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儒学要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和使命，就需要反思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简单说来，现代儒学研究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切合民众生活和世道人心，乃由于其“历史性”的缺失；这“历史性”的缺失，则由于儒学本体的未能重建和挺立。
就应对外来文化和思想的冲击而言，现代儒学所面临的处境颇与宋明儒相似。毫无疑问，宋明儒学受到佛学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所产生的结果，是儒学作为心性义理之学之形上本体的重建，而非一些学者所谓的“阳儒阴释”。宋明儒学虽以心性义理之学的建构为要务，然其学说的根本，实在于世道人心之教化与人伦秩序之安顿，而非专主于空谈性命。宋儒秉持“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信念，坚信儒学的外王和教化，不能建基于释老的性命之理。故其心性义理之学，乃旨在应对释老对儒家传统价值理念的冲击，以重建圣学教化和外王事业之形上学的基础。余英时先生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对此已有充分的说明参阅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下篇第八章第一、二节，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自上世纪初叶起，儒学既面临学术现代转型的问题，其社会生活的基础亦逐渐遭致削弱。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标志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研究初步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此一转型，实势所必然。它对于实现儒学及其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西方哲学、学术思想在现代学术层面上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讲，这一转型，并未实现建基于儒学和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新的诠释原则的生成及其文化主体性的现代重构，而是据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对之作外在的规划。就儒学而言，这一转型，实质上已使其性质发生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阳儒阴西”的嬗变。这与宋明儒学所受佛学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标志着社会精神生活之历史记忆和文化主体意识的逐渐复苏，同时也愈益凸显出这种“阳儒阴西”型儒学对社会和民众精神生活的不相干性。
从历史上看，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巨擘——孔子、孟子、董子、朱子等，其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就，乃皆经数百年之文化积累孕育而成者。现代形态的儒学建构，亦需要长时期的人文积累和孕育。而长期以来理论诠释原则与历史传统的相互外在，造成了我们的儒学研究在思想学术上人文积累的缺失和思想原创力的不足。近年来，与民间儒学和学术的渐趋活跃相呼应，学院儒学也在悄然发生着一种学术上的转向。儒学学者民族和文化关怀的意识增强，儒学哲理系统所蕴涵的教化或宗教性义涵受到关注。尤其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一批青年儒学学者在学术上逐渐成熟。这一代学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国力渐强和文化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因而具有对历史传统强烈的认同感，思想上较少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其学术训练系统，外语功底扎实，对中西学术能够融会贯通。他们的研究较之前一代学者，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历史眼光和创造精神。他们的加入，已逐渐使儒学的研究由单向度的西方哲学和思想学术标准转向对儒学自身学术思想独特性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揭示。这对于儒学现代形态的重建所需的人文积累和孕育，具有重要的作用。
据我的观察，近年青年学者的儒学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诠释视角上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从注重概念范畴的分类辨析转向由问题的考察切入儒学的历史传统。此点看似简单，但关系重大。概念范畴的分类辨析，是注重在外部对儒学做抽离于其历史和精神传统的理论分析，而问题的考察则着眼于揭示问题在原有历史序列中的意义，其方式表现为回归儒学大传统之整体性的意义重构。我们手头这部田智忠博士所著《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就是在这个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一部儒学研究著作。
一个时代的思想建构，首先表现为一些核心话题的孕育和凝炼。“曾点气象”之形成为宋代儒学的流行话语之一，亦有着某种历史和思想的必然性。宋明儒有关“曾点气象”的讨论和思想的历史性展开，其中各种复杂观点的交错与交锋，徘徊于所谓“敬畏与洒落”之两极互通的张力关系中。这表现出宋儒凸显道德心性和超越境界而又拒斥佛老，以达儒学心性本体和形上学重建的精神追求。朱子的“曾点气象论”，既有对曾点得见天理流行之悠然“胸次”的褒扬，亦有对片面强调和乐而易流于释老蹈空蹈虚之弊的警觉与排拒，在其一身之中，已表现出上述思想的复杂性，而这同时也折射出有宋一代儒学应对释老，实现其“当代性”重建的时代课题。因此，“曾点气象论”，看似一小问题，但却具有贯穿、透视并切中整个时代精神，并由此上接儒学大传统的重要意义。本书通过对朱子“曾点气象”论的形成发展过程的细致考察，揭示了“曾点气象”成为理学流行话语的思想与历史必然性。作者将曾点气象的研究范围从《论语集注》扩展到朱子全部文本作全面系统的分疏，由《论语集注》稿本的发展及相关书信的考辨对朱子的“曾点气象论”做历史性的分析；并由此契入，直探朱子思想中有无、虚实、本体、功夫、境界等重要哲学范畴，将之聚焦于一点加以透视，重新赋予了哲学概念的研究以历史的连续和文化生命的意义。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突出的问题意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在本书中，作者给自己的研究提出的一个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能够从认识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朱子出发，来思考朱子本人所关注、所思考的问题，进而引出朱子所思及其所提出的答案、对策对于现代儒学重建所能带来的启示。本书指出，对朱子的研究首先涉及到对朱子的定位问题。作者认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认为应该把朱子看作一位具有坚定儒学信仰，以重建社会道德秩序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而非纯粹以构建知识化的理论体系为归宿的思辨哲学家。作者强调，单纯从概念范畴分类辨析的角度来研究朱子，就很容易导致对其理解的片面化，乃至于使我们的朱子思想研究有脱离儒学发展大传统的危险。当然，作者这样说，并不是完全排斥对传统的哲学化解读，而是意在强调我们应该透过古人对道德心性诸概念的辨析，契会其所思考的问题之内在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而把握其思想的活的生命精神，强调我们对朱子的理解，应该有一个从知识化到生活化的转变。因此，研究的重心应在问题而非范畴，或者说，应由问题而透视范畴，而不是相反。在这里，所谓问题不是细节末节的问题，而是围绕儒学主题而展开的“关键”问题、整体性问题，是朱子本人终身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紧紧关联着朱子的现实生活，也是大多数对儒学抱有坚定信仰的儒者都在思考的问题。由此，我们的研究才能够切中儒学的根本，切中儒学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日新而又恒久的精神。应该说，本书在方法论的自觉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基于此，本书在对朱子著述的文本诠释上，亦颇能避免外在解释，隔靴搔痒之病，而较能给予同情的了解。其在文献的考辨、资料的梳理和有关朱子道德心性、境界、工夫、教化等理论的诠释上，都能提出新解，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时代。一个民族的复兴有其因缘时会，现代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力上的逐渐强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基础和契机。但民族复兴的内在灵魂乃是文化的复兴。目前，民间儒学和学术的兴起，民众传统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既逐渐为儒学和中国文化凝聚着其还“魂”之“体”，亦在呼唤着一个儒学和中国文化现代形态的孕育成型。从历史上看，一个时代文化和学术新形态的创造，需经长时期的积累、凝聚和孕育乃能竟其功。近年学院儒学和学术的民间化转向，和由新一代学人所代表的新的诠释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变化，已使学院的儒学和学术研究逐渐找到了它契会传统的历史切合点。这亦使现代形态儒学和学术建构所需之人文积累和孕育，成为可能并加速其进行。学院儒学的学术理论创造和民众生活之文化认同意识的复苏与孕育，二者合力并功，相持而长，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似已可期之于不太遥远的将来。这是我对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未来秉持着一种乐观态度的依据所在。
田智忠君2003年考来北京师范大学跟我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这部《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即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在答辩时受到答辩委员会诸位先生的一致好评，并获得北京师范大学2006年优秀博士论文的奖励。本书即将由巴蜀书社收入《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出版，智忠君希望我为此书写一篇序，于是谈了以上这些感想，以为本书序言。
李景林
2007年7月于北师大励耘9楼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