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集以诗与语录、杂文共为一编，而附守仁和赠诸作，大抵皆暮年谈学理之词也。卷末有其子榖跋，称尚有诗文若干卷未刻。盖讲学以后，转以早年之作为不足存云。
此言显然有强托之嫌。因董榖明确指出：未刻者“皆扶植世教者”，说明其与论“性命之微”的已刻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至于说《董从吾稿》“以诗与语录、杂文共为一编”，因蓬佐文库本不载董诗，故亦恐属另一刊本。但董澐既然以诗见知，且董榖也有愿望续刻之，加之董澐著作至崇祯年间，已使读者有如获至宝之感，故崇祯年间钟令闻（字子固，以文学见长）遂将已刻语录与未刻诗词“合付剞劂”，所谓“爰倒筐橐，取语录诗词，合付剞劂，传之有识”是也。
钟令闻的曾祖父钟韶是董澐的好友［１９８］，两人曾“雅耽契洽，见咏诗篇”，故钟令闻刊刻的目的，乃是通过将董澐著作“传之有识”的同时，使“阳明学脉，隐隐向（海）盐下个种子；而从吾之与家先交谊，亦藉兹刻，俾天下见之矣”［１９９］。钟氏在刊刻时，又请表兄郑端胤［２００］撰写了《刻从吾董先生集引》，文曰：
不肖谨识之，欲购其集，如宝在山而目未经见，越数十年而幸见于中表钟子固案头。读其语录，粹然濂、洛、关、闽之衣钵也；诵其诗词，烨然庐、骆、王、杨之音响也。至若为一方请命，开河渠、建梵钟，兴起百世之利，不难犯众所疑畏，毅然贾、董、房、杜之经纶也。
钟令闻的同里老友姚士粦所撰的《合刻从吾道人集跋》亦曰：
观其题《传习录》、王著作后，觉此翁究勘深至，且不自是，必阳明之与商定，岂非后来学人所当矜式者乎？
郑、姚二人的引、跋文，不仅对董澐的思想、诗文备至推崇，而且对他的事功及政治抱负也予以了较高评价。但姚氏跋文把董澐“究勘深至”、颇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一概视为与阳明商定之结果，也就是统统归功于阳明，则有失公允。
不过，钟本虽然汇入了诗集，但仍没有把董榖希望续刻的董澐的其他著作，如《淘金录》、《自怡录》、《萝阴野录》等汇辑于内。
此外，董澐的另一些著作，如《石龙集》记载的《豢龙家乘》、《五馆记》、《验修录》及《静志居诗话》记载的《山居吟》，亦未被编入。陈确曾在《再作湘冠记》一文中指出：
今年三月过黄山，许大幸出杞山先生轶稿见示，内有诗，题云：“从吾道人截湘竹诗筩，使玉芝僧作冠见赠，引以长句，依韵和答。”诗句极佳。亟搜《从吾集》，则元诗已从轶矣，为痛惜久之。古之君子，已有先得吾心者。因思余前日作《竹冠诗》，何以独用从吾韵，盖若或启之。志气之相感，于一物之微见之矣。［２０１］然陈确所说的“从吾道人与许杞山先生诸公《中秋游澉湖诗》”，并不见于笔者所见的《从吾道人诗稿》和《湖海集》，说明董澐诗作在清初就已有大量散佚，以至使陈确“痛惜久之”。不过陈确引自于《从吾道人集》中的几则语录，如“异端多矣，奚必西方哉”；“省言甚难，今得一法，但莫说人，则言自省”［２０２］，却分别见于《从吾道人语录·求心录》的第５７条和第２２条，这又说明所散佚的大概都是董澐的诗词作品，而语录等则基本上保存了下来。
另据《海宁州志稿》记载：
《董从吾稿》一卷。《四库存目》云：“其集大抵皆暮年谈理之词也。卷末有其子谷跋，称尚有诗文若干卷未刻，盖讲学以后，转以早年之作为不足存云。”案：刊本作二卷，上卷古今体诗九十二首，下卷八十三首，歌颂十五首，附录二首，绝笔三首，作《从吾道人诗稿》。［２０３］海盐吴氏麟征梓行，有跋。又姚叔祥（士粦）有《合刻从吾道人集跋》。［２０４］《海宁志》所记载的二卷刊本，很可能就来源于崇祯十五年钟令闻刊刻的《从吾先生集》，而《诗稿》本未收原刻本的语录、杂文等，则大概是由于这部分内容已经散佚。
三、《湖海集》
笔者见到的是该书的清抄本，二册三卷，浙江省图书馆善本部藏，卷首有王阳明撰于嘉靖五年的序文（上文已录）。该书所辑皆系董澐在嘉靖五年以前所撰之诗词，而《从吾道人诗稿》的编者并未见过该书，所以该书所录的１２０首诗词，均不见于《从吾道人诗稿》，系完全无关的两种本子。
如今， 《从吾道人语录》已见于蓬佐文库所藏的《王门宗旨》，《从吾道人诗稿》笔者已从上海图书馆善本室找到了崇祯十五年郑端胤刻本［２０５］的景抄本一册二卷（原藏海盐张元济涉园），而《湖海集》的清抄本二册三卷则珍藏于浙江图书馆善本部［２０６］，再加上同样价值很高的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董榖《碧里后集》嘉靖四十四年董鲲刻本。至此，董澐这位被长期遗忘的浙西思想家，终于可浮出水面，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而为我们考察阳明学在浙西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注释】
［１］《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８２５页。
［２］《东厓先生行状》，《王心斋全集》，２０９页。
［３］《澹园集》，７４６页。
［４］《海石先生文集》卷二五《钱绪山尊堂像赞》。
［５］《薛中离先生文集》卷一一《逸民记》。
［６］《焦氏笔乘》，７９页。
［７］参见《王阳明全集》，１２７７页。故明儒沈佳称王艮“衣冠怪异”（《明儒言行录》卷八，《四库全书》史二一六，８９９页）。
［８］《王阳明全集》，２４８页。按：徐象梅的《两浙名贤录》则言“异其气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一一三，１３９页）。“气宇”较之“气貌”更具豪杰气概。
［９］故时人称王艮是“意气太高，行事太奇”（《王心斋全集》，７１页）。袁中道则谓：“盖以心斋从来气骨高迈，亢不惧祸，奋不顾身，故其儿孙都如此。所谓龙生龙子，果然非虚。”（《珂雪斋集》下，１４８３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０］如徐渭尝鼓励其好友高氏说：“以君之英，使遇阳明夫子于曩昔，而佐以萝石诸贤之友朋，公且将为泰州之心斋王子矣。”（《徐渭集》第２册，６６５页）
［１１］《王阳明全集》，２４９页。
［１２］法聚在明嘉隆时期是闻名于钱江两岸的诗僧，晚明禅学大师德清在孩童时代就已闻其大名（参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七《梦游诗集自序》）。法聚尝以诗为媒介而成为董澐的诗社同友（参见《云村集》卷一三《董先生墓志铭》）。董澐殁后，不仅法聚作二诗悼之： “湖光倚杖三千顷，山色开门五六峰；触目本来成现事，蒲团今不炼顽空。”“满目风光足起居，有谁平地别亲疏；纵令达磨传心诀，问着依然不识渠。”（荒木见悟： 《明代思想史》，８４页）而且曾被法聚在资圣寺问过道的法舟（名道济，嘉兴人）亦撰《闻董萝石讣》曰： “数年不见寄诗篇，此夕闻君了世缘；想得去来心已断，藤萝依旧石门前。”（《天宁法舟济禅师剩语》，见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５２册，１９页，台北，文殊文化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可见董、聚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据《天池玉芝和尚内集·附录》载：法聚（１４９１—１５６３），号玉芝，姓富氏，嘉兴人，年十四出家海盐资圣寺（蔡汝楠记作“资宝寺”）。观阳明《传习录》，谓与禅理不殊， “乃以偈趋扣， （阳）明以偈答之”。徐渭《聚禅师传》（《徐渭集》第２册，６２２页）与《补续高僧传》（卷二六《玉芝聚公传》）皆谓法聚谒阳明，是与董澐一同前往的。期间，法聚问独知旨，持诗为贽，阳明器之，答以诗，此即著名的《答人问良知二首》（参见《不二斋文选》卷六《题龙南庵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一五四，４６１页）。后法聚将这些有关“良知”的答问诗辑成《碧霞遗佩》。据蔡汝楠《碧霞遗佩引》：“《碧霞遗佩》，禅友月泉佩阳明先生良知二偈，友人龙溪王子题以识之者也，先生之论良知备矣。” （《自知堂集》卷一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九七，６４１页）然法聚对阳明思想领悟不深，其学“终未脱然矣”（《补续高僧传》卷二六《玉芝聚公传》，《佛藏辑要》二八，９１９页，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是故阳明亦是“恐汝未彻” （钱谦益： 《列朝诗集》闰集《玉芝聚公》），即担心法聚未能彻悟。至于“未彻”之原因，笔者认为有二：
一是“混儒释为一”；二是“苦于文而疏于道” （《徐渭集》第２册，６２２页）。从阳明对董澐和法聚的不同态度中，可以看出董、聚二人的差异。这恐怕也是导致两人在讨论阳明学的个别论题时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详见后述）。阳明殁后，法聚隐居武康（今德清市）天池，与王畿、蔡汝楠、唐枢、董澐父子“共证儒释大同之旨”，后又与徐渭“往来于镜湖之滨，时时以诗简唱酬” （《嘉兴县志》卷一六《道释》），与阳明后学者一直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１３］参见钱明：《王阳明史迹论考》， 《国学研究》第１１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４］此外，水野实、永富青地在《〈从吾道人语录〉の研究———王守仁の遗言〈日省录〉》（《防卫大学校纪要》（日本）第８０辑，５３～５７页，２０００）中对董澐的《从吾道人语录》有过研究；荒木见悟在《明代思想史》（８３～８４页）中对董澐亦略有述及。
［１５］管志道是江苏吴县人，在文化地理上亦属“浙西”。董澐死时他还未出世，但两人在思想上却有点类似，尤其是牵合佛道二教之说。关于管志道的学说，荒木见悟的《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东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所论甚详，笔者在本书第２章第二节中亦有简述。
［１６］姚士粦（通“麟”，诸书多作“麟”），明代著名诗人、学者。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第十六姚叟士粦： “士粦字叔祥，海盐人，与里人胡震亨孝辕同学，以奥博相尚，汇讨秦汉以来遗文秘简，撰《秘册汇函》若干卷，跋尾各为考据，具有原委。冯开之为南祭酒，较刻南北诸史，多出叔祥之手。孝辕举乡书官州守，叔祥以书生穷老，晚岁数过余，年将九十矣，剧谈至分夜不寐，兵兴后，穷饿以死。
叔祥有诗集四卷，孝辕论之以为其于唐诗能以变为复，不随人脚跟生活。”陈光《〈读书杂录〉序》：“余闻公少时与刘少彝、姚叔祥诸君子析疑赏异，以夜漏四下为率，诘旦，必举所闻以参考焉。”可知姚士粦和刘世教相善，刘世教所编《杜工部全集》之序即出于姚士粦。《欈李诗系》、《嘉兴府志》、《海盐县志》俱有姚士粦传。
［１７］《王阳明全集》，７９０页。
［１８］同上书，２４９页。
［１９］今海盐市澉浦镇，在杭州湾北岸，古澉浦由此通过，后湮塞，又称澉水或澉湖， “昔人以澉湖比西湖” （《陈确集》诗集卷八《题永安湖社集》，７７２页）。
清初浙西思想家张履祥曰： “澉湖山水，百里以内胜观也，乡者许黄门、董萝石、孙太白诸公常徜徉其间，一时有‘高士湖’之目。” （《杨园先生全集》卷六《别纸》，１７１页）同为浙西人的陈确，亦曾于清顺治九年八月十五日集合宝纶阁社诗友，作《和从吾道人诗用原韵》二首，内有“旧德我怀萝石子，明月诗思满汀洲”（《陈确集》，７７１页）之句，流露出对董澐的深情怀念。这说明董澐在浙西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清初乃至更久。
［２０］沈周，字启南，“诗不专仿一家”， “亦变而成方”；孙一元，字太初，别字太白山人（参见《徐文长逸稿》卷二二《孙山人考》， 《徐渭集》，１０４６页），为诗“不受空同（李梦阳）圈束”；郑善夫，字继之， “在弘正间，不袭李（梦阳）、何（景明）余论，别开生面”（朱彝尊：《静志居诗话》，２３２、２７２页）。说明三人都是在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此外他们还都好隐居，如沈周“不乐仕进”（陈正宏：《沈周年谱》，５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郑善夫“独立不迁”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９页），而孙一元则“意态超脱”， “善说玄虚”，乃“苕溪五隐”之一（参见李梦阳：《太白山人传》， 《乌程县志》卷一○ 《艺文》，崇祯十年刻本）。这些都与董澐的思想性格较为接近。
［２１］《石龙集》卷二二《萝石翁传》。
［２２］《王阳明全集》，２４８页。
［２３］此据董澐本人之记载（参见《从吾道人诗稿》卷下《丙戌除夕》，版本情况详见本章第四节）。然《明儒学案》、《思复堂文集》、《静志居诗话》、《四库全书总目》等皆误为“六十八”，连阳明的《海湖集序》亦记为： “萝石董兄自海盐来越，年已六十有八矣。”两者相较，当以董澐本人所记为准。另据《明史》载：
“初，守仁倡道，其乡邻境从游者甚众，德洪、畿为之首。其最初守业者，则有余姚徐爱、山阴蔡宗衮、朱节及应良、庐可久、应典、董澐之属。”（第２４册，７２７２页）把董澐说成是阳明的“最初守业者”，更属讹传。
［２４］《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３２９页。按：综观阳明学派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多年少阳明二十至三十岁，他们一般都在未参与乡试前就开始接受阳明的教诲。
阳明门徒中虽有官职大于阳明者，如方叔贤（即使如此，方对阳明亦是“执弟子礼甚恭”（《小柴桑喃喃录》卷上）），但未见有在年龄上超过阳明者，董澐应是个例外，是故钱德洪在《阳明年谱》中特予明示，而刘宗周则称董澐是“垂暮之年而始从学于阳明之学，更为晚秀”（《刘宗周全集》第２册，３７６页）。后来阳明弟子所主持的讲会，也都遵照王畿、钱德洪的建议以年龄大小而不以官职或学识高低排序，这显然是受到阳明感染的结果。
［２５］故时人视阳明接纳董澐入门为“不得已”之举措，如袾宏《竹窗随笔》初笔一《僧无为》载：“吴江流庆庵无为能公，齿先予，德先予，出家先予；予蚤岁游苏湖间，与同堂坐禅。及予住云栖，公来受戒，求列名弟子。予谢不允，则固请曰：‘昔普慧、普贤二大菩萨尚求入匡庐莲社，我何人斯，自绝佳会。’不得已，如董萝石谒新建故事，许之。”然在笔者看来，阳明起初不接纳董澐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董澐刚来时，是以“独好吟咏”山川景物、草木鸟兽的诗人形象出现的，所以遭到阳明的拒绝，一点都不奇怪。
［２６］《王阳明全集》，２４９～２５０页。
［２７］对此，顾应祥曾作过这样的评论：“愚谓王、董二子所谓满街都是圣人，不知睹其仪容而知之乎？听其言论而知之乎？不过形容人人皆有良知，皆可以为圣人耳。而言之过高，使学者闻之必曰圣人可一蹴而至，而学问思辩、戒谨恐惧之功夫俱可置而弗讲，率天下之人而为大言不惭者，必二子之言夫。”（《静虚斋惜阴录》卷三《论学》，《续修四库全书》子一一二二，３３页）
［２８］《王阳明全集》，１１６页。
［２９］《诸儒学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一二，３８９页。
［３０］《从吾道人诗稿》卷下《哭阳明夫子》。
［３１］《从吾道人语录·日省录》第１条。
［３２］郑端胤：《刻从吾董先生集引》，《从吾道人诗稿》卷首。
［３３］《从吾道人诗稿》卷上《嫩》。
［３４］《黄宗羲全集》第７册，３２９页。
［３５］《从吾道人诗稿》卷上《孙山人苕溪草堂成》、《天竺次白乐天》。
［３６］据郑端胤《刻从吾董先生集引》：“儒隐有若从吾道人董先生，世居澉浦，慷慨慕义，孝友表重，乡闾初攻诗，从诸名口口，放浪山水间，日事啸咏，家徒壁立。”
［３７］参见《从吾道人诗稿》卷上《留别邹东郭先生》。
［３８］许相卿，字伯台，号黄门，海宁人，正德十二年进士。许氏“澹于宦情，居紫云山四十年，风花雪瀑，游徙遍于岩椒，而不一入城市”（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一，２９５页）。《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云村文集》十四卷， 《明史·艺文志》作全集二十六卷，《嘉业堂藏书志》著《黄门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年谱》一卷、《贻谋四则》一卷。
［３９］据荒木见悟推测：《焦氏笔乘》所记也许来源于黄绾的《萝石翁传》（《明代思想史》，９７页）。其实《焦氏笔乘》已讲得很清楚，其转载的是许黄门相卿撰的《墓志铭》。
［４０］许相卿说：“予罔所知，其奚能铭？然状先生者（指法聚），其有以知先生已夫！予其终读，读之曰……”（《云村集》卷一三《董先生墓志铭》， 《四库全书》集二一一，２６２页）可见，许之铭来源于聚之状。说明对董澐最了解的，除了阳明，就是法聚。
［４１］《云村集》卷一三《董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集二一○，２６２页。
［４２］《王阳明全集》，２４８～２４９页。
［４３］《云村集》卷一二，《四库全书》集二一一，２５４页。
［４４］董澐所走的“良捷”之径，就是要么采取不可知的态度：“儒释之辨，此千载不决之疑案。以愚观之，曾无足论，古今豪杰，智不足以知此也。盖道眼不明，客气用事，代相因袭，以梦传梦，将六合内一片公共道理，割而私之，封植自固，噫小之乎，安得三代之英而与之论此哉？”（《求心录》第３８条）要么采取议其同而不议其异的方针：“或有问儒释同异于余者，余答之曰：‘公参得其同，先议其异，乌乎可？苟得其同矣，以之事君父，蓄妻子，存发啖肉，乌乎不可？’……噫，异端多矣，岂必西方哉？”（《求心录》第５７条。按：陈确曾谓：“吾读《从吾道人集》，至‘异端多矣，奚必西方哉’，痛斯言也至人于骨髓。”（《陈确集》，３７４页）对董澐的感叹和质疑，深表赞许）而这样的态度和方针乃是当时主张三教合一者所普遍采用的，所以只能说是“良捷”，而不能说是“独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