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考证，芒城遗址是当时古蜀先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财富，防御敌人的进攻而建。其内外城垣系同期修筑，均为夯筑而成。两道相距二十余米的城垣之间形成一道深四米多的壕沟环绕整体遗址，壕沟内的淤泥充分证明当时壕内长期蓄满了水，足以展现当时生活在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先民所具有的防御技巧。
最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在这座具有防御功能的芒城遗址上，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在成都平原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小型房址。房屋为地面长方形的双间套房，面积约五十余平方米，居住面积墙体基础部分保存完好，其墙体修筑是先挖墙基槽，于基槽内埋密集圆竹，形成竹笆墙，于内外抹草拌泥，再经火烘烤，房顶盖草，实为川西农家建筑的雏形。据考古专家介绍，房屋的建筑形式是古蜀先民为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创造出来的，它可能意味着四千多年前生活在芒城的原始聚落趋于解体，出现了以单独家庭为单元的社会现象。
如果说，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是以“宝墩文化”为代表，那么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则无疑是二期文化的佼佼者。
距离广汉市约三四公里之处，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巨大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它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曾为成都平原的中心城邑。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住房旁边疏通排水沟时，发现了一窖精美的玉石器，总量有四百余件。这个偶然的发现，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神秘帷幕。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酒器、酒具令人叹为观止，袒示了西蜀酒业的久远、兴旺和“以酒曰礼”的酒文化。
川酒可考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传说中的古蜀国蚕丛、鱼凫时代。广汉三星堆古蜀都遗址发现的酒器的品种之繁多，埋藏之集中，令人叹为观止。酒器包括酿酒器具和饮酒器具两大类。其酿酒器具如高颈大罐，颈高、口直，可使酿酒时便于密封罐口，避免杂菌进入并造成厌氧的发酵优越条件；罐的下部成反弧内收形，以利吸收热量;底小而平，便于埋在灶坑边热灰中保温。从这个酿酒用高颈罐的特点上不难看出，此时蜀人的酿酒技术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蜀人发明酿酒的时间，当在此之前。在远古时代，要使酿酒技术进步达到这一水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出两个大型的商代祭祀坑，包括青铜人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在内的近千件轰动世界的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被成堆的丢放在一起，蔚为壮观。其中有尊、方彝等为数不少的青铜酒器，甚至还有两尊双手过顶捧着酒尊做献供状的青铜人像，饮酒在当时巴蜀先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知。
三星堆出土的蜀人饮酒器皿主要是瓶形杯，其最大特点是束颈。这意味着当时蜀人的饮酒方式为啜饮。也就是说，此时蜀人所饮之酒已是一种无滓的清酒，比同期中原地区汁滓相将的连糟酒更为先进。而与中原地区这种酒类似的酒，被蜀人名之为“醴”，被认为是一种薄酒，仅在王室开明九世以后（约相当战国早期)用来祭祖。因为周王室宗庙祭祀用的就是这种薄酒，蜀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开明九世以后也出现了以醴为祭的现象。
专家学者之所以会成为专家和学者，是因为他们的眼光有时最为独到。在他们眼里，三星堆的发现证明了成都平原存在过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古国形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这个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宗教文化和城市文明，以大量出土的酒器等器物足以证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原始宗教体系。所以，成都平原上的古城遗址，不仅可有力地证明成都已经拥有四千五百余年的城市文明，而且进一步佐证了一个事实：成都平原不但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起源地，而且也是中华上古文明的策源地之一。
$青铜酒器逐渐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标志物
自古以来，不问东西不分南北，酒器的种类之繁之多，堪称一门高深也极其专门的学问。每一种酒器定位明确，样式各异，有普通型的，也有取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比如《礼记·礼器》篇就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就像我们所见到过的法式大餐一样，每一道菜都有不同的刀叉和不同的酒及酒器，其程序之繁复，令人叹为观止。
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酒器的制作技术，材料，酒器的外形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故产生了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酒器。根据相关资料和我极其有限的知识以为，按酒器的历史和材质大体可分为：天然材质酒器（木，竹制品，兽角，海螺，葫芦），陶制酒器，青铜制酒器，漆制酒器，瓷制酒器，玉器，水晶制酒器，金银制酒器，锡制酒器，景泰蓝酒器，玻璃酒器，铝制罐，不锈钢饮酒器，袋装塑料软包装，纸包装容器。
虽然离我们现在有着两千多年时间，但商代的酿酒业已经很发达，而其时的酒器也已经达到一个顶峰，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其标志就在于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提高。当时的中国酒器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周代的饮酒风气虽然不如商代，但酒器基本上还沿袭了商代的风格。自那时起，也诞生了专门制作酒具的“梓人”。
中国版图上的青铜器起于夏，从考古专家那里我们知道，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铜制酒器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青铜器在商周达到鼎盛，春秋没落，商周的酒器其用途基本上是专一的。从一本叫《殷周青铜器通论》的专业书上我知道，“商周的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此外还有礼器。形制丰富，变化多样。但也有基本组合，其基本组合主要是爵与觚，同一形制，其外形、风格也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烙印。”
酒器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便是盛酒器具，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很多，今天我们能够知道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
数千年的饮酒礼仪中浸润着深厚的酒文化，酒器就是一种重要的媒介。在崇尚礼数的古代，喝酒不像我们今天的一些地方，桌上摆瓶二锅头，再放上几个能装两钱酒的玻璃杯就搞定了，喝高兴了还划上几拳。在那时，估计那句“哥俩好”才刚喊出口，一桌子文人雅士就会被吓得踪影全无了。那时候喝酒的仪式是极为圣洁的，不仅要讲究“拜、祭、啐、卒爵”的基本礼仪，就连桌上的酒器也都大有讲究。比如，一套完整的青铜酒器就应该包括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
有如我们今天的盖碗茶一样，茶盖、茶杯和茶船是极有讲究的。估计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八鸟四牛尊”和“三羊三鸟尊”就是盛酒器的一种，而爵则是饮酒的器皿。
古代大量的出土酒器中，最出名的莫过于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的四羊方尊。这个高58.2厘米，重近34.5千克，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家伙可以算得上是青铜酒器中的“大腕”了，它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中间的羊形装饰。四个造型奇特的羊被巧妙地安排在方尊的四个转角处，神情平静而安详，呈现出强烈的立体感。羊的肩部雕有小龙头，四周分布着精细的纹路装饰，这件商朝晚期用于祭祀的礼器，呈现出威严的气氛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风格，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堪称青铜酒器中的珍品。
如果说四羊方尊是传统青铜酒器的代表，那铜冰鉴就可以算得上是青铜酒器创新的典范。铜冰鉴出土于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鉴身为方形，支脚由四只龙首兽身的怪兽组成，龙头向外伸张，兽身的后肢匍匐蹬地。鉴的四面、四角一共镶嵌有八个龙耳，每条龙的尾部又有小龙缠绕，还有两朵五瓣小花点缀，极为精美。铜冰鉴最大的创新在于它是双层的，在鉴内还套着一个方壶，夏天的时候可以在鉴和壶之间装上冰，壶内的美酒自然就可以变凉，如果冬天改装温水就成了暖胃的热酒，活脱脱的一个“制冷”又“制热”的“原始冰箱”。
史载，这种称为樽的温酒器在汉代十分流行，饮酒前用于将酒加热，配以勺，便于取酒。只是到了春秋以后，又增加了冰酒器。遥想古人的智慧和生活，那种时尚和奢华一点儿不比今天的我们差。
随着封建礼制的形成和发展，青铜酒器逐渐成为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载体和象征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志物。所谓的“九五之尊”正是帝王所该配用的尊的数目，之后人们干脆用它来指代帝王了。所以，今天我们仅仅通过墓中的酒器，便可知道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他们的历史和生活便通过这些酒器在我们面前鲜活起来。
$水井坊遗址的牛眼杯，道出了蜀都特有的酒风酒韵
如果我们更深一步地了解，还可以增加更多的关于酒器的知识。商周以降，青铜酒器逐渐衰落，秦汉之际，在中国的南方，漆制酒具流行。漆器成为两汉、魏晋时期酒具的主要类型。漆制酒具的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这些知识也是祖先的出土文物告诉我们的，二十年前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的十一座秦墓中，出土了漆耳杯一百一十四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出土了耳杯九十件。
瓷器大致出现于东汉前后，与陶器相比，不管是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陶器。唐代的酒杯形体比过去的要小得多，故有人认为唐代出现了蒸馏酒。唐代出现了桌子，也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人称为“偏提”，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既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尊勺。宋代是陶瓷生产的鼎盛时期，有不少精美的酒器。宋代人喜欢将黄酒温热后饮用。故发明了注子和注碗配套组合。使用时，将盛有酒的注子置于注碗中，往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明代的瓷制酒器以青花、斗彩、祭红酒器最有特色，清代的瓷制酒器以珐琅彩、素三彩、青花玲珑瓷及各种仿古瓷最有特色。由于中国特有的“瓷文化”源远流长，所以瓷制酒器一直沿用至今，且愈有发扬光大之势。
随着时代的变迁，酒器的形状也随人们的习俗变化而不断变化，比如汉代时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尊入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魏晋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具变得较为瘦长。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打破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学术观点，形成了古蜀地区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的新观念。对酒文化而言，也证明了在当时的川西地区已有了相当高的酿酒水平。
广汉、绵竹、彭县三地彼此相距不过三十余公里，属于同一地域，即使在交通、通信很不发达的古代，经济文化的交往也应该非常紧密而频繁，其酿酒历史也应该是同步发展的。据悉，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还在泸州、宜宾等地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不少汉代酒器。由此可见，剑南春、全兴大曲、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等名酒的分布区域，大约在汉代及汉代以前就基本形成了，其中剑南春所在的绵竹，至少在商代至战国时期就开始生产酒了。
1959年和1980年，彭县竹瓦街两次发现战国青铜器，出土有尊、觯等青铜酒器十多件，铸造水平与河南殷墟相当。1976年，绵竹出土了战国中期的船棺墓葬，其中有提梁壶等铜酒器十一件，证明在中国名酒剑南春的发源地，至迟在两千四百年前就已开始酿酒。
1985年，在绵竹剑南春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发现了地下窖池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块“永明五年”的南齐纪年砖。他们根据出土层的叠压关系及出土器物的时代特征，认为绵竹的地下窖池建造年代不晚于南北朝南齐永明五年，即公元487年。
几乎与此同时，离绵竹仅三十公里的广汉三星堆更有惊人发现，距今三千年至三千五百年前(相当于商代)的大量陶酒器和青铜酒器横空出世，从酿造、贮藏到饮用的酒器应有尽有。
谈及琳琅满目的酒器、酒具，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有一个牛眼杯格外引人注目。这个小杯宛如牛眼，极其袖珍，且朴素无华、落落大方。原来它正是当初用于品茗水井坊酒的酒具。从这个小小的酒杯身上我们不难想象，这个时候酒精的浓度已经很高了。看着这只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小杯，不禁想起当年杜甫幽居草堂，漫步浣花溪，细斟雅酌，赋诗咏物的超然境界。杜甫一生好饮“蜀酒”，更爱诗咏“蜀酒”和“蜀瓷”。
从水井街酒坊遗址出土的牛眼杯身上，我们看到了“蜀酒”和“蜀瓷”的渊源与流长，它也成为“蜀酒浓无敌”特有品格传承的佐证，点出了饮酒的真谛，也道出了蜀都特有的酒风酒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