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之，尤其对中国文艺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功绩。
《庄子·人间世》中记载楚国的狂人隐士接舆见到孔子说，方今春秋乱世，人们不会趋福避祸，连似乎怀有道德的孔子也到楚国这衰败之地，他劝孔子对社会不必“临人以德”，以道德去降临人间；不必“画地而趋”，划出一条道路让人去走。在庄子看来，世道已然沉沦，孔子的理想，是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的，这是庄子对孔子的一段比较客气的批评。这儿所讲的孔子之德不是庄子的天地大德，而指仁义而言。
《庄子·德充符》中借被砍脚趾的叔山无趾见孔子的一段对话来批判孔子：“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孔子则表现出见善如不及的谦躬，愿意听取他的批评。两千三百年来，他的人生哲学影响至深至钜，是彻底的无为、无用、无功、无名。无趾将见到孔子的情形告诉老子，知其有理。
庄子的宇宙观，老子讲：你何不把死生齐一、“可”与“不可”齐一的道理告诉他呢？无趾说：“天刑之，安可解？”这是苍天对孔子的惩罚，是无可解脱的。这则故事的意思是孔子不具备天地的大德，虽谦谦如也，也无法知道万物齐一的大道。
《庄子·大宗师》以重言借孔子之口称赞孟孙才，孟孙才是一位悟生死齐一的人，母亲死了，哭而无泪，居丧不哀，孔子说，这才是一位觉醒的人啊，而我们则如作梦一般，不曾觉醒。因为孟孙才“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具生死齐一的观念；“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又具这顺应自然变化、稍纵不居的意识。因此孔子认为孟孙才“安排而去化，纵横捭阖其文，乃入于寥天一”—安于自然的秩序，忘却生死之大限，所以他可以与天地宇宙齐一，到达那宁寂的虚空之中。
在《庄子》中，连孔子也自认为是被苍天所惩罚的罪人，在《大宗师》中记载了一则子贡被嘲的故事。子桑户死了以后，他的两位好友孟子反、子琴张却编曲歌唱：“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你已返朴归真，我却依旧形骸，犹存为人)。子贡大惊，问他们“临尸而歌，礼乎？”这两人却嘲笑真正不懂礼的是子贡。子贡回去问孔子，孔子告诉子贡，他们是与宇宙造物者为侣，游于天地浑元之气的人，“忘其肝胆”、“遗其耳目”，把身内身外的痛赘抛却，儒庄斗争之本质：伪与真
庄子书对儒家的批判是十分尖锐而激烈的。其中重言、卮言、寓言叠出，“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人们在世俗的尘嚣之外无目的地彷徨，在了无一物的境界中作逍遥游，他们是不会以世俗的礼仪去炫人耳目的。庄子书中在批儒家的时候，往往用孔子自己的话语，孔子在《庄子》书中是一个被嘲弄者、被训斥者，同时又是一位自责者、自非者，不像惠施，总是作为论辩的对手而存在。
《庄子·渔父》中载孔子在鲁国受到两次冷遇，在卫国被削掉足迹，在宋国坐荫之树被斫，又被困于陈、蔡之间，这四次大的坎坷，使孔子罔知所遭。于是，他问道于一位高士渔父。渔父告诉他，就是由于他不能“慎守其真”，失去了浑朴的纯真。渔父告诉他：“子审仁义之间，未必深信；思之，察同异之际，观动静之变，适受与之度，理好恶之情，和喜怒之节”。庄子是一个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人，他的放言有的近乎肆无忌惮，使人想起他蓬头垢面、粗衣布鞋、言忘意得的状貌，也许这是他苟活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生活艺术，但归根结柢，这是他完整的人生哲学。总在仁义、差别、动静、取予、好恶、喜怒之间讨生活，这样就失去了本真的天性，应该“还以物与人，则无所累矣”，让不属于自己的身外之物归还他人，那你还有什么足以使自己拖累的呢？
在《庄子》中，孔子问仁于老子的一段，同样表达了孔子的自谴自责。老子告诉孔子，在扬糠的时候，眯了眼睛，那你会不辨东西；蚊虻的叮咬，使你通宵不眠，而仁义则会大大地扰乱人们的心灵。你倘想使天下不失去浑朴之性，是养生、保生、全生、尽年，你就应像风的吹动那么自然，不必像你那样敲着鼓去追逐亡命之徒。泉水干涸了，鱼在陆上相濡以沫，有这种仁义，何如根本不需这种仁义，让他们回归江湖—“相忘于江湖”呢？“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庄子·大宗师》)的意思，是在自然的大道中，鱼、人各得其所，既不必相濡以沫，也不必以仁义礼仪相求，不必“临人以德”、“画地而趋”。孔子见过老子之后，以为是见到了真正的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
孔子的弟子子贡不信，欲自往窥之，体悟无所始的无何有之乡和无封无隔的大自然。而庄子的人生观则是无所待的与自然齐一、万物齐一，这次老子更进一步痛骂儒家所奉为神明的三皇五帝，说“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
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完全违背了自然。说三皇五帝心智毒如蝎子的尾巴，还自以为是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庄子·天运》)这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羞愧得子贡入地无门。
《庄子》以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有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演化，都相应地有窃取者出现，譬如以仁义来矫正时弊，那仁义也同时被人窃取。因为在“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箧》)的社会，仁义最后还是归为侯门，可以说是宇宙观、人生观之大较量。读之，这正是窃者的侯门。田成子杀了齐君，夺取了齐国的政权，连同其“圣智之法”一同盗走，窃国者不正是窃仁义者吗？如果能够砸毁珠玉，那小盗不会再有；焚符破玺，百姓就朴质无华；把斗秤折断，百姓就不会争斗；把天下的所谓圣法毁掉，老百姓才能自由议论；把乱耳的五音、迷目的五色都灭绝，人们才能耳聪目明。在“仁义”施于天下的时候，天下善人少而坏人多，所以圣人利于天下者少而害于天下者多。《庄子》说今天天下大乱，被杀的相枕，被枷索者相推，被酷刑者相望，我疑惑这“圣智”之人正是那手铐脚镣上连接左右的插木，而“仁义”正是那枷锁上的孔穴和榫头，那圣贤如曾参和史正是夏桀和盗跖的先导。“噫，观察体悟。不留情面，体无完肤，鞭辟入里，淋漓尽致。体悟玄德大道的无穷之门，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庄子·在宥》)《庄子》论及至此可谓捶胸顿足，怨怒之极。所以绝智弃圣，在庄子看来乃是返朴归真的必要前提。
在那杳远的上古之世，人类结巢而居，含哺鼓腹，未尝觉得仁义之神圣、礼法之必需，那时人类与草木同生，与禽兽混处，不需要圣人“临人以德”，教导人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也不需贤君“画地而趋”，教导人们哪条路该走，哪条路不该走。在那时，人类生活于太始状态，没有机巧，因此没有伪善；大道运行，是身居环之中枢，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人们随大化生养繁衍，如刍如狗，因此没有仁义对社会的侵害。那时人们没有“礼”，只有“真”，“礼”是大道既废，世俗所约定的、违背人类本性的怪物，而只有抛却这个怪物，人类才能承受上天给予的“真”(《庄子·渔父》：“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
庄子认为尧舜历史性的罪过在于忘记了宇宙初始的本真齐一，妄自辨明善和恶、贤和不肖，那必然导致天下的大乱。尧舜对事物的过分辨明，就像“简发而栉”、“数米而炊”，选择头发来梳妆，点着米粒来炊煮，应是庄子学派，这种小动作除去违背大道而外，是不足以济世的。
相反的，举擢了贤能，人民必然相互倾轧；任用了智巧，人民就会相互盗窃；甚至会出现“子有杀父、臣有杀君”的惨剧，庄子已预卜这仇恨的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庚桑楚》)。这是庄子对先王的基本评价。
不唯如此，孔子竟然要法先王，更为庄子所不能容忍，说这不正如捕捉到猿猴给他披上周公的衣服，又如东施效颦，丑妇作态，“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庄子·天运》)。美人即使心口作痛而皱眉，不失本真，若论中国历史上彻底的反儒学派，所以依旧娟美，而丑妇之作态则伪貌毕现，胡云乎美？庄子将舟车比周与鲁，而水陆比古与今，古时的周用舟于水上行走，今日之鲁则用车行于陆地，苟“推舟于陆”，那非但“劳而无功”，亦且“身必有殃”。这是庄子对法先王的彻底否定。前段论述，先王已是大乱之本，而此段论述即使先王不是大乱之本，即使有西施之美，依循他的法则，也绝对行不通。
“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这儿庄子所说的道德是天地的大道至德，仁义则为大道废除后世俗所为的伪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