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七十感怀
宗璞
其一
明灭红烛自有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无心岁月牵心事
冰雪聪明叹木雉
其二
豪情依旧又如何
纸上葫芦画不得
欲握管毫长四寸
素心百副礼医佛
其三
才命相妨芥子身
无端碾碎旧柴门
网遮松舍千般恨
何日全消战地尘
其四
铁箫一曲透青围
流水高山妙句回
未向苍茫觅知己
意存天地不成灰
注：“花开花落两由之”，借用鲁迅语。
2.兰气息玉精神
王蒙
许多年前读到李子云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评论宗璞作品的文章，她从黄仲则的诗中拈出“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来形容宗璞的作品的风格，我以为她以此来写宗璞其人其文，是再贴切也没有了。
许多人痛感于文坛风气之恶劣，他们提出“面向文学，背向文坛”，要保持“清洁的精神”，要不“媚俗”，要“甘于寂寞”，不要“媚俗”，还有什么文学是“孤独者的事业”等。
宗璞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号召过什么咒骂过什么。但是想一想，她做到了而不是说到了这一切，你大概不能不承认，她的精神是清洁的，她常常是远离文坛乃至脱尘拔俗的，更不会去媚哪个俗。正因为她甘于寂寞，所以从来不觉得也不诉怨什么寂寞的。一切的闹闹哄哄、蝇营狗苟、是是非非里，都没有宗璞的存在和印迹。
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她的作品里弥漫着书香，然而她连高级职称都没有。许多老作家老领导关心过她的看病难的事，到了，她的职称问题也解决不了。却原来，没有高级职称的人才更“高级”呢。
她的寓所里也有朋友们的身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然而她没有自己的一伙儿，她和她的友人们只知谈“义”、“艺”，从不言“利”。君子之交淡如水，从宗璞身上你体会到了真谛。
一次在一个聚会中我说到了自己的“新作”的进展，宗璞大声对我说：“王蒙，你要写慢一点！”这就是对我的友谊，也是最严厉的批评了。
她素常说话声音极小，她并不怎么善于词气，她从来没有大声疾呼的习惯，以至有一次我听不清她的讲话，不礼貌地说：“你怎么说话像蚊子？”
然而她带棱带角，有自己的见解，决不苟同从俗。对于一切炒作起哄，她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保留。她有所为，更是有所不为；有所交，更是有所不交。对于卑污，她绝对不能接受。
最近一次作代会前后，有些作家为自己的“一官半职”奔走得辛苦。有些作家为打掉与自己不是一个圈子的候选人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把他们的告状信收入文集，堪称奇观。宗璞对此木然无觉，大家也几乎忘记了她。
忘了也罢，木然也罢，她还是榜上有名。谁说作代会没有什么文学的民主呢？至少宗璞的当选主席团委员给人们带来了民主的希冀。
3.意外的宗璞
林斤澜
宗璞和我同时久居北京，久达半个世纪不算夸张，又是同行，见面的时候却不多。若好记性，是能够扳指头儿掐得出来的。推其原因，倒要先放下目前流行的“个人化”，往“众”里“掰扯”。一曰双方没怎么担任过职务。二曰在文学“档次”上，历来处于“边缘”状态，不知宗璞以为然否？
近读季老《牛棚杂忆》，这位博学前辈认定“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中，我们也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因为走正字儿时候，不上台盘；走背字儿之际，也不见于生死簿，何来音信？
平日偶然见面，可又不需寒暄，总用不着“今天天气哈哈哈”，也不像“开门见山”，更不那么“单刀直入”，只仿佛接着昨天的话碴儿说话就是了。
谈论宗璞的专栏要我写点印象，又道是宗璞自己点的名。那么就前面这点意思，恐怕交不了卷。其实也有一个印象每每发生出来，只是一直说不清“所以然”，和前边那几句里的一两句也有些矛盾。这个印象是每每感觉意外。若写作“她老叫我意外”，可能是流行歌曲的好题目，好了，就这么着吧。
有个什么笔会，十来个人到南方转悠回来，人说宗璞爱吃摊头小吃，我表示意外。原以为这一位书香门第，想当然过的是闺秀日子，和摊头小吃不好联系。提问：“怎么个碴儿？”
一位说好比逛街，走着走着不见了宗璞，回头一找，在街边小摊上坐下了。一位补充说，宾馆里的饭够可以的，是吃了饭出来逛逛的。
过后南方又有笔会，我打电话约宗璞一起逛逛，当然高论“冠冕”理由，稍带点缀风味小吃。宗璞叹息了，叹道刚从美国回来，“行李都还没有打开”。我放下电话，联系诸多信息——纳闷，她回来足足一个来月了。“行李都还没有打开”的话，查非空言，实属意外。
刘心武说——这里非提名道姓不可，兹事体大，出语不凡，生怕牵涉“知识产权法”也。这位刘贤弟说他的宗璞大姐开会不善发言，才三五句话，就“抠桌板”了。“抠桌板”一词，入脑储存。
若干年后，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法兰西作家振振有词，带点讲课风范。我对外国和尚，大都摸不着头脑，听着听着走神了。接着宗璞发言，虽是娓娓而谈，可旁征博引，我渐渐听出意思来，大致是对外国和尚的“解构”。她的眼睛通过镜片，落在一支笔上。那笔是用两只手的手指头抬着转着，因此手指头始终没挨桌板儿。
我虽“码”字为生，对字源却没有做功夫。凭空觉得人见人怕的“癌”字，乃老前辈照着骷髅画下来的：缺牙少齿的下巴骨上，码着洞洞。此字光临还一概如金圣叹说的“于无意中得之”。朋友们会说某人中了头彩，无意之中复强调意外。
宗璞得过一回，挺过来了。若干年后，又得，不是复发，是又一个头彩。现在又挺过来了，这在任什么人身上，都不是说声意外了得。见到宗璞，索性不敢挂齿，就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些个“捞什子”。噫吁儿戏，身怀绝症成绝技。
前边说到季老在《牛棚杂忆》中，在“悲剧”前边不惜动用四个“最”。另在“自传”中，用的是两个对应的“极端”：“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的极端残酷的悲剧”。悲剧刚过，宗璞发表了篇小说《我是谁》，写一个女教授挨了斗回家，只能匍匐爬行，感觉自己成了虫子……
20世纪50年代，宗璞的“响”作——比“名”作多有声响，更和“险”字声同韵不同——《红豆》，20世纪80年代的《我是谁》，在同行中也是打响了的。前后两篇写的都是校园生活，两个园里都有湖，有树木花草，都是有文有理的大学，小说的主人公又都是有才有貌的女士。《红豆》里的叫江玫，是个文科学生。二三十年后，《我是谁》里叫韦弥，是植物学者。《红豆》里有这么一段：
……只有和暖的春风和他们做伴。绿得发亮的垂柳直向他们摆手。他们一路赞叹着春天，赞叹着生命，走到玉带桥旁。
“这水多么清澈，多么丰满啊。”江玫满心欢喜地向桥洞下边跑去，她想着摸一摸那湖水。齐虹几步就追上了她，正好在最低的一层石阶上把她抱住。
“你呀，再走一步就掉到水里去了！”齐红掠着她额前的短发，“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小姑娘，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江玫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
“我是你的。”不禁联想“如花羡眷，似水流年”。
《我是谁》中也有一段湖边的文字；
……孟文起和韦弥同样地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这便是蛇神了！”韦弥平静地想。蛇挑唆夏娃吃了智慧之果，使人脱离了蒙昧状态，被罚永远贴着土地，不能直立。那么，知识分子变成虫子在地上爬，正是理所当然的了。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这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
……她感到一阵莫名的恐饰，尖声哭叫起来：“我啊，这正在消失的我，究竟是谁？”
……韦弥静下来了。她觉得已经化为乌有的自己正在凝聚起来，从理智与混沌隔绝的深渊中冉冉升起。我出现在她面前。她用尽全身的力量叫喊！“我是——”她很快地向前冲进了湖水，投身到她和文起所终生执着的亲爱的祖国——母亲的怀抱，那并不澄清的秋水起了一圈圈泡沫涟漪，她那凄厉的、又充满了觉醒和信心的声音在漩涡中淹没了。
剩下的是一片黑暗和沉寂。
……
宗璞先前的作品中，不少激情，也有自省或叫作“灵魂拷问”，但总不离素来的“温柔敦厚”。那么《我是谁》叫人意外了，偏偏没有。大约是大家经历的“悲剧”太极端了，怎么写也不为过。
既不意外，放在这里说什么？实际也有一点意外之感，不过拐个弯儿出来，成了“怎么我写不出来？”
4.阿姨，还是大姐？
刘心武
一
有一回，一位海外来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访问宗璞时问她：“当代中国大陆作家里，你跟谁比较好？”她说：“我跟刘心武比较好。”对方颇为吃惊。宗璞答完，大概自己也比较吃惊。所以后来她打电话告诉了我，并且笑着说：“……她那么问我，不知怎么的，我就那么答了……”我听了，自然也吃惊。
我管宗璞叫大姐。宗璞大姐在文坛，是个人见人敬、人见人爱的才女。选举时，她得票率极高，倘若她自己也投自己一票，那很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她长期患病，身体一直欠安，因此写得很慢，要求自己又严格，常常是，写了好几百乃至上千字了，觉得不好，便马上撕掉；但是，因为她毕竟是稍能振奋精神时，便勤奋握笔，所以细水长流，慢工细活，过一段时间，回头一看，帮她算算，所出的书，所发表的作品，却也相当不少。远了不说，起码这二十年来，她是个年年有作品的、贯穿型的作家，这在她那个年龄段的作家群里，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宗璞大姐的成就、威望，这些年来呈扶摇直上之势。也许恰恰是因为这种情势，愿意接近她的，跟她密切来往的，与日俱增。我这么个惫懒人物，或者像某位同行，当着我面，很同情地给我定的位——“死角里的人物”，也就觉得，不必太多地凑上前去了。当然，宗璞大姐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过很长时间才给她挂一个电话，她很高兴，一点没觉得我“多余”，甚至于还有些个“惊乎热中肠”，嗔怪我何以“好久没有消息”。
二
算来，我差不多两年没跟宗璞大姐见面了，这两年里，通电话也有限。我承认，自己的性格，似乎越来越孤拐，也许是，经过这些年生活遭际的磨炼，胸腔里的一颗心，是内里越来越热越软，外壳却越来越冷越硬了。这两年里，凡见到宗璞大姐的文字——有时候是发表在并不怎么流行的偏僻刊物上——总还是要习惯性地精读细品，读完，少不得要推荐给晓歌(我爱人)，她读完，又总要讨论一阵。她常说，该把我们的反应，告诉宗璞大姐，其实拨个电话很简单，举手之劳，我又有的是“煲电话粥”的时间，却总是“驾不起事’(这是四川话，意为不能落实于行动)，懒懒散散的，到头来，是并没拨去电话。
可是，在一个我没有去的会议上，宗璞却在大庭广众中，为一桩关系到我的事，为我抱不平。她想到了，不是懒懒地，想说，到头来，却没说；而是，想到了，也就说了，说得清清楚楚，淋漓尽致。以我这样一个已然自愿“出局”又极不善为人处世，厌者颇多，甚至于还被个别家伙恨不能诬为“叛逃者”加以灭门的、背时的人物，谁愿再为我出来说一句半句公道话呢？宗璞大姐却为我说了。她说了，近乎白说，因为即使是还能跟我过话的、在场的人物，也想不起来给我报道一下，到头来是宗璞大姐自己，与我通电话时，想起来，跟我说了一遍。我听了，真是感动莫名。
三
宗璞大姐说，跟我好，好在哪里？好在坐在一处也罢，通电话也罢，有话说。也就是所谓的有共同语言吧。我们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宗璞大姐的学问，无论中国古典，还是西洋今典，我哪有半点分毫？与她论学，我实在没有资格。谈创作？交流写作经验？有那么一点点，如她说我总是想把事理写得清清楚楚，认为不可取，给我很大教益；又说投稿被退，乃写作者的“兵家常事”，使我意识到，写作时还是要依着自己的信念，由着自己的性子撒欢儿写，虽说写完并不是只打算搁在抽屉里，还是想投给编辑部，争取发表的，但万不可尚未动笔，便揣测编辑部意图嗜好，以“降军”姿态前往……这些交谈虽甚欢愉，究竟也还不是我们“共同语言”的核心部分。那么，我们“共同语言”的核心部分，是些什么？
却一下子说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