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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80年代最初的日子，一位美国汉学家，向我盛赞他刚会见的一位中国女作家，说是真了不起，中国文学的希望，甚至中国的希望在焉。
看到我有点惊奇，他解释说：“我问这位女作家，中国最好的作家是谁，她点点自己的鼻子！”
看到我更惊奇了，他说：“须知，这是一位中国人，而且是中国女性。传统中国不允许这样的自信。”
这位是中国文化专家，我当然无法说服他。
90年代初，一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风靡京华，洛阳纸贵。我读了一遍。那种粗劣的拜金主义，毫不遮掩的（而且明显失实的）夸富，吓了我一跳。在一次座谈中，我说了一下看法，弄得举座不欢。有人提醒我：“别忘了，这是一位中国女性，单独在美国打出一片天下。”
我说，无保留的赞美来自中国，并非来自美国。
他反驳说：“那就更有意义，一场更伟大的觉醒。”
是的，有个东西在觉醒，而且以奇快的速度膨胀。我无言以对，但是当时我觉得可能不必过虑。毕竟中国人刚有机会吹吹自己。这种满是钱味的“成功书”，一时醉人，不久风气会过去。但是我错了：夸富风如沙暴，一年年呼啸得更紧。
在美国的中国人，很快就学会美国人 “狠狠自我推销”(Selling Oneself Hard)原则，以至于我不得不劝告洋鬼子，不要轻易相信中国人的离奇回忆录，自称是什么人的女儿，什么部训练的女间谍，哪怕写在书里也别不查一下就当真。
在中国的中国人呢？学得更快！最后来了个什么宝贝，写无忧无虑夜夜歌舞的Party动物生活。又是一位汉学家，新一代的，说是：“了不起，书写得好不好没关系。这是一个信号：中国的《在路上》，跟着出现的将是中国的Beat Generation，中国的嬉皮一代。”
他的滔滔雄辩使我一阵头晕：为什么中国人学样，摆一下类似的姿态，就会领出一个类似的时代？老年金斯堡不知疲倦地拍自己的裸体，皮肤披披挂挂像沙滩上湿漉漉的海狮，美国人自己看不下去。这场早就曲终人散的戏，为什么必定在中国重演？
不少洋观察者，哪怕汉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真底细缺少感觉。不过，有一点可能是真的：当今不少人以为，靠喋喋不休地说“我我我”——我的欲望，我的需求，我的成就，就能建立起现代式的，甚至后现代式的人格。
就表现方式而言，中国的确进入了唯我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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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在路上》已经被看成后现代经典，尽管这本喋喋不休说我我我的书，啰啰唆唆，很少有人读完，但是每个不想落伍的人，书架上必定陈列。据说2001年5月在纽约佳士的拍卖，以220万美元被一个足球队老板买走，创手稿拍卖世界纪录。超过卡夫卡的《审判》手稿。
凯如阿克用20天工夫，在粘成几十米的长纸上不分段地打下全书。这倒是一种特别的自恋姿态：对任何出版惯例的蔑视——有没有人看无所谓，有没有人出版更无所谓。从这个方面看，此书对“自由/性爱”的追求，拒绝美国的物质主义。《在路上》的精神底蕴，并没有在中国重现。
相反，许多中国当代写作，倒是像好莱坞制片人的自传。制片人，是好莱坞文化产生的最奇怪职业：不需要专业知识的指挥者，敢于豁出命直奔暴利的赌徒。有众多失败出局者作背景，无怪乎他们的回忆录或自传，充满了自吹自擂。写自传本来就不是记录事实，而是修正历史，重塑自我形象。在侥幸的制片人笔下，自我选择赢来上帝的选择，命定的赢家，打造历史的超人。
是否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好像是。最近一本美国20年前的普及社会学著作《格调》译成中文，风靡祖国大陆，人人都开始谈趣味风度。原书名Class，有二意“阶级”，“品位”，此书有意的玩弄双意，把全体美国人按生活方式（而不是按收入高低）分成九个等级，分别讨论其“细微品质”。中译舍去一义，就变得好玩而无害。格调虽然有高级低级的区分，却是能够选择的。
此书对美国社会，适用性恐怕有限。西方社会各走各的道，不同阶层的人尽量互相视而不见。对中国社会，却是非常有用，这个社会，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恒久传说，有仰视阶梯的古老传统。尤其是那些读通了《格调》之类书的人，可以玩“自我塑造”，因为富人很可能格调粗俗，而穷人格调可以玩得高雅。
据此书序言说：“通过自身的教养，品位的提高，一个人不需要拥有很多金钱，就可以达到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格调似乎比金钱还好，“有钱并不必然是你的社会地位提高，因为这世界上总是有人不在乎你的钱财。但有生活格调却必然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和欣赏，因而提高了你的社会等级。”
处方绝对神奇！提高社会地位无须昂贵的硬件，凭空凌虚白日飞升，岂不妙哉？这真是个自我符号化的时代。
如此格出来的社会地位，或许真有用：到仕女如云的晚会上，得个满堂彩，或是昂然阔步商场走一遭，带着自己吹胀的自信心和腰包。说这是骗术，骗人偏己，或许太刻薄；说这是自我推销术，恐怕差得不多——格调要被看出来才成为等级，醉翁之意在观众。
3
自我膨胀，与自我怀疑，似乎是现代性的两个互补的成分，或者说，自我在现代本有的难题。
都说现代性起源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发现了人”，建立了人本主义。
我怀疑这一点：自有文化起，就是人的文化。神是人的影子，仁义是人的秩序，只是借天之名而行之。
我总认为，现代性起源时，发现的是“我”。文艺复兴前绘画，虽然总是神话宗教题材，神依然有人的完美肉体。
自此以后每个画家都不知疲倦地画起自画像来：典型姿势是四分之三角度偏转，一手色板一手画笔。库贝尔干脆把自己画在全体朋友注视的中心，背后裸身站着他的女模特儿，如痴如醉地看着他的画刷。
这种自我注视，几乎成了姿态。例如尼采的画像，手执笔与纸，是一个非画家的“自画像”，向观者四分之三地展现他的自我。
于是整个思想的宇宙围绕着“我”旋转，大千世界，枢纽在我。理性主义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够谦虚的。康德把哲学归结为四大问题：
我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
我应该做什么？（伦理学）
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学）
什么是人？（人类学）
最后一个字面没有说“我”，实际上还是说我与其他人的关系。
到20世纪，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关心的，依然是这四个问题，但是他看到的更多是“我”的种种不能：
我能知道什么？我明白有所不能知；
我应该做什么？我明白许多是做不成；
我可以希望什么？我有所期望而被拒绝；
什么是人？我生存的本质究竟何在。
即使康德，也已经看到人类的自我意识，即关于我的追问，充满了苦恼，“我”被置于宇宙中心，并不是很舒服的事。奥地利哲学家布伯说，他才14岁时，这个太难的任务就让他苦恼得要自杀：
一种我所不能理解的必要性朝我席卷而来：我必须一次次地想象空间的边际，或他的无边，想象有始有终的时间和无始无终的时间。但两者同样不可能，同样毫无希望——不过又只有在这两个荒唐事中作出选择。在不可抗拒的压力下，我在两者之间摇摆，数次竟至有疯狂之危险，以至于我想到以自杀来解脱。
最后，他读到康德，才恍然大悟，时空并不基于世界的内在本质，而是基于我生而有之的感觉的方式，不必苦求原因。明白过来，才免于一死，岂不险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