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请求西方干预的失败
蒋介石的两面性在抗战初期表现的非常明显。一方面，蒋介石打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抗日，另一方面，蒋介石总是企望国际社会的干预。
7月16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国民政府外交部将卢沟桥事变的备忘录送交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及苏德等国，敦请他们注意。同日，奉南京政府之命，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公开发表谈话：“中国政府顷已通告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地方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概不加以承认。中国已抱定决心，如日本方面，对于中国领土主权再有任何僭越侵夺之行为，当用一切方法加以抵抗。”继而声称：“假令中国北部竟由日本加以控制，则势将成为第二次日俄战争之序幕，其影响所及，固不难想像而得矣。抑尤有进者，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各项基本原则，现已因日本之态度而日受严重之威胁。中国之独立，不仅为维持东亚均势所必不可缺，即为维持全世界之均势计，亦属必不可少也。日本如一旦控制中国，则不仅欧美各国在中国之广大利益将悉被铲除，且对于欧美各国在亚洲之各属地危险亦至为巨大。”
在与日本谋和受挫后，蒋介石又力图促使英、美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7月1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请求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东京试探。许阁森大使以个人名义写信给美国驻日代办达兹，请其即转达日外务省，告以蒋介石准备自17日起停止调动军队，但希望日本亦采取同样行动。此外中国政府并准备预做安排，以使中日双方卷入冲突的军队各回原防。但当达兹把许阁森之建议转到日本外务省时，日本当局立即通知许阁森称：由于卢沟桥事变之解决完全在华北地方当局职权范围内，日本政府不能接受蒋介石之提议。
7月20日，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顾不上休息，蒋介石便在翌日开始频繁召见各国驻华大使。从7月21日至28日一周之内，蒋介石不辞劳苦，连续召见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单独或联合出面调停。
7月21日，英国大使许阁森应邀来到蒋介石的官邸。南京虽然暑热难耐，但许阁森依然是西装革履，正襟危坐，仔细听着蒋介石的话。蒋介石说：“现在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
接到许阁森加急电报的英国首相艾登，立即约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介石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再忍的。”
话虽然这么说，不过英国政府正在筹谋对策，以应付在欧洲窥测侵略机会的德国。所以在对华态度上，只要日本不侵犯其在长江流域的权益，英国力避和日本产生摩擦。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说：“想像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因此张伯伦政府对日本的侵略活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在八一三抗战期间，英国仅提出一个划上海为“中立区”的建议，但是日本拒绝接受英国这一计划，继续疯狂扩大侵略战争。英军驻华总司令李特叹息道：“这对白种人来说是一种耻辱。白种人尤其是英国人苦心经营建立了这座美好的城市，它是远东的一颗明珠，但他们现在却没有力量阻止日本人破坏它或利用它。”
7月2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英国大使许阁森，谈道：“中央对于宋哲元与日本人间的协议可以同意，实已达到最后限度。日方如再提出其他条件，我方必予拒绝，彼时战争必不能免。现在惟有请英美两国从速努力防患于未然，以免战祸。”但是英国却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努力。
求人不如求己，这句话用在外交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美国方面在事变之初，也是抱着不卷入亚洲事务的消极态度。美国国务卿赫尔于7月16日和8月12日两次发表声明，希望中日两国不要诉诸战争，强调“美国所关心的是保全在华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在7月26日的会谈中，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德国虽愿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所以调停不会收效。
法国大使那齐雅则空谈一番日本不可能最终战胜中国，并给蒋介石讲了一个历史故事。那齐雅如天马行空，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在百年战争年代（十四五世纪），英国企图征服法国，扩张势力于欧洲大陆，但最后终于失败，缩回英伦三岛。今天希冀征服中国的日本，也将必然会失败而退回到海岛上去。
“大使先生可有具体想法？”蒋介石睁大眼睛望着这位满腹经纶的大使先生，欲求一解救中国之妙方。而那齐雅的回答依然不着边际：“日本军部意见不能统一，其前途并不光明。”
在这场外交风波中，各国都因其本国利益的约束，虽表示反对日本侵略，但是一到具体问题便都踯躅不前。这样的态度，反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军方的嚣张气焰。这样，蒋介石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一事，又成泡影。
9月10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例会。中国代表顾维钧于12日向理事会提出正式声明，要求根据盟约第十一条及第十七条采取必要行动。在国联开会期间，顾维钧四处奔走求援，请求制裁侵略，并草拟了一个宣布日本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均遭拒绝。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国联秘书处的胆怯、操纵和诡计，实在是太卑劣了。”实际上国联秘书处的态度，就是英法态度的反映。国联将自己的责任一推了事，完全推到九国公约签字国身上。
九国公约是在华盛顿签订的，但美国拒绝担任会议东道国。在英法的劝说下，比利时出任东道国，由它出面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及与此事有密切关系的共21个国家发出邀请，请其参加预定于1937年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
作为主要当事国的日本却拒绝参加。与日本结盟的德国也拒绝参加。意大利是作为日本利益的代言人来参加会议的。11月6日，即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意大利政府宣布参加德日反共协定。苏联为了争取集体安全制度的建立，参加了会议。美国虽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深恐冒犯日本。美国代表戴维斯在会上宣称：“我们来此并未希望做出奇迹，而仅企图诉诸理智。”法国外长德尔博斯也一再表示如无美国合作，寸步难行。
蒋介石对布鲁塞尔会议却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10月24日，他给出席会议的三位代表顾维钧、郭泰祺和钱泰发出指示：“我方应赴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之后，对日本采取制裁办法……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10月2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又致电代表团指示代表团在会外应采取的活动，以及达到的目标。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外交方针，在会内会外都是行不通的。布鲁塞尔会议无果而终，宣告了华盛顿体系的破产，也表明蒋介石依靠国际调停的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会上，英美法等国奉行的绥靖主义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走上了太平洋战争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