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科
緒論
“時文”一詞，其出現的時代甚早，在先秦的文獻中就有出現。《周禮·考工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周禮注疏》卷四〇《冬官·考工記》，《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上册，第917頁上欄。但是此處之“時文”卻並非我們通常所謂之“時文”，也非唐宋科舉興起以後之“時文”。而自《考工記》中的這則銘文中出現“時文”起，在以後的歷代文獻中均有出現，尤其在宋代及以後的文獻中出現的尤多。但是這些文獻中的“時文”的含義卻並不相同，有其各自特有的意義，即便是某一相同意義，在不同的時代所指的具體對象和内容也不相同。但是，當代大多數的人對“時文”意義的理解甚為狹窄，而且多有誤解。而當代的比較有影響的辭書對“時文”一詞義項的收入和解釋，也不盡詳盡，甚至釋義也不甚準確。
如《漢語大詞典》中對“時文”的解釋：“（1）當代的文明。指禮樂制度等。……（2）當時的文章……（3）時下流行的文體。舊時對科舉應試文體的通稱。1，唐宋時指律賦。……2，明清時特指八股文。”漢語大詞典編委會《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5卷，第693-694頁。又《辭源》對“時文”的解釋：“（1）當代的文明。指禮樂制度。……（2）科舉應試之文。對“古文”而言。”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辭源修訂組，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册，第1431頁。又《中文大辭典》中對“時文”的解釋：“（1）謂科舉應試之文字也。别於古文而言……（2）當時之文明。當時之禮樂。……（3）現代通行之文體。（4）字號。①唐蕭瑀之字。②宋吳可當之字。”臺灣中文大詞典編纂委員會《中文大辭典》，臺北：中華文史研究所，1968年版，第16册，第6524頁上欄。《漢語大詞典》作為目前中國大陸最詳盡的漢語詞典，但是對“時文”的解釋卻並不是詳盡完整。而《辭源》對“時文”的解釋較《漢語大詞典》更略。臺灣的《中文大辭典》對“時文”詞條的解釋相對要詳盡一點，但是與《漢語大詞典》亦是大同小異。
總的來説，這些辭書對“時文”的釋義是不夠詳盡的。而一般人對“時文”的理解也基本上局限於“時下流行之文”或“時下流行的文體”這一意思，有的甚至僅僅理解為“八股文”。這無疑都大大使“時文”的意義狹隘化。鑒於此，本文將通過對中國歷代文獻的考察，結合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現實和文化背景，對“時文”進行比較詳盡的考察。而在對“時文”進行考論之前，先需要説明的是，本文對“時文”的考論，主要是從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時文”的文化義，而非單純從語言學的角度對“時文”進行考論。因為歷代對“時文”的理解，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進行的，而所理解的也主要是“時文”的文化義，而非單純的語言義。即便是上述的各種辭書對“時文”的解釋，也多是文化義。總的説來，不管從文化的角度，還是從語言學的角度，對一個問題的考察，都有利於對此問題的正確認識和對文化的傳承與損益。
一、作為道德意義上的“時文”
“時文”一開始並不是指“文章”“文體”而言，而是指的一種道德意義。在目前能看到的出現“時文”一詞的最早的文獻是《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所載的《嘉量銘》：
栗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准之，准之然後量之。量之然後以為鬴，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概而不悦。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周禮注疏》卷四〇《冬官考工記》，第917頁上欄。
關於此處之“時文”，一般認為是指“文明禮樂”。如羅時進和劉鵬在《唐宋時文考論》中就指出“這段勒於青銅器上面的贊美性文字中的‘時文’意指當時的文明。”羅時進，劉鵬《唐宋時文考論》，《文藝理論研究》2004年第4期，第64頁。筆者以為此處之“時文”並不能解作“當時之禮樂文明”，當然更不能像一般的解作“時下流行之文”或“時下流行的文體”。對於這則銘文，鄭玄注：
銘，刻之也；時，是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立法者，而做此量，信至於道之中。《周禮注疏》卷四〇《冬官考工記》，第917頁上欄。
按鄭玄所注，此處之“時文”當解作“是文德之君”，“是”即“此”，以今天的話言之，則可解作“此文德之君”。“此文德之君”在這則銘文中指的是特定的人，即“做此量，為民立法”，“信至於道之中”之君，並非普遍意義上之“文德之君”。後人對此則銘文的解釋，則將其特指的“時文”之君的意義，向一般化擴展，即舉凡有德有位得其時之“文德之君”皆可稱作“時文”之君。如《古今圖書集成·考工典》卷一二《度量衡部匯考一》：
易氏曰：“聖人製量本乎黃鐘之龠，五權五度六律六呂，皆始於此。而禮樂寓焉，非時文之君，何足以探製作之理？”《中庸》曰：“有其位而無其德，不敢做禮樂；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做禮樂”，德與位兼者，非時文而何？惟時文之君，内忠於心，外索於物，信臻乎是理之極。陳夢雷等《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卷一二，北京：中華書局，，成都：巴蜀書社，1985年影印本，第79册，第95396上欄。
此處即將銘文中特指的“時文”，即“是文德之君”，擴展為具有普遍性的“時文”。舉凡“内忠於心，外索於物，信臻乎是理之極”之君，皆可稱作“時文”之君。故而，此處之“時文”不可再解釋作“是文德之君”，即製此量的特指的“文德之君”。上述引文所言的“有其德”兼“有其位”，即可以是“文德之君”，但尚不可以制禮作樂，“非時文而何”？此處之關鍵即在“時”將作何解？如果解作“是”，即含有特指之義，在此處已是不通了。
“時”，其本義為“四時”，《説文·日部》：“時，四時也。從日，寺得聲。峕，古文字，從之、日。”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第302上、下欄。但是，在漢及以前“時”字就有作為“得其時”“當其可”之義的用例。
《詩·大雅·生民》“胡臭亶時”，朱熹集傳：“時，言得其時。”朱熹《詩集傳》卷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頁。
《荀子·大略》“不時宜”楊倞注：“時，謂得時。”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九，《諸子集成》，上海：世界書局，1935年版，第2册，第322頁。
《禮記·學記》“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禮記注疏》卷三六《學記》，《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下册，第1523頁。
《説苑·建本》“時禁於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趙善詒《説苑疏證》卷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頁。
按，由上引諸條可知，“時”有作“得其時”、“當其可”等義的用例。而“文”用作“文德”“聖德”的意思，在先秦秦漢文獻中用作此義已數見而不鮮矣。
《國語·周語下》“文之恭也”，韋昭注：“文者，德之總名也。”《國語》卷三，《周語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96頁。
《詩·周頌·思文》“思文後稷”，陳奐傳疏：“文，文德也。”陳奐《詩毛氏傳疏》，《皇清經解續編》卷八〇三，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影印本，第3册，第1193頁下欄。
《國語·晉語七》“公以趙文子為文也”，韋昭注：“文，有文德也。”《國語》卷一三，《晉語七》，下册，第436-437頁。
《國語·晉語九》“文祖襄公”韋昭注：“文，言有文德也。”《國語》卷一五，《晉語九》，第495頁。
《説苑·修文》“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趙善詒《説苑疏證》卷一九，第559頁。
《逸周書·諡法》：“經天緯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慈惠愛民曰文”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彙校集注》卷六，《諡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册，第678-679頁。
按，此處的“時文”作為一個複合詞，由上述引文對“時”和“文”的解釋可知，其當解作“得其時之文德”或“當其可之文德”。如果，用以解“有其德”兼“有其位”，“非時文而何”，則可暢然而明也。即其文德應“當其可”或“得其時”。
當然，以上僅就字面上而言。而在中國歷史早期，尤其是在先秦時期，“文德”是一種含有“道德博厚”之完整道德境界的意義。如《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春秋左傳正義》卷五二《昭公二十八年》，《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下册，第2119頁上、中欄。
以上所言之“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遍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的九德，皆涵於“文德”之中。由此，亦足見“文德”所含“道德博厚”之義。又《國語·周語下》：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
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意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外天下。夫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成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違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國語》卷三，《周語下》，上册，第94-98頁。
上引材料中之“文”乃“德之總名”，即“文德”。此段文字，即在言晉周之德之盛，亦即在盛稱晉周之“文德”。由此，亦可進一步證明“文德”即是指的一種“道德博厚”之完整境界。然“時文”，由上述可知，即“得其時之文德”，其實亦是表達一種“道德博厚”之意，只是其程度較“文德”更重，需要“得其時”、“當期可”，以應於時之需，其文德方可“光被四表”，其道德之博厚的境界方更大。又如《藝文類聚》卷二〇《人部四》引陸機《祖德賦》：
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棲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戢靈武於即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絶風似逸騖，庶遐蹤於公旦。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〇《人部四》引《祖德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册，第372-373頁。
按，此處若“時文”直解作“得其時之文德”，則這句話就成了“咨有得其時之文德之懿祖”，則顯得很不通。由上面論述可知，此處其實就是表達的一種“道德博厚”之意。蓋“文德”當其時，是其“文德”之功效勳績更大，道德博厚之意更盛，故合而言之為“文德”“聖德”亦可，唯其語氣加重耳！又陸雲《贈汲郡太守》：
我有好爵，既成爾服。入贊崇華，遂登帷幄。時文聖宰，天祚方榖。朔風徽止，鴻漸雲嶽。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上册，第701頁。
此處之“時文”亦同上述，即贊頌汲郡太守之“文德”“聖德”也。
二、作為文字的“時文”
筆者在考察文獻中發現，“時文”還有指“當時或時下之文字”。此義中之“時”，乃“當時”“今時”“時下”之義，而“文”當訓作“文字”。對二字如此解亦是古已有之，非後生臆造。
《詩·大雅·召旻》“維昔之富，不如時。”鄭玄箋：“時，今時也。”《毛詩正義》卷一八，《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上册，第579頁下欄。
《尹文子·大道下》“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尹文子》，《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圖書館藏明覆宋刊本，子部，全第94册，第6頁下欄。
按，此處對“時”訓作“當時”“時下”“今時”，其例甚多，其用例亦甚廣且久，直至今日亦在沿用。而“文”，是否在當時有“文字”之義的用例，見以下諸例，即可明矣。
《書·序》“由是文籍生焉”陸德明《釋文》：“文，字也。”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三，《尚書音義》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第36頁上欄。
《左傳·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為武”杜預注：“文，字也。”《春秋左傳正義》卷二三《宣公十二年》，第1882頁中欄。
《左傳·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為乏”杜預注：“文，字也。”《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四《宣公十五年》，第1888頁上欄。
《左傳·昭公元年》“于文，皿蟲為蠱”杜預注：“文，字也。”《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一《昭公元年》，第2025頁中欄。
《論語·衛靈公》“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邢昺疏：“文，字也。”《論語注疏》卷一五《衛靈公》，《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下册，第2518頁上欄。
《孟子·萬章上》“不以文害辭”朱熹集注：“文，字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06頁。
由上可知，“文”訓作“字”，亦其源甚早，其用亦甚廣。當然，“時”可訓作“今時”“時下”“當時”，“文”可訓作“文字”，但是這並不能證明“時文”即可訓作“當時或時下的文字”。但是在緯書《尚書·中候》即有必須將“時文”解作“今時或時下之文字”的用例。
周公旦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甲，元龜背書。周公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鸞鳳見，有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尚書中候》，《古微書》卷四，《緯書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上册，第169頁下欄。
此處之“時文”是否即是指“當時或時下的文字”呢？關於“時文”的這一用法的資料甚少，筆者淺陋，唯此一條。然《晉書·束皙傳》：“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晉書》卷五一《束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册，第1433頁。又孔穎達《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正義》注引王隱《晉書·束皙傳》：“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召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勖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春秋左傳正義》卷六〇《春秋經傳集解後序正義》，第2188頁上欄。由此三者相比可知，三者句式結構相類，所行之事相似，故可推定，《尚書·中候》中的“時文”即指“當時的文字”。故此“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即周公以當時之文字將元龜所附之圖文寫下。雖然關於“時文”此義，可以用來證明的資料甚少。但是，不管是資料多還是少，既然在歷史文獻中出現過，那麽它在歷史時期存在過，故此義亦不可遺。
三、作為文明禮樂的“時文”
“時文”作為“當時之文明，禮樂制度”解，其起較晚，大略在東漢三國時，方有文獻中出現“時文”作“禮樂制度”解。但是“文”作“禮樂”之義的用例卻是出現很早。
《論語·述而》“文行忠信”劉寶楠正義：“文，謂《詩》、《書》、禮、樂也。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文之教也。”劉寶楠《論語正義》卷八《述而》，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上册，第274頁。
《論語·顏淵》“君子以文會友”劉寶楠正義：“文，謂《詩》《書》禮樂也。”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一五《顏淵》，下册，第513頁。
《論語·子罕》“文不在茲乎”朱熹章句：“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五《子罕》，第110頁。
《詩·大雅·大明》“文定厥祥”朱熹集傳：“文，禮。”朱熹《詩集傳》卷一六《大明》，第17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