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不书同样不能完全表达圣人之义，而且还容易混乱名实。所以，孔子在笔削之外，另创变文之法。变文往往用一两个字的改变，就可以使“是非得失之故，可无辨而自明”，较之笔削能够更好地表现圣人之义。如，庄公元年冬，“王使荣叔来赐桓公命”，桓公有“篡杀之罪”，天王不能讨，反而于其薨后赐命宠之，故不称天只称王，变天王为王，以明其失，赵汸据此总结出变文条例一，“文同礼失，王不称天”；庄公四年，“冬，公及齐人狩于禚”，齐人实为齐侯，这是孔子变侯为人，赵汸以其为变文条例之五，“讳公与仇人狩外称人，同微者”；庄公八年“夏，师及齐师围郕，秋，师还”，师实为鲁庄公，这是变公为师，赵汸以其为变文条例之四，“讳公为仇人役，变公将称师”（以上所引皆见《春秋属辞》卷一〇。）。赵汸认为，用改变一两个字来表明其义的变文，同样是孔子笔削的重要手法，因此，《春秋属辞》的第一〇、一一、一二卷用了三卷之多来论说变文。
赵汸论变文反对历史上的《公羊》家之说，尤其反对宋以后的有褒无贬之说。他说：“其知者以为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其不知者谓之无达例而已。”所谓《春秋》无达例，是由董仲舒的《春秋》无达辞发展出来的，为《公羊》家之说。这是批评《公羊》家不知《春秋》变文之义。赵汸的变文条例的第9条，论“凡执恒称人，必伯讨而后称君”（如僖公五年“冬晋人执虞公”等记录，在《春秋》中有十余次，故为衡称；而后者仅两见，分别见于僖公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畀宋人”，成公五年春“晋侯执曹伯归之于京师”），也有批评《公羊》学之说：
《公羊传》曰：“称侯而执者，伯讨；称人而执者，非伯讨也。”
今案：凡执恒称人，从史文也；必伯讨而后称君，盖变文以与之。《左氏》见史法唯执称人，而不知经意，故发例舛谬。
《左传》以史说经，不明变文，自不用说。而赵汸以为《公羊传》的解释也有不知“凡执恒称人，从史文也”的失误，这就不对了。《公羊传》的精神正是反对以史文说《春秋》，赵汸此说是他治《春秋》受到《左传》影响的又一表现。他又说：
然自斯义不明，学者弗能深考，一字褒贬之说盖由是而出焉；夫既以变文为贬矣，而不变者非褒也，由是有贬无褒之说生焉；又其甚者，乃有法书之说焉……其可以论于《春秋》之旨乎？（以上所引皆见《春秋属辞》卷一〇。）
所谓一字褒贬之说亦为汉代《公羊》学之说，以至有所谓《春秋》“一字之荣荣于华兖，一字之严严于斧鉞”之说。而有褒无贬之说则见于宋代孙复所著的《春秋尊王发微》，其书“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一》上册。）。其更甚者的书法之说则由孙复之说进一步发展而来。赵汸一再强调变文在明是非，决嫌疑，而非所谓褒贬，这主要是反对《公羊》学的褒贬之说。由此可见，赵汸所谓变文以示义之义与《公羊》学的讲求微言大义是不同的。
变文之二是辨名实之际。关于辨名实之际，赵汸说：
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夷大者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不王而伯者兴，中国无伯而夷狄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春秋》之名实如此，将以示后世曰实录，可乎？曰实录且犹不可，况于圣人拨乱以经世之事哉！此辨名实所以为《春秋》之要义也。盖其说有二，一曰，去名以全实者，征伐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伯，则楚君侵伐不称君是也。二曰去名以责实，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伯，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其恒称则称人是也。此二者实王伯升沉之会，国家丧乱之由，夷夏盛衰之变，天下大势之所趋，而一经之枢要也。是以圣人深致意焉。（《春秋属辞》卷一一。《春秋集传序》说：“四曰辨名实之际，亦变文也。正必书王，诸侯称爵，大夫称名氏，四夷大者称子，此春秋之名也；诸侯不王而伯者兴，中国无伯而夷狄横，大夫专兵而诸侯散，此春秋之实也。春秋之名实如此，可无辨乎？于是有去名以全实者，制法在诸侯，则大夫将不称名氏；中国有伯，则楚君侵伐不称君。又有去名以责实，实者诸侯无王，则正不书王；中国无伯，则诸侯不序君；大夫将，略其恒称则称人。”）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权威衰落，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孔子哀叹天下无道，但是，周王、诸侯五等爵、大夫名氏等在名义上仍然存在，故孔子要正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回答齐景公问政（《论语·颜渊》。）。面对春秋时期的名实不符，孔子不能直录其实，于是通过名实之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去名以全实者与去名以责实，去名相同，但一为全实，一为责实，二者正反相对。是全实还是责实，赵汸认为孔子是以春秋时期的王伯升沉局势变化来决定的。当征伐在诸侯，中国有伯主时，是全其实；当诸侯无王，中国无伯主，大夫执政时，就责其实。全其实是孔子对实是肯定的，责其实则是对实的否定。但是，孔子的全其实只是相对于责其实而言，并不是完全肯定其实。因为，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反对礼乐征伐从诸侯出，所以，无论是全其实，还是责其实，孔子都去其名，以示对春秋时期名不副实的批评，以表达其回复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政治。就笔法而言，《春秋》辨名实之际的变文的特点是去其史法当书之名，如《春秋》史法于正月皆书王正月，而《春秋》于桓公正不书王者十有三，以责“天下之无王”之实，赵汸为此总结出变文第一十九条，“天下无王，桓公则《春秋》阙不书王”（《春秋属辞》卷一一。）。
变文之三是谨华夷之辨。“正名实之际”是对中原而言，“谨华夷之辨”则是就中原与四夷来说的。赵汸说：
五曰，谨华夷之辨，亦变文也。楚至东周强于四夷，僭王猾夏，故伯者之兴，以攘却为功。然则晋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国，俄而入陈，围郑，平宋，盟于蜀，盟于宋，会于申，甚至伐吴，灭陈，灭蔡，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书楚事，无一不致其严者，而书吴越与徐，亦必与中国异辞，所以信大义予天下也。（《春秋集传序》。《春秋属辞》卷一二说：中国之视外裔犹天地冠履也，而又何谨焉？所以信大义于天下也。昔先王基于九州，分五服，内外之限甚严矣，周失其纲，天下无伯，于是荆人始横，齐桓始起而惩创之，其威稍戢，然自晋伯中衰，楚君将皆称君，其大夫皆称大夫，疑于中国矣，入陈围郑平宋，而晋人以为天方授楚，不可与争，盟于蜀，而东方诸侯莫敢不至，盟于宋，而南北之势成，诸侯交相见矣；申之会十有一国……于是伐吴灭陈灭蔡，皆假讨贼之义，号于天下，俄而，复陈于蔡，天下知有楚已。是故终《春秋》书楚事，无一不致其严者，所以信大义予天下也，以此坊民。）
春秋时期以楚国为代表的所谓四夷，曾对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形成巨大的威胁，“尊王”与“攘夷”成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标举的两面旗帜，齐桓公、晋文公亦以内尊天王、外攘四夷而成为伯主。赵汸以“谨华夷之辨”为《春秋》的重要内容，这是正确的。“谨华夷之辨”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内中国，而外外裔，在论述“书与不书”的条例六十八“诸侯灭畿内国不书，为夷狄所灭则书”时，赵汸说：
《传》僖五年，晋灭虢，遂袭虞，灭之，经皆不书。杜氏谓，晋修虞祀，而归其职贡于王，故不言灭，党乱之辞也；陈氏谓，虢与虞皆自亡，故不详所以灭之之罪也，诡急非王道：皆不可通于《春秋》。盖畿内诸侯，食天子之邑，与列国不同，故晋灭虞虢不书，讳诸侯灭三公封国，同叛王室也。……夷狄，王者不畜，故灭温不讳者，所以深外之。（《春秋属辞》卷九。）
赵汸认为杜预与陈傅良对晋灭虞、虢不书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他对比《春秋》不书晋灭虞虢，而书夷狄灭温，认为是《春秋》的内外之别，因其为内故严责其过，以灭畿内国罪“同叛王室”，要予以讳言；而夷狄为外，故不需讳言，可以直书其事。
另一个原则是不与外裔而与中国，如变文条例三十四，“讳外裔执王臣，变执言伐，讳外裔获中国之君，变获为归”，事见隐公七年冬“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赵汸解释说：
以上戎执王臣言伐者一，《公羊传》曰：“执之也，其言伐之，不与外裔之执中国也。”据获麟后，有书执其君者，则史书戎执王臣必无隐避，于是夫子书伐，为中国讳也。荆获蔡侯言以归者一，《公羊传》曰：“获也，不言其获，不与外裔之获中国也。”是亦讳辞。又案，此战也，不言战而言败者，《穀梁传》曰：“外裔中国，不言战也。”二传此类必有所受，盖既变获言以归，则不得复言战也。”（《春秋属辞》卷一二。）
与中国不与外裔，是《公羊传》与《穀梁传》论说《春秋》的共同观点，所以，赵汸肯定《公羊传》与《穀梁传》的此类说法，“必有所受”。在论孔子笔削之义时，赵汸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为依据的类似论说。
但是，赵汸即使是引《公羊传》为依据时，也有不同之处。如对变文条例二十六，“中国有伯，楚君大夫将同称人，惟会得称君”（赵汸统计“楚君大夫将称人”有22条，见《春秋属辞》卷一二该条。），二十七，“中国无伯，则楚君将称君，略之而后称人，疑于讨贼称师”（赵汸统计“楚君将称君”有28条（皆出于文、宣、成、襄、昭、定、哀），见《春秋属辞》卷一二该条。），赵汸评述说：
盖中国有伯，则《春秋》略之以正其名；中国无伯（指晋灵公以来），则《春秋》详之，以著其实。不正其名，则不足以信攘却之义；不著其实，则不足以见蛮荆之强。然泓之战，宋公称爵，而楚子称人不使蛮荆之君得抗中国诸侯也；邲之战，楚子称爵，而荀林父称氏名，见蛮荆侵叛，乃中国所得讨也；泓之战，宋公身伤以卒，而但书师败绩，为中国讳也；鄢陵之战，直书楚子败绩，治其罪也。（《春秋属辞》卷一二。）
泓之战见于僖公二十二年，邲之战见于宣公十一年夏六月，鄢陵之战见于成公十六年六月，《公羊传》对其皆有论说（分别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2259页上、2284页下、2297页下。）。而《公羊传》的论夷夏之分，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以礼义为转移的。例如，邲之战楚王称楚子，而晋荀林父称氏名，董仲舒与《公羊传》的解释都是以楚王有礼义，晋国失礼义来解释的。赵汸却以为夷夏是绝对排斥的，故凡遇夷夏之交，他总是以不使蛮荆之君得抗中国诸侯之类来说明，以至用蛮荆侵叛中国而被讨来解释邲之战，甚至说“中国之视外裔犹天地冠履也”（《春秋属辞》卷一二。）。这显然与《公羊传》之说不合，甚至是正相反对的。这与赵汸身处外族统治的元代末年有关，从中也可以看出赵汸所以醉心于《春秋》的原因，是要从《春秋》的夷夏之辨中找寻到抵御外族的理论根据。在这种情况下，经学家对《春秋》夷夏之辨的解释，往往是强调二者的对立，而不讲《公羊》学的夷夏以礼义为转移。因此，赵汸与《公羊传》在夷夏之辨上的差异就不难理解了。
三特笔以正名分
变文之后为特笔。关于特笔，赵汸说：
特笔，以正名分，决嫌疑也。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若夫然乱久极祸，大分不明，而又有非常之故焉，则变文亦不足以尽义，是故有特笔。凡特笔皆谓有所是正也。夫变文虽曰有损益，然犹史氏恒辞尔。……今考《春秋》，凡辞旨卓异，与史文弗类者，皆人事之变，恒辞不足以尽义，而后圣人特笔是正之，非史氏所及也。然所正者不过片言，而三纲五常赫然复正，故曰非圣人孰能修之。庄周氏曰：“《春秋》以道名分。”盖亦得其大意云。（《春秋属辞》卷一三。《春秋集传序》说“六曰，特笔以正名，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然祸乱既极，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异，虽变文犹不足以尽义，而后圣人特笔是正，所以正其名分也。夫变文虽有损益，犹曰史氏恒辞；若特笔则辞旨卓异，非夫史氏恒辞矣。”）
笔削、变文虽然都是孔子笔法的体现，但是，笔削与变文都是据史文所作的变更，只有特笔才完全是圣人所修。笔削、变文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圣人之义，只有特笔才能完全地表明圣人之义。所以，赵汸以笔削为行权，变文为示义，唯以特笔可以正名分。但是完全是孔子所修的特笔在《春秋》中仅有数条，因而，特笔虽然最能体现圣人之义，在《春秋》中所占数量却不多。
特笔的正名分，主要是正君臣父子的尊卑上下的等级名分。赵汸在释“郑伯克段于鄢”时，对此有明确地论说：
其曰郑伯克段何？修《春秋》之特笔也。《春秋》笔削不足以尽义，而后有变文；变文不足以尽义，而后有特笔，凡特笔必有正于君臣父子之间也。（《春秋集传》卷一。）
以正君臣父子的尊卑上下之分是特笔的独特作用。赵汸对特笔的解释多以此发义。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阳”。赵汸以其为特笔之一，“讳会天王以狩书”，《左传》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赵汸以为这是“《左氏》释经之言”，非“鲁史旧文”。此一特笔“则天威赫赫临于下土，有不可以强弱论者，而晋侯盖世之功微矣。上以尊天子，下以全晋侯，而贵王贱伯之义溢于言表。诸家发义甚多，惟《穀梁传》曰：‘讳会天王也。’此经之逸义也。”此条是讲君臣、王伯的尊卑之分。又如：《春秋》庄公九年夏“公伐齐，纳子纠，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春秋属辞》卷一三，赵汸考证说：《公羊》、《穀梁》“皆作‘伐齐纳纠’，孔颖达曰：‘今《左氏》定本纠上有子字。’盖唐初学者校定《春秋》古经以正二传之失。”），赵汸以其为特笔之四，“所纳应立，虽未在位称子”，他解释说，史法于群公子争国皆不称子，此称子是特笔，因公子纠之母为鲁女，而小白之母为卫女，“则纠贵应立，然以才则小白贤，以党则小白有国高为内，主论其事则子纠见杀，而小白成一匡天下之功，苟后世但以小白为贤而有功，而不知纠贵之应立，则自贤者必丑正，恃功者可夺适，斯有国者祸乱之原也。”故于纠称子，明其当立；于被杀称子以同其在位者，而明纠与小白之正与不正。此条是从母子的尊贵与否讲何为合法的继承人。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最为人推崇的两位伯主，而这两条条例中，否定齐桓公的当立、晋文公的召王，可见特笔的等级名分是任何人都不可逾越的。
特笔也有对义理的阐发。如，《春秋》庄公四年夏，“季侯大去其国”，赵汸以其为特笔之十五，“季侯出奔，书去国”，认为其中寓含着圣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季侯不忍残民，以争必亡之国，又不忍五庙不祀，故使季以纪事齐，独委国去之，亦与灭国不死社稷者不同……古之君子不以其所养人者害人，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季侯其知此也。故圣人特笔以明之大者，季侯之名，从史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