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引证古人的话说“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这是人类生活普遍的经验总结。他质问那些夸耀精神文明的人说：“一个美国的工人，坐他自己的汽车去上工，星期日带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可以不花钱用无线电机听极好的音乐，可以送他的儿女到学校去读书……我们是否相信一个拖洋车的苦力的生活比美国的工人要精神些和道德些呢？”（胡适：《东西文明之比较》（原为英文，于熙俭译），见《人类的前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他还嘲讽地说，一个坐着小舢板在水上漂荡的东方人，有什么理由对着头顶上飞过的飞机，嘲笑那是物质文明，而夸耀自己是精神文明呢？那些夸耀东方的精神文明、鄙视西方的物质文明的人，心目中完全没有千千万万普通的人民群众。一个中国的苦力，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拖着疲乏得要命的身子躺在床上呻吟，他决无兴致去歌颂中国的精神文明。文明发展的高低，首先就看这种文明能给最普通的人民提供怎样的生活保障，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他们的身体、精神从物质生活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使他们的创造智慧更多地发挥出来，谋自己以及全社会的生活的改善。1927年，胡适周游西方世界回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拜金主义》。他不恤众韪，明白宣称，在中国，拜金主义不是坏东西，应当提倡人们努力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发财，摆脱贫困和愚昧。他尖锐地提出，一些人在高谈“义利之辨”的时候，可曾看到一些破衣烂裳的老婆婆，背一个破篮子，到垃圾堆里去拣那些没有烧透的煤球、不曾霉烂的破布吗？又可曾看到随处可见的行乞者，为一分两分小钱儿，哀告行人吗？试问，面对广大人群忍饥受饿的社会，面对那些拾破烂儿的老太婆和沿街乞讨的行乞者，倡义非利，批判拜金主义，岂不是近乎忍心害理吗？
胡适认为，贫穷是中国第一大害。由于贫穷，人民疾病缠身；由于贫穷，国家软弱无力；所以外受侵凌，内多扰乱，官吏贪污，恶棍横行。所以他一生宣扬要救国，先要救贫；要求富强，必须发展科学，提高生产力。科学是谋求国家富强、人生幸福的重要工具。
不仅如此，胡适认为，科学是新人生观的重要基础。因为只有尊重科学、追求真理的人才能在现代环境下确立健全的人生态度，创造健全的生活方式。他对那些醉醺醺的鼓吹东方式的精神文明的人说，只有追求科学真理的人，才有真正高尚的精神生活。被炫耀的中国精神文明，鼓励人只向内心做工夫。“越向内做工夫，越看不见外面的现实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戏，越没有能力应付外面的实际问题。”（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15页。）结果是造成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靠别人养活的废物。
胡适一生做过许多次关于人生观的讲演，每一次都特别强调科学对于人生观的重要意义。1923年，他支持丁文江等科学家批驳张君劢的反科学的人生观，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由于把科学引入人生观，开始廓清了关于天道、仁义等抽象的空谈，使人生观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确立某些客观标准、可以进行考察和验证的问题。胡适强调，科学的人生观，主要就是教人运用科学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达到追求真理、追求幸福的目的。这是一种与中国亘古相传的人生观大大不同的崭新的人生观，具有非常鲜明的现代意义。
三泥古的中国旧学家一方面把文化看成是高贵的神秘的东西，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千古如一、永恒不变的东西，动辄喜欢标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垂统五千年。实际上，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已经历了许多次非常重大的变化，不仅是因世势而演变，而且还多次与外来文化结合，发生重大变异与转折。春秋战国之际相对于商周文化已是一大变化；秦汉之际又一大变化；魏晋隋唐，佛教大盛行，又一大变化；至两宋，理学兴，又一大变化；明清之际，因社会变迁加之输入西方文化，乃又生一大转折；清末，西方文化大规模流入，中国社会内部亦发生深刻变动，于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千古未有之变局。实际上，每一次大变化之际，总有些人出来悲天悼地，诅咒变化，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近代以来，因变化来得太骤太剧，尊古者流，尤感痛不可忍。
其实，文化之变，其机理虽极为复杂，但其大趋势亦如自然界的变化一样都是可以考察、可以解释的。归根到底，文化不过是人类生活的样态。人的生活方式起了变化，文化的内容、色彩，亦必或迟或早、或大或小地跟着变化。这一点道理，人们或许不难接受。难接受的是外来文化的刺激及其所引起的变化，因为它们有时会更深地触及人们的感情和心理。有些人承受不了这种刺激，发生严重的抵抗。一般说来，文化素质越高的人，具有越大的承受能力，因而也越能够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有人可能抬杠，说近代史上某些抵制西方文化的学者，都是在国学上造诣甚高的人，能说他们文化素质不高吗？这要看对文化素质如何理解。文化素质是综合的，包括知识的广度、文化的鉴赏力、文化的创造力等等，有些人国学造诣甚高，但国学范围以外，所知甚少，有些即便对国学也是食古不化，没有学术创造力，对古文化只是玩赏赞叹，不能理解精义，因而不能与异质文化作比较地观察和研究，固陋寡识，对外来文化宜其扞格不入。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自觉的文化革新论者，也是主张学习西方文化最力的一个人。他生长在清末民初的历史环境里，在求知欲最旺、接受力最强的青少年时期，他一面用力打下国学根底，一面注意观察研究中西文化的冲突，15岁时，便写文章力主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理，投袂奋兴，学西方所长，补中国所短，以求富强。留学美国7年，他中西学兼治，力求借鉴西方的新思想、新方法重新研究中国文化遗产。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言》中写道，中国人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这问题就是：“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又说：“这个大问题的解决……唯有依靠新中国知识界领导人物的远见和历史连续性的意识，依靠他们的机智和技巧，能够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胡适：《先秦名学史》，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足见，早在留学时期，胡适就确切地认识到中西文化结合的重大历史课题，并自觉地负起这个责任。五四后，他在一篇纲领性的文章《新思潮的意义》中，标出新思潮的历史任务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把中西文化结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的主张，更加简明地宣示出来。20年代，国内思想斗争联翩继起。第一次大革命高潮过后，取得统治权的国民党人急剧趋于保守，对西方文化表现了极大的戒心。为了批驳守旧派，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胡适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讲过一些比较激烈的话，在他的英文论文《今日的文化冲突》中首次使用了“全盘西化”的字样，陈序经更将这个提法作为一种根本主张，胡适也曾表示赞成。（参见《独立评论》，第142号。）从此胡适便被当成“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屡受批判。事实上，胡适并非“全盘西化论”者。我在《胡适研究论稿》里，曾指出了“全盘西化”是个非常不确切的概念，胡适使用它是个失误。但胡适的思想决不归结于此。即使陈序经这类明确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并不像人们所批判的那样，要废弃中国一切传统，尽取西方文化以代之。这个问题需要专门写一篇文章来加以澄清，这里不赘述。我现在要着重说明的是胡适有关中西文化的结合与再造中国文明的基本见解。
中国旧的传统文化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这一点，胡适是坚信不疑的。他认为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大的变异，获得新生，不是一种稀奇事。西方文化曾几经变异，才走上近代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化曾有几次再生的机会，但都没有达到返老还童的目的。1935年1月，他在广西梧州有一个长篇讲演，就是讲文化再生的问题。直到晚年讲《中国传统与将来》，仍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决不是某种一成不变、千古如一的东西。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紧迫的存灭与兴亡的大问题，中国文化必须改造、再生。在这个革命性的大变动中，西方文化是我们必须借鉴的，这是逃避不了的逼人而来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