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曾给黑格尔的矛盾学说以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与“齐物”学说有若干相合之处。他说：“《齐物》一篇，内以疏观万物，持阅众甫，破名相之封执，等酸咸于一味；外以治国保民，不立中德。……远西工宰亦粗明其一指。彼是之论，异同之党，正乏为用，撄宁而相成，云行雨施，而天下平。”撄宁，源出《庄子·大宗师》：“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成玄英疏：“撄，扰动也；宁，寂静也。”陈者必去，新者必来，产生与消灭都同样是必然的，这种矛盾的运动观和对立面相反相成的宇宙论，章太炎以为，与“齐物”学说相当接近。他还说过：“若夫庄生之言曰：‘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与海格尔所谓‘事事皆合理，物物皆善美’者，词义相同。”然而，他以为两者又毕竟不是一回事。
黑格尔哲学体系将绝对真理的实现作为全部历史运动的最终目的，宇宙万物的演变都只是实现这个最终目标的漫长途程中的一个个不同阶段或不同环节。章太炎则明确指出，这样的终极目标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万事万物确实互相关联，但并非都依附于绝对真理的实现。他赞同《庄子·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的论点，而反对将它们看成只是达到所谓最终目标的一个个过渡阶段。他在解释《齐物论》所提出的“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这一命题时指出，“随俗谛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这就得具体考察“物情”、“人心”、“众人之心”。然而追寻究竟，考究万物原始，就可发现，这些“所然”与“所可”都并非终极原因，也不可能有终极原因，说到底，它们都是万物本体“真如”活动的产物。他指出，一切现实之物，“一说义界，二责因缘，三寻实质，皆依分析之言成立自义。然当其成立时，亦即其毁破时(成，即《因明入正理论》所谓‘能立’；毁，即《因明入正理论》所谓‘能破’。……)。成毁同时，复通为一。故达者不用而寓诸庸，以终不能知其由然故”。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目的根本不可能有的意义上，方可承认“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这就是所谓：“依胜义说训释三端，不可得义，无义成义，则虽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可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确认庄子“无物不然，无物不可”与黑格尔“事事皆合理，物物皆美善”二者“词义相同”后，紧接着便断言：“然一以为人心不同，难为齐概，而一以为终局目的借此为经历之涂，则根柢又绝远尔。”
于此可见，章太炎哲学“回真向俗”之时，与黑格尔哲学一样，也有其革命性质与保守性质两个方面。其革命性质，就是不承认人的思维与行动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终极状态，而确认宇宙万物都在不断的生灭变化之中；其保守性质，就是承认万事万物在各个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分别有其存在的理由。黑格尔坚信人的认识与人类社会运动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过程，这一看法充满了积极进取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自觉精神；章太炎对此则表示怀疑与否定，反映了他对西方启蒙学者和哲学家所宣布的种种“公理”、“法则”、“自然规律”的完全不信任，表明他强烈反对将世界的运动发展简单化、直线化、教条化，同时，也暴露出他对历史实践的发展和未来的前景完全缺乏信心。这就使他的哲学“回真向俗”之时，在其革命性质上面笼罩了严重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色彩。另一方面，章太炎坚持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都只属于幻想，明确否认人们会达到所谓终极目标，在承认万事万物相对存在的合理性时，提出“有情际即实际”，主张“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以百姓心为心”，这就使他的哲学“回真向俗”之时，在其保守性质上面突破了黑格尔那种皈依于德国王权的庸人气息，而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精神。这样，章太炎哲学的矛盾性格，在“回真向俗”中便同样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章太炎在哲学上广泛而深入的探求，以及从“转俗成真”到“回真向俗”的整个过程，无可置疑地证明，章太炎哲学绝不是枯坐在与世隔绝的书斋中，凭借苦思冥想硬性拼凑出来的，它与章太炎所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和他所投身于其中的那场革命息息相关。事实表明，章太炎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和他所投身的那场革命中一系列虽然还相当隐蔽却异常重要的矛盾，感觉异常敏锐。他在同时代人中，首次努力从世界观的高度来系统地认识和说明这些矛盾，寻觅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章太炎哲学，可以毫无愧色地被称做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个时代和那场革命深刻的内在矛盾，在他的哲学中得到了升华。他的哲学，为20世纪初的中国和正在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异常宏伟丰富的世界观，代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哲学革命的夭折
章太炎所致力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哲学革命。然而，这是一场中途夭折了的哲学革命。章太炎的哲学，并没有像康德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那样感染一大批人，渗进许多学科，实际地成为风靡一时的时代思潮，也没有像它们那样经过一代一代的批判与继承延续下去，被推向更高的巅峰。1913年他在北京被袁世凯监禁之后绝食求毙时，曾经悲叹说：“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惟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他的悲哀，不仅在于自己的哲学没有传人，没有多少知音或同情者，而且在于甚至没有一些严肃的可以与之认真争辩的反对者。这悲哀，正是他所致力的哲学革命中途夭折的必然结果。
章太炎企图从世界观的高度去认识和解决时代、国家、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而尖锐的问题，但是，时代、国家、革命却几乎没有理睬他这样的努力。这种冷淡，固然由于章太炎的哲学过于晦涩抽象，和当时主要从一些通俗的宣传性读物和引人注目的警句口号中吸取思想材料的读者距离过远；加上他的哲学里许多精粹的思想和真知灼见往往淹没在大量相对主义、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说教之中，这一调门与当时正需要战鼓雷鸣的革命实践者完全格格不入，激进的战士们对他的哲学便干脆不予置理；然而，更为根本的缘由，还是因为革命者们和他们的敌人当时都沉浸在政治冲突之中，政治斗争压倒了哲学的深入思考，人们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兴趣和足够的毅力去考察那些与政治实践看来距离十分遥远的抽象问题，这就是说，当时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气氛，就缺乏哲学味道。
理论自身力量的不足，理论实现的困难，使章太炎在批判旧的哲学与旧的宗教时，又竭尽全力鼓吹建立新的宗教。
出狱东渡之初，章太炎就提出，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不久，他又撰写专论，正式提出了“建立宗教”的口号，并明确提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
按照所谓“上不失真”的要求，章太炎将历史上的各种宗教分成多神教、一神教、无神教三类。他说，“居今之世，欲建立宗教者，不得于万有之中而横计其一为神，亦不得于万有之上而虚拟其一为神”，只能建立“无神”的宗教。根据这个要求，美洲之摩门、印度之“湿婆韦纽”、西藏的莲华生教等等固无足论，即是吠陀、基督、“天方”等教，专奉大梵、“耶和瓦”、“安茶”，“以为道祇在是，神祇在是”，犯了同样的“欲取一实以概无量无边之实”的错误，也不合适。唯有佛教，他以为符合无神教的要求。但是，佛教在传布中也夹杂了许多多神教的杂质，以至许多人将佛也看成一种鬼神，所以，他说，必须对佛教诸宗派做出一番选择，最终的结论只能是：“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所谓“以自识为宗”，后来又被他概括为“依自不依他”，“自贵其心，不援鬼神”。没有鬼神崇拜而称之为宗教，并明白称之为“无神教”，违背了宗教一词的基本含义。恩格斯在批判19世纪40年代的路易·勃朗派时就说过：“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么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可以存在了。”章太炎也深知此间的矛盾。他写道：“问者曰：立教以惟识为宗，识之识性，即是真如，既无崇拜鬼神之法，则安得称为宗教？”针对这一问题，他回答说：“识性真如，本非可以崇拜。惟一切事端之起，必先有其师，以本师代表其事，而施以殊礼者，宗教而外，所在多有。士人之拜孔子，胥吏之拜萧何，匠人之拜鲁般，衣工之拜轩辕，彼非以求福而事之，又非如神教所崇拜者，本无其物而事之。以为吾之学术出于是人，故不得不加尊礼。此于诸崇拜中最为清净，释教亦尔。”人们尊崇释迦，乃是“尊其为师，非尊其为鬼神。虽非鬼神，而有可以崇拜之道。故于事理皆无所碍”。这里，他努力将宗教哲学化，并使哲学本身溶化在宗教中，将对释迦的尊崇与手工业行会工匠对鲁班、轩辕的尊崇等量齐观，表明他图谋建立的宗教，实际上是要借助释迦的历史影响和宗教的形式，使其“以自识为宗”的哲学逐步普及化而已。
特别是要做到“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章太炎觉得，更非利用宗教这一形式不可。他在谈到哲学、道德与宗教的关系时说：“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彼宗教之卑者，其初虽有僧侣祭司，久则延及平民，而僧侣祭司亦自废绝。则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熔之世也。于此有学者出，存其德音，去其神话，而以高尚之理想经纬之以成学说。”而这也就是哲学。他认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宗教、道德与哲学都毫无例外地是这样周而复始地依次演变的。比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便都是“以哲学而为宗教之代起者”；其后，孔、老之学“迁为汉儒”，苏氏、柏氏之学“缘生基督”，致使“哲学复成宗教”；再后，西方从培根、笛卡儿等人开始，中国从程、朱、陆、王等人开始，“又复变易旧章，自成哲学”；它们便都是循着这一路线而递次相生的。章太炎说，当下又到了以宗教取代哲学的时代，而此时将兴的宗教，除经由他简择出来的佛教外，则别无其他。
之所以必须采取宗教这一形式，章太炎以为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这就是要使“以惟识立宗”的道德真正普遍化，影响及于一般群众，非保持一批专职的宗教人士为民众作表率不可。他写道：“今之世非周、秦、汉、魏之世也。彼时纯朴未分，则虽以孔、老常言，亦足化民成俗。今则不然。六道轮回地狱变相之说，犹不足以取济。非说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非谈平等，则不能去奴隶心；非示众生皆佛，则不能去退屈心；非举三轮清净，则不能去德色心。”然而，所有这些哲理，都非滞留在尘俗生活旋涡中的一般人所能实践，因此，就有必要保持一些专职的僧侣，让他们有条件按照最高的理想去实践，为一般世人作出榜样。否则，理想与实践就必然要脱节，“非有至高者在，则余绪亦无由流出”。当时，章太炎一再表示要落发为僧，“愿言息尘劳，无生以为师”。，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准备采取的实际行动。
本希望借助宗教形式克服理论力量的不足，促进理论的实现，可是，结果与他的主观愿望恰好相反，这样做，反而使他所致力的哲学革命走向信仰主义和僧侣主义，与政治革命实践及广大群众的距离更加遥远。这不仅是章太炎自己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他所献身的那场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悲剧。它雄辩地证明，即使是哲学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们也无力真正承担起来，并使之胜利地进行。这场革命的完成，有待于无产阶级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