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颜真卿编《韻海镜源》，以韻隶事之祖。然其书不传。南宋人类书至多，亦罕踵其例。唯吴澄《支言集》有《张寿翁事韻撷英序》，称荆公、东坡、山谷始以用韻奇险工。盖其胸中蟠万卷书，随取随有。倘记诵之博不及前贤，则不能免于检阅。于是乎有诗韻等书，然其中往往陈腐云云。是押韻之书盛于元初。时夫是编，盖即作于是时。……然元代押韻之书，今皆不传。传者以此书最古。又今韻称刘渊所並，而渊书亦不传。世所通行之韻，亦即从此书录出。是韻府、诗韻皆以大辂之椎轮。
所谓“以韻隶事”，从後世的诗韻书来看，就是将摘录的提炼成两三个字或不多几个字的词藻，按照其尾字所属韻部进行归类。尾字属“东”韻的辞藻，就归在东部。文人们若被限定用东部字为韻脚作诗，他就可以到诗韻的东部去寻找相应的辞藻。《韻海镜源》是一部五百卷的大书，颜真卿组织了很多文人来编纂，从开元年间开始，直到大曆年间纔完成。这部书现在已经失传了。关于这部书的体例，从下边两条材料中我们可以揣测一二。颜真卿《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並序》（《颜鲁公文集》卷七，四部备要本。）：
真卿自典校时（开元二十四年），即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与法言所定《切韻》，引《说文》、《苍雅》诸字书，穷其训解。次以经史子集中两字已上成句者，广而编之，故曰“韻海”。以其镜照原本，无所不见，故曰“镜源”。
《四库全书总目》之《佩文韻府》提要：
释皎然《陪颜使君修韻海毕，东溪泛舟饯诸文士》诗，有“外史刊新韻，中郎定古文。菁华兼百氏，缣雅备三坟”句。其自注又有“鲁公著书，依切韻起东字脚”语。然则分韻隶事，始自真卿。
从这两则材料看，《韻海镜源》似乎依陆法言的《切韻》分部，每一字目下先引《说文》、《苍雅》等字书解释字义，然後排列从经史中摘录出来的语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在体例上它和集历代诗韻之大成的清初的《佩文韻府》相差不是很遥远，也许祇是精粗的区别。
在允许携带书本进考场的情况下，举子们若携带《韻海镜源》这种新型的诗韻类书，按题、按韻地查凑，他们的填充、拼帖工作会变得容易许多。
2.类书与制举
制举与进士、明经等常科不同，考试的科目与时间都不是固定的，即《新唐书·选举志》所说的“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当然，这所谓“临时所欲”，是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制举科目繁多，傅璇琮先生据《唐会要》卷七十六《制举科》所做的不完全统计，有六十三种之多。这些科目有的偏于文艺辞藻，有的偏于经学，有的偏于吏治，有的偏于军事，有的偏于品行。《新唐书·选举志》列出四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达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认为这四者“其名最著”（参见《唐代科举与文学》，137～139页。）。
唐代制举以试策文为主，其中很大一部分科目都与政事有关。直言进谏的策文，是应试举人作文的榜样。中唐以後，随着政治日益腐败，举子们的制举对策更加直言其事，更尖锐。不过，也有不少应举者，其所对策也不过是敷衍成文，颂多于谏的。司马光《论选举状》批评他那个时代制举的缺陷说：“国家虽设贤良方正等科，其实皆取文辞而已。”（《司马温公文集》卷三。）这种情况在唐代也是如此（参见《唐代科举与文学》，147～152页。）。
这裏我们需要交待一下，除了制举，唐代进士科也是要试策文的。而且在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士考试祇考策文，而与诗赋无关。到唐高宗後期，进士试纔由试策文一场，变为试杂文、策文、帖经三场。其中试杂文即试诗赋，是三场中最关键的一场，最能代表进士科的特点（参见《唐代科举与文学》，165～173页。）。因此讲类书与科举文学的关係，在进士科那一部分裏，我们祇讨论了诗赋，把策文留到制举中来一併讨论。
策论要求举子对各种政治事务发表意见，与社会现实的联繫较明经、进士二科要紧密，似乎与堆砌死人的类书扯不上关係，其实不然。首先，对现实的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不能信口雌黄，需要言之有物，需要以史为鉴，这就要求举子要有一个天文地理、上下古今的广博的知识储备。其次，策论是骈体，这就意味着一定的声律对偶要求，和一定的成语典故密度。在这两点上类书都能满足举子们的应试需求。
宋以後雕版印刷术日益普及，实用的类书较之唐代更加繁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兴起了很多专门为举子们作策论备料的类书，如王应麟的《玉海》、吕祖谦的《历代制度详说》、无名氏的《永嘉八面锋》等。下面我们准备通过介绍书坊印刷的《群书会元截江网》，来说明一下这种类书的大致风貌。《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群书会元截江网》提要：
不著撰人名氏。……盖理宗时程试策论之本也。……各类之中，以历代事实、宋朝事实、经传格言、名臣议奏、诸儒至论分段标识。又有所谓主意、事证、时政、警段、结尾诸目。至于排偶成句，亦备载焉。考宋礼部条式，元祐旧制，第一场以经义诗赋分两科，第二场则均试论一道，限五百字以上，第三场则试策三道。御试亦均用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绍兴六年改制，四场试士。其第三场仍试论一道。第四场减策二道。御试亦仍用策一道。故讲科举之学者，率辑旧文以备用。其出自士大夫者，则《永嘉八面锋》、东莱《制度详说》。其出自坊本者，则是书之类。大抵意求广络，故丛冗日增。然其间每事皆具首尾，颇便省览。
这样的类书真是无所不包的大全，既有备料的各种“事实”、“格言”、“议奏”、“至论”，又有指导作文的“主意”、“事证”、“结尾”等。如果案头常置一部这样的巨典，还怕发不出好议论，作不出好策文吗？明代李黼在其所撰同类性质的类书《王制考》的序中说：“他日下陈场屋，上对明廷。”（转引自《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王制考》提要。）编纂者们对这类类书很有信心，认为它们不但可以帮助在科举考试中作出好的策论，而且还可以帮助中举的读者将来从容地做个能幹的官员。
唐代的类书不如宋以後的类书分工那么细密，当时大概还没有《群书会元截江网》这种体例精细地应对策论的类书，不过像《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综合性类书也可以给举子们作策论提供帮助。至少它们可以帮助考生们变得似乎很博学，为他们提供必须的成语典故。另外，玄宗朝杜嗣先所编《兔园策府》，吕思勉认为就是为试策所编纂的，並引王应麟《困学纪闻》中的话说《兔园策府》乃“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
二、类书与官用文学
举子们经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後，还有很多骈体公文等着他们去作。这些公文可以粗略地分为两大类：上行公文与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主要是指臣下给帝王上的奏书；下行公文主要是指帝王给他的臣民下达的指令。在古代这两类公文名目繁多，根据内容等的差别，臣子的上行文书可以分为章、奏、表、议、疏、启、劄子、弹事等，帝王的下行文书可以分为诏、命、令、制、谕等。後世一般把前者总称为“奏议”文，後者总称为“诏令”文（参见《中国古代文体概论》，450～451页。）。这些公文在唐代都得用骈体。
奏议文自然是由臣子们自己写，诏令文自然也得由臣子们代笔。傅璇琮先生说：
进士以试诗赋主，讲究声律对偶，这与唐朝的制诰文体讲究四六骈俪、文藻华饰相适应，因此进士及第後往往授以校书郎、秘书郎之职，以後就逐步升迁进翰林院学士，所谓“进士士林华选”，“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唐代科举与文学》，127页。）。
翰林学士可以说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其工作主要就是代皇帝立言，也就是代皇帝处理各种诏令文。唐代在朝廷裏为皇帝代笔的不祇是翰林学士，中书省的官员也负责起草诏令（《朝野类要》卷二“称谓”之“两制”条：“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白居易既任过翰林学士，又作过中书舍人，在他的文集裏收录有六卷在中书省的制诰，四卷在翰林院的制誥。
这些代皇帝立言的文章，都有严格的程式规定，而且关係国家大事，要写好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为皇帝代笔的大臣，在这方面往往需要花些特别的心思。白居易在翰林院任职的时候自编有一本叫《白朴》的书（有关此书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本书附录二“唐代类书提要彙编”之《白朴》条。），乃分门别类地编排当时的诏批答词，作为自己写诏令文的模板。有“燕许大手笔”美誉的燕国公张说，“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大唐新语》卷一《匡赞》，44页。），“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旧唐书·张说传》。）。张说在武则天朝担任过“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在唐玄宗朝担任过中书省的首席长官“中书令”，长期执掌宫廷裏的诏令文。在这裏我们要强调的是，拥有“大手笔”美誉的张说与好几部类书的编纂都有密切关係，一是《三教珠英》（《旧唐书·张说传》：“长安初（武则天年号），修《三教珠英》毕，迁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贡举事，擢拜凤阁舍人。”《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大足元年十一月十二日，麟台监张昌宗撰《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成，上之。”所列参与修撰者二十六人，其中有张说的名字。《旧唐书》卷一〇二《徐坚传》：“又与给事中徐彦伯、定王府仓曹刘知几、右补阙张说同修《三教珠英》。时麟台监张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峤总领其事，广引文词之士，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历年未能下笔，坚独与说构意撰录，以《文思博要》为本，更加姓氏、亲族二部，渐有条流，诸人依坚等规制，俄而书成。”从《徐坚传》来看，在《三教珠英》的修撰过程中徐坚、张说出力最多。），一是《初学记》（《大唐新语》卷九《著述》云：“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並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以《初学记》为名。”）。另有一本十卷的小类书《事对》据说是张说独立编纂的（《事对》：《中兴馆阁书目》类书类云：“题唐燕公撰。采经史，属辞比事，间作诗语集之，凡一百四十门。意出于张说。”《宋志》类书类云：“《燕公事对》十卷。”）。
中唐贤相陆贽也很擅长公牍文章，他的政论文备受後人推崇。陆贽的其他文章差不多都失传了，唯有收录其诏令、奏疏的文集《翰苑集》流传了下来。《四库全书总目》之《翰苑集》提要说：
《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作，独取贽文十餘篇以後世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尤重贽议论，采奏疏三十九篇。其後苏轼亦乞以贽文校正进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