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生前死后一直被当作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批判。从政治需要出发进行的批判，姑且不谈，新儒家学者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从学术立场上进行批判的。从前，胡适在世的时候，一些守旧的国粹派激烈地攻击他，但他们的攻击甚少学术上的价值。他们本身完全不了解西方文化为何物，他们不配批判胡适。但新儒家学者却大多数受过西方教育，有的甚至曾长期寝馈西方文化之中。所以他们的批判很引人注意，往往使一些人拜服其下，以至新儒家加给胡适的一些罪状大有成为定谳之势。
我今天不想同新儒家学者展开正面辩论。我打算正面揭示一下胡适的文化观到底是怎样的，以及他在关于中国文化的批判、论争与力图重建的过程中究竟做了些什么。把这些讲清楚了，才可以估量新儒家对他的批判有何实际意义。或者说，才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适与新儒家的主要分歧何在。实际上，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批判运动，还是新儒家多年对胡适的讨伐，都不曾冷静地剖析胡适的文化观的实际内容。我在四年前，写过一篇《评胡适的中西文化观》（见拙著：《胡适研究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主要是讨论胡适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立场和态度。这里，我将就胡适的文化观的整体作一略为系统的分析，供各家各派批评。
一
尽人皆知，胡适的成名，是从提倡白话文、发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始的。还在留学时代，他就明确提出一条宗旨：“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胡适留学日记》，95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他之所以冒众所不韪，坚持提倡白话文学、白话新诗，就是为了造就大众的文学。文学革命兴起之后，他作为这个运动的发起人和领袖，曾一再重申这一根本宗旨。陈独秀在揭示文学革命的目标时，所提出的三大主义，其灵魂也就是社会的平民大众的文学。从前的文人之所以瞧不起白话俚语的文学，是因为他们以精神贵族自待，认为只有他们才配创作文学、欣赏文学和运用文学，老百姓是与此无缘的。他们偶尔写一点俚语的文学，只是一种猎奇的消遣，并不是为老百姓着想，顶多也只如老爷太太吃过了肉，把骨头甩给仆人尝尝而已。所以鲁迅也曾说，从前文人写作白话，和他们使用僻典一样，只是自己玩花样，并不是为平民百姓。
因为文学有反映生活、影响人心和训练语言的功用，所以，用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学的正宗地位，这对于社会变革之影响十分巨大。胡适提倡白话文，实可谓功德无量。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变的一种有力的催化剂。没有白话文运动，就谈不上现代国民教育，更谈不上推行义务教育。而这正是国家现代化的起手工作。没有白话文，就不能有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吸引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就谈不上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同样地，没有白话文的通行，任何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和群众性的破除迷信，包括对鬼神的迷信，对千古教条的迷信，以及对活人的权威的迷信，也都无从谈起。
白话文的盛行打破了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壁垒，使社会各阶层互相沟通，造成打成一片的整体社会，并唤起了生机。千年以来首次出现一种真正的机会，有希望祛除使社会停滞的障碍机制。这种障碍机制就在于创造文化的主体——千百万人民大众，累世累代被屏弃在文化享有的范围之外，长久地被压抑，伟大的创造力不能发挥。白话文运动撤除了文化禁苑的高墙。精神贵族的垄断特权被削弱了或被取消了，人民大众有可能开始尝试进入各个文化领域，显示他们的创造才能。
以白话文运动为先导的新文化运动，实即文化下移运动，亦即文化俗世化运动。这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曾经历过的。所谓文化下移，文化俗世化，实质即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平民大众的觉醒。毫无疑问，胡适是中国近代文化俗世化运动的最自觉的代表人物，单此一点，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积极作用，就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
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也看出了文化俗世化的趋势。例如胡适的老对手、《学衡》派的主将梅光迪就说，“所谓‘新文化’领袖人物，一切主张皆以平民主义为准则”（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载《学衡》，第2期。）。章士钊认为“文化为物，其精英乃为最少数人之所独擅，而非士民众庶之所共喻”。所以他把白话新文学斥为“以鄙佞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载《新闻报》，1923-08-21～22。），期期以为不可。在新文化运动的激烈论争中，这种平民精神与贵族精神的对抗，过去没有被充分地加以注意。现在看来，这一点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胡适不避老师宿儒的歧视、少数留学生的攻击，而毅然倡导新文化运动，是以深刻的信仰为基础的。他坚信文化的真正创造者是民众，文化的真实内容，就是千百万民众的生活。在以后历次文化论争中，他都把这一点讲得十分清楚。
20年代初，在批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时，他指出，把西方、印度与中国三种文化说成是根本不同，不能相互融通，是完全错误的。人类文化根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因为文化是应付环境的产物，是千百万人为了生存而创造起来的。所以，人类的文化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人类文化的同一性的根据在于人类自身的同一性。那种把眼光始终停留在文化表层，停留在突现出来的少数精英分子的思想和成就上面的人，不免过分夸大了文化的特异性，忽略了各民族文化主体无例外地都是那里的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们创造文化的动机、基本原料、基本手段总是相同或是大同小异的。（参见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文存》第2集第2卷；《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
在东西文化争论当中，中国一部分守旧分子曾杜撰了一种理论，谓西方只是物质文明发达，其精神文明则远不如东方，尤不如中国。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垂五千年于兹，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种说法颇能满足百多年来受尽屈辱的中国人撑面子的心理要求，因此颇具迷惑力，曾被用来作为抵拒西方文化的一种很有力的武器。中国读书人受儒家传统影响，往往忽视和贬低物质生活。孔子被当世人认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他自己也承认于农稼、圃艺之类的无知。后世儒者，凡以道统自命的，都继承了这个传统，眼光不屑顾物质生产一类事。他们认定，那是下等人的事，不是读书人的事。他们沉迷于古圣先贤的经训之中，像教徒对待宗教经典那样，或弦诵不已，或瞑目静坐，以求彻悟。心性修养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工夫，终日假仁义道德讲论不休。被守旧分子们夸耀不已的所谓中国的精神文明，主要就是指的这些东西，即写在书本上和悬在达官贵人口上的仁义道德以及据说可以实现这种仁义道德目标的心性修养之类的说教。显然，中国若是只依赖这种精神文明，那早就亡国灭种了。中国人民要生存要发展，首先必须解决饮食男女之类的大问题，还要解决衣、住、行走、安全等等问题。中国文化同任何民族的文化一样，其最基本最重要的成就都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被创造起来的。而创造者就是人民大众。其实，即以道德等等精神文明而论，其主要的担当者也是人民大众。1922年4月，胡适在天津教育所讲演“道德教育”，其中就说“我们中国的背脊骨，还须靠一班真有道德的老百姓”。
如果人们认识到任何文化创造的主体都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那么，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对立起来，把精神文明夸耀得神乎其神，把物质文明贬得低而又低，这样的论调就完全不能成立了。持有这种论调的人，都是坐享人民大众创造的文化成果、而又反过来贱视甚至欺压老百姓的人。他们自己是衣食无虞、甚至是锦衣美食的高贵阶层。他们吃饱了没事干，游山玩水，修身养性，吟诗作画，或逛妓院、捧戏子，自觉精神生活丰富得很，他们不屑想及成千上万的百姓还在为吃饭穿衣发愁呢！
因为坚信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大众，而不是少数精神贵族，所以谈到文化问题，首先必须顾及文化与人民生活的实际关系，而不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半人半神或半人半鬼的神秘主义的东西。正因为坚信文化主体在人民大众，所以胡适认为由少数人给整个民族规定文化模式的想法是荒谬的。他主张由人民大众自己去选择弃取。也正因为坚信文化的主体在人民大众，所以他对中国文化有充分的信心。他认为，无论怎样与西方文化接触、融合，到头来中国的老百姓仍不会变成西方人，他们的文化仍是中国的文化。（参见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见《胡适论学近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中国传统与将来》，见《胡适作品集》第24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
总之，发现和坚信文化的主体在人民大众，因而提倡平民化和世俗化，是胡适文化观的第一个显著特点。
二
五四时期有两个最响亮的口号，即科学与民主。现在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动辄指称胡适与陈独秀一样，都不懂科学，所以都不配谈科学。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他们不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们提倡科学的主要含义、主要动机是什么，把科学狭义地理解为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具体内容和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具体工作。这样来理解科学，世界上就很少有人有资格谈论科学了。甚至科学家除了本学科的具体内容以外也没有资格谈论其他的科学。
很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科学，而是提倡基本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是从事各种事业和任何学科（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工作的人都应具备的。这就是严格地尊重事实、研究事实、验证事实。简言之，即严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们提倡这种态度是为了清除千年的恶劣积习，诸如虚妄、迷信、尚空谈、喜杜撰、闭目塞听、不顾事实、懒惰成性、不肯调查研究、相互欺饰、相互标榜、无病呻吟、阿Q心理等等。不用说，针对这些弊病，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完全必要的。而提倡这种科学态度，是不一定必须懂得宇宙学、量子力学、高能物理，或是什么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之类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胡适提倡科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那就是他想力矫中国读书人只重视圣贤遗训，只在心性修养上下工夫的传统弊病，提高科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提倡青年努力于能够造福人类的科学，能够增加生产、增加财富的科学，能够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科学。在胡适那里，科学乐利应是人类文化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他鲜明地强调：“人的文明的特点，就是特别图谋人生的幸福。”（胡适：《公共卫生与东西文明》，载《出版周刊》，第111期。）“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第3集第1卷，7页。）中国古代圣人讲过不少大道理，其中有一些不无可取之处，但有一些相当荒谬。例如理欲之辨，他们空悬一个“天理”，要人们绝对服从它，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宋儒甚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简直是反人道的。人欲都有其天然合理的根据，诸如饮食男女、衣、住、安全等等，人皆追求。为了群体生活的需要，有时要对个人欲望有所调整、有所节制，但这根本上是承认人欲的合理性。调整与节制，无非是为了更多的人的欲望得到基本的满足，并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其实，除了极少数圣徒式的人物以外，鼓吹灭人欲的那些人，都不准备灭自己的欲，只是挟天理之名，灭百姓之欲，从而保障自己欲望的最大满足。所以，它根本上是个虚伪的骗人的口号。直到清代，出来个大学者大思想家戴震，才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论证了人欲的合理性。胡适是戴震的同乡，他很敬佩他这位“乡先正”，曾写了一本《戴东原的哲学》，表彰戴氏对理学先生“以理杀人”的愤怒抗议。不过他说戴氏的人生观就是“要人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与方法来应付人生问题”，未免把戴震现代化了。
胡适从东西文明比较的立场上尖锐地指出：“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要求。”（同上书，6页。）这里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可是，一部分自愚愚人的中国人，硬说西方只是物质文明发达，而中国人的精神文明远远高过西方。胡适说，东方的“圣人”“眼看无数人们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同上书，6页。）。这正如西方寓言所说，一只狐狸吃不到高悬架上的葡萄，就说“我本不爱吃这酸葡萄”一样。他接着指出，中国人受“圣人”欺骗，不敢明白承认人生目的在求幸福，反而自苦为极，甚至自戕自杀，使“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
在胡适看来，这种完全脱离物质文明的所谓安贫乐道的精神文明，根本够不上精神文明的美名。它扼制人的追求，养成懒惰、依赖、迷信的习性，只能把人导入愚昧。他认为，物质文明的提高有助于精神文明的进步。而且在他看来，精神文明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科学就是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手段，也是它的成绩。当中国的圣贤们以“无知无欲”的说教迷惑人们的灵智的时候，西方人却持续地以百折不挠的努力发展科学，结果是开创了近代文明。中国人不论在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方面，都落后了一大截，本应急起直追，却偏偏有人杜撰西方只有物质文明、而中国精神文明超过西方的谎言。胡适坚决主张，丢弃心性修养的那套所谓的精神文明，回到现实世界中来，认识周围的世界，发展科学、发展生产，创造近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