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佛教学术研究工作之活跃，研究内容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硕，都是以往所不能比拟的。当前，中国佛教的研究，仍不断以可喜的收获，载入学术研究的史册。以下拟就中国佛教研究的一般概貌、新的进展和特点三个方面，分别加以概述。
一、一般概貌
中国佛学是一门具体学科，也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若干学科互相渗透，密切联系。由于广大的学术工作者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从学术研究的沙漠中走了出来，整理旧稿，创制新作，使中国佛教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百花园中引人注目的一葩。其成果集中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论文集和资料书。有关中国佛教通史的专著有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5），严北溟著《中国佛教哲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以及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一系西藏佛教的《西藏佛教史略》（王辅仁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研究中国佛教断代史的专著，有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范文澜的《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的《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宋元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从理论上阐述佛教思想的有方立天的《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研究中国佛教代表人物的专著有方立天的《慧远及其佛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佛教专题研究方面有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关于佛典目录方面的有吕澂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论文集方面，首先当推中国佛教协会编的《中国佛教》（已出一、二辑，知识出版社，1980，1982），再是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还有汇编1980年第一次全国佛教学术讨论会论文的《中国佛教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汇编1984年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讨论会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近几年来，由于中华书局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工作，开展了对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释，其成就十分突出。这主要是陆续出版两套书，一是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已出版第一卷和第二卷（四册），第三、四卷将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卷等已为台湾蓝吉富纳入由他主编的《现代佛学大系》中。二是《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已出版方立天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郭朋的《坛经校释》（郭朋另作《坛经对勘》，齐鲁书社，1981）和苏渊雷点校的《五灯会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任继愈选编、李富华校注的《佛教经籍选编》，这是一本阅读佛典的入门书。近年地方佛教研究也有蓬勃的发展，如西安市成立了陕西省"长安佛教研究组"，就长安地方佛教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并出版一套"长安佛教研究丛书"。目前已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畅耀编著的《青龙寺》，王亚荣编著的《大兴善寺》和陈景富编著的《香积寺》，并计划陆续出版《慈恩寺》、《荐福寺》、《草堂寺》、《华严寺》、《净业寺》、《法门寺》、《广门寺》等重点介绍佛教寺院的典籍。这些书富有地方色彩，引人入胜。此外，在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领导下，由任继愈教授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编辑局正在紧张地校订重编《中华大藏经》，并已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这是一部卷帙浩繁、规模巨大的佛教丛书。它采用金代刻本《赵城藏》为主要底本影印，并以《房山云居寺石经》等宋、元、明、清八种大藏经的不同官私版本进行校勘。全书拟分正、续两编，每编各有100册左右，共收录佛教典籍4200余种、23000余卷，其中包括一部分未经传世的珍贵孤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预计全书用十年时间出齐。
我国近年掀起了讨论传统文化的热潮，为了帮助广大读者通过佛教与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断层，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能有一个更为全面透彻的理解，《文史知识》1986年第10期出版了"佛教与中国文化"专号。这期专号就什么是佛教，如何认识、评价佛教，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诸方面的横向联系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专文。这期专号的出版对佛教研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专号的《我和佛教研究》一文中所说的："以此为契机……佛教研究的万紫千红的时期指日可待了。"
（二）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和有关文章。据粗略的统计，研究中国佛教的论文，在1977年和1978年尚属少见，1979年约有30篇，至1980年剧增一倍约为60篇，1981年约为50篇，1982年约为40篇，1983年和1984年均约为50篇，1985年约有30篇，1986年约有50篇，平均每年45篇左右。关于佛教艺术和寺庙建筑文物的文章，1977年和1978年也少见，1979年为10余篇，1980年剧增到50篇，1981年约为20篇，1982年和1983年均约为30篇，1984年约为20余篇，1985年约为50篇，1986年约为20篇，平均每年30篇上下。由此也可知，自1976年以来发表研究中国佛教的论文为300多篇，论述佛教艺术和寺庙文物等方面的文章200多篇。这些论文和文章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有的论文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三）举行佛教学术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单位，曾相继组织会议，专门讨论中国佛教的学术问题。1980年9月中旬，在文化古城西安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佛教学术讨论会，50余位老中青学者就研究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问题，广泛交换了看法，尤其是就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历代佛教的特色、佛教的美术和艺术、西藏佛教形成的时期和特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探讨。此次会议对于开展中国佛教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85年4月中旬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举行了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艺术学术讨论会，与会者70余人。会议就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的社会原因、特点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社会依据和表现，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的特点，中国石窟艺术的中原风格，佛教音乐的华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86年11月在西安市召开隋唐佛教学术讨论会，与会者60余人。会议就隋唐佛教宗派形成的根源和特点、研究佛教的方法论以及"长安佛教研究丛书"的编写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此外在有关的会议上，也曾讨论了中国佛教的学术问题。1981年7月下旬在北京香山举行了全国宗教学学术讨论会，会上曾就过去中国佛教的形成和特点、佛教理论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1983年8月在敦煌、酒泉举行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会议就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的历史发展、我国因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年11月初，北京大学举行了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讨论会。汤用彤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佛学研究家。会议曾就魏晋玄学与中国佛教两个问题举行座谈。关于后一个问题，着重就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强调就中国佛教对印度文化以及对日本、欧美的影响等问题开展研究的重要性。
二、新的进展，新的开拓
上述一般概貌，主要是反映中国佛教研究成果数量方面的情况，从质的方面来看，中国佛教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新进展和新开拓。这也是本文要着重介绍的。
（一）系统地阐发中国佛教的源流。著名佛教史家吕澂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是这方面的力作。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探讨中国佛学源流的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它强调"中国佛学，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也不同于印度的思想，而是吸取了印度学说所构成的一种新说"。中国佛教并不是印度佛学单纯的"移植"，而是扎根于中土的"嫁接"。"中国佛学的根子在中国而不在印度。"它指出中国佛学的内容主要是"以天台、贤首、禅宗三家为代表"。全书对于中国佛学源流的阐述，着力于探寻和区别它们体系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演变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论述中贯穿代表人物、师说、宗派等方面的联系，并结合中国当时的有关学说以及印度的学说，综合地穷原竟委，条分缕析，从而全面地、深入地阐明了中国佛学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本书还对中国佛教史史料和学术源流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如佛学初传的时间、佛教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关系、某些典籍和史实的真伪、研究各宗派应采用哪些资料等，都提出了独立的见解，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严北溟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是我国第一部探讨和阐述中国佛教哲学史的专著，全书系统而简明地叙述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历史演变和不同时期的思想特点，强调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空"，并揭示了佛教哲学在论"空"的思辨结构上的重要特色。
（二）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研究中国佛教。编写中国佛教通史是我国佛教研究工作者的夙愿，也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参加编写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卷（全书拟分八卷，将陆续出版），开始填补这一空白。本书取材广泛，叙述详尽，其内容是着重系统地考察东汉、三国时期佛教传入初期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历史过程，并论证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处于依附地位，在传入初期更是如此；阐述西晋、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佛教，着重介绍佛经翻译，剖析译籍，并对这个时期的重要人物，如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孙绰、郗超、法显、慧远等，都做了重点的介绍、论述、剖析和评论。本书的突出特点是努力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阶级与阶级斗争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去寻找佛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同时通过汉译佛典与印度佛教思想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时代译文的对照分析，来把握中国佛教的特点以及各个不同时代思潮的脉搏。
（三）侧重于资料性叙述的中国佛教专题史。中国佛教协会编的《中国佛教》就是这一类专题性的著作。此套书的缘起是1955年中国佛教学者应约为斯里兰卡编写英文佛教百科全书撰写了中国部分的条目（分教史、宗派、人物、经籍、教理、仪轨制度、佛教胜迹、佛教文化、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九类）。近年来佛教协会又对中文原稿加工整理，编成此书。已出版的第一辑包括"中国佛教史略"、"中外佛教关系史略"和"中国佛教宗派源流"三部分，分别按历史朝代介绍从汉代到近代的佛教的活动和发展，分别阐述了中国与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日本、朝鲜、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论述了中国汉地佛教和西藏佛教总共二十八家学派和宗派的形成、发展、经典、理论和特点。第二辑包括"中国佛教人物"和"中国佛教仪轨制度"两部分，收入译经、义理、参禅、明律、立宗判教、传道护法方面业绩显著的佛教人物九十二人。仪轨部分对传戒、度牒、课诵、忏法等也都做了简要的阐释。本书的重要特点是对中国佛教的重要专题按时代的先后进行系统的阐述，突出资料方面的科学性的要求，并努力做到全面性与概括性相结合。
（四）中国佛教断代史研究的长足进展。近几年来出版的中国佛教著作，以断代史方面的居多，共有六本，而且各有千秋。
1.《隋唐佛教史稿》。本书原系已故汤用彤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授课讲义，近由汤一介同志整理出版。这是汤用彤先生继其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后又一重要的佛教史专著。全书对隋唐佛教势力的消长、传译、典籍、师说、宗派、传播区域都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本书的特点是扣住隋唐佛教的宗派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提出："所谓宗派者，其质有三：一、教理阐明，独辟蹊径；二、门户见深，入主出奴；三、时昧说教，自夸承继道统。"接着详尽地分析了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从而有力地否定了中国佛教"十宗"、"十三宗"之传闻。全书资料翔实，考证缜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隋唐佛教》，系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一书有关部分的抽印本，着重阐述和批判唐代佛教的诸宗派，对禅宗评述尤详。作者在引言中强调从佛教社会作用方面揭示佛教的实质，认为"佛教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佛教利用艺术做贩毒的广告，艺术性愈高，流毒也愈大"。全书附加的三分之二篇幅则为作者助手张遵骝代编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记录有关佛教的一些重要事件，颇富参考价值。
3.《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宋元佛教》和《明清佛教》，是郭朋同志长期辛勤耕耘，在近几年来陆续出版的四部中国佛教断代史著作，都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作者十分强调"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用历史来说明历史"，"把佛教宗派的盛衰演变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变化密切联系起来，深入揭示两者的关系，尤其是佛教与最高封建统治者的相互利用，进而对佛教进行历史的分析，指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作用"。作者也重视对佛教思想的哲学分析，引用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料，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独立见解。《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全书分三篇，分别论述汉代佛教、魏晋佛教和南北朝佛教，着重介绍佛典的翻译，论述重点人物如鸠摩罗什、道安等人的佛学思想，并对般若学、禅学和律学的内容做了系统的阐明。《隋唐佛教》着重对于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佛教宗派的叙述介绍和分析批判。《宋元佛教》对宋代禅宗与程朱理学进行了比较，指出两者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明清佛教》着重阐述明代佛教，尤其是对明代佛教"四大家"袾宏、真可、德清、智旭的生平、著作和思想进行重点的叙述，并对他们主张的诸宗融合、会通儒佛以及三教同源的思想做了系统的评述。关于清代佛教，主要是着重介绍禅宗临济宗两大禅师通琇和道忞的佛教思想和宗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