪政，给人民以言论自由，废除特种刑法，迅速改变新闻监察制度等等。这种为救亡图存而呈现的政治协商气氛，令人鼓舞。
这一天，汪精卫发表了谈话。汪精卫对于抗战取胜抱着悲观的看法，但是在这种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好宣传他的亡国论。毕竟，人还是要面子的。汪精卫的谈话不着边际，信口开河，不痛不痒，下面听的人如同雾里看花，不知所云，大家纷纷摇头。汪精卫说：九一八以来，“不但本党同志共本此心，努力不懈，全国知识界、产业界有力分子，也是共本此心。对于国家危急，只宜设法挽救，不宜因见解或政策之不同而轻易破坏。对于政府所处的困难，加以体谅，予以扶助。最近卢沟桥事件突发，危急情况更加严重，根本办法仍是精诚团结，将全国的心力、物力融成一片。”
第一天恳谈会上汪精卫的讲话，让众人感到很扫兴。第二天是蒋介石演讲，大家纷纷翘首以待，看蒋介石能有什么新的东西。
蒋介石进来了。他神色凝重，缓缓摊开讲稿。咳嗽一声之后，开始慷慨陈词。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以《最后关头》为题，是一个重要历史文献，这里有必要将其列出。
各位先生，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意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政府的一贯主张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外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卢沟桥事件能否解决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不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夜，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的军队无限制的出入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经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我们是应战而不是求战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更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希望和平解决但固守我方立场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系，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北民族作一远大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幸侥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这个谈话，引起了大家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这是国民党政府自九一八以来第一个口气强硬、态度明朗的政策性谈话，表明了保卫国家主权和抵抗侵略的严正立场，比起以前的妥协退让，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卢沟桥事变以来，社会各界对国事忧心忡忡，而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对国人的表态，引起了种种猜测。而这次，蒋介石的谈话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国民政府对于七七事变以来的基本态度，明确了抗日战争的方略，让众人感到分外鼓舞人心。
蒋介石在谈话中，对卢沟桥事变极为重视，是从全局的角度来把握的，他认为事变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尤其是蒋介石明确提出的国家已到了“最后关头”的说法，让大家很是振奋。在演说中，蒋介石不吝使用这个字眼，共计九次使用“最后关头”的提法。蒋介石的“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提法，大大激发了众人和国人的士气。这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在7月1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7月17日，蒋介石“最后关头”演说发表以后，冯玉祥即席发言：“今天我们听到委员长这句斩钉截铁的话，痛快极了！感动极了！”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成为次日报纸的头条新闻，题目就是《最后关头》。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南京国民政府准备抗战的方针，得到全国的积极响应。
引人注目的是，在发表庐山谈话的同时，蒋介石还亲率张冲、邵力子，与应邀前来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同一天，炮兵第七团开到保定，商震部一个师奉命星夜进驻石家庄。这表明，国民政府的确开始向全国抗战的方向迈进了。
蒋介石在谈话中强调了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合作抗日的立场。谈话发表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声明，支持蒋介石的这个谈话。8月23日，毛泽东说，蒋介石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就说：“以西安事变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问题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下决心抵抗日本侵略，这在民族大义上是值得称道的。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因此，蒋介石两次庐山谈话的发表对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自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以后，国共两党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极大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不断加剧，蒋介石能够改变“剿共国策”，与共产党携手抗日，是值得肯定的。
蒋介石第一次庐山谈话不久，8月中旬和9月中下旬，国共双方又在南京进行过两次谈判。由于华北局势的严重和八一三之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行动，给国民党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压力。蒋介石急于使红军开赴前线实施对日作战，减轻其统治压力，谈判态度有了较大变化，国共双方在军队和政权等根本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史开始了新的一页，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出于大局的考虑，也纷纷拥护蒋介石的主张。桂系对于蒋的庐山谈话反应积极。本来在庐山谈话前，蒋介石就邀请桂系白崇禧赴南京共商国是，但是由于蒋介石没有下定决心抗战，所以桂系一直没有答应。7月10日，蒋介石任命李宗仁为庐山暑期训练团副团长。李宗仁未就任，派黄旭初、夏威去庐山受训。黄旭初、夏威抵庐山后，被蒋介石派为训练团的总队长。
7月14日，宋子文由庐山致电白崇禧，告知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介石问白崇禧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由于蒋介石对抗战仍未下定决心，白崇禧未应邀前去。7月15日，李宗仁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请下定决心，实行抗战。庐山谈话发表后，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拥护国民政府的对日主张。20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致电国民党政府，表示“已决誓本血忱，统率第五路军全体将士及广西全省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到底，任何牺牲，在所不惜。”7月30日，庐山暑期训练团教育长陈诚约晤黄旭初、夏威，要他们电请白祟禧，并转告蒋介石召白崇禧入京的意旨。8月2日，蒋介石亲电李宗仁、白祟禧，约他们赴京共商抗日大计，并邀请白崇禧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李宗仁、白崇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电复蒋介石，表示即刻入京受命。8月4日，白崇禧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由桂林飞抵南京，表示拥护中央抗战的决心。
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也都赶去南京，参加商讨抗日大计。自此，全国掀起了团结抗日的新高潮。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给他赢得了很大的政治资本。除了中共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拥护外，社会各界也给予很高评价。许多社会名流，更是由此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转为大力支持抗战。
无党派人士胡适就是其中一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胡适应邀南下，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庐山谈话会。此前，在对日问题上，胡适一直保持低调。庐山谈话发表后，国民政府表示要抗战，胡适才逐渐改变态度，拥护蒋介石和抗战。9月，受蒋介石之托，胡适出访美、欧诸国，宣传中国抗战，争取援助。次年，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在任期间为争取美援，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的了解，奔走不懈，颇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及各界领袖人士的尊重。1942年9月，胡适卸去大使任，仍留居美国，重操旧业，做起历史考证的学问。直到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于1946年返国。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也是其中的一位。张伯苓应邀参加庐山恳谈会。会上，张伯苓主张力排“低调言论”，主张抗战到底。不久，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炸毁，张伯苓几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其内心之愤怒和痛惜不难想见。蒋介石随即接见张伯苓和北大、清华等校的校长，明确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
作为一个政治首脑，国难当头的这番表态，足以感召和聚拢当时教育界。本来对蒋介石就怀有感激之情的张伯苓，经此番遭难，更增强了政治上对蒋的亲和力。翌年，张伯苓在蒋介石的邀约下，加入了国民党，其后又出任战时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主席团主席等职；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