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文学》的编辑同志几次约稿，我都答应下来。因为在我的心中，常常冒出几个关于文艺创作的问题，想同文艺界的朋友磋商。现在终于有了一点时间，先写下三个题目，就教于读者和里手行家。
给“雅”“俗”之争画个句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上出现了雅文学和俗文学的说法；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把作家一分为二，有雅作家和俗作家之别。于是，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或隐隐约约，或曲曲弯弯，模棱两可地贴上“雅”或“俗”的标签。从那以后，又通过某些权威的讲话，某些大家的文章，把雅文学等于“阳春白雪”，把俗文学等于“下里巴人”。由于作品分了档次，作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分出尊卑，雅作家高踞殿堂，俨然成了神；俗作家则只能在殿堂席地而坐，或者在桌子边打横，甚至被关在文学殿堂大门之外。可是社会上却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现象：雅文学总是羞羞答答，藏头露尾；而俗文学则大大方方，走向人间，走进市场，得到广大读者和人民群众的青睐。
这种“出人意料”（当然是部分人）的现象，真令人迷惑不解。这几年，我带着这种迷惑，向作家求教，结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得要领。没办法只好埋头陋室，向书本求教，首先搞懂“雅”“俗”二字的由来和含意。对“雅”，书上是这样说的：雅同“鸦”，借用“夏”，指中夏地区的语言。古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的说法。很明显，是“中夏”的人自比“君子”，自封一个“雅”字。对“俗”，书上是这样说的：第一是指风俗，第二是说“大众化，通俗”。
查字书没有找到答案，只好又去翻史书，正好手旁有一部郑振铎编的《中国俗文学史》。原来郑老对俗文学执礼甚恭，褒扬有加，而且认为俗文学包容的内容丰富，范围极广，歌、谣、曲、赋、小说、戏剧、话本、弹词、鼓词、笑话、谜语等等都是。读了郑老的史，再联系中国近代小说界革命，引起的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形成波澜壮阔的通俗化潮流，可以说基本上解除了我思想上的困惑，明白了俗文学何以不胫而走，大受欢迎的原因。
对俗文学有了一个说法，对雅文学也应该有一个说法。有人说，雅与俗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就是“雅”，下里巴人则是“俗”。我认为，这样理解未免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毛泽东还同时讲过“曲高和寡”，那又怎么解释呢。有位大家曾经发出一声喟叹：“和寡”者未必“曲高”！更重要的是要正确把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认识毛泽东关心文艺、发展文艺的主导思想是强调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并把“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贯穿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文艺领导工作之中，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鲜明特色。
由此观之，“阳春白雪”不必说它不存在，但总显得很虚无，很玄乎，令人难以捉摸。中国古代有个大音乐家俞伯牙，由于他的“唯一知音”钟子期不幸死了，他就把琴摔个粉碎，坚决不再弹琴了。这，恐怕要算最高级的“雅”和“高”了，雅得、高得世上只有一个人听得懂，所以那个人死了以后，就只好琴破人间，永远失业了。鲁迅曾写过一篇短文《文艺的大众化》，其中有这么几句可以作为对“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评语：“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遵照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我觉得“雅”与“俗”的问题，不必再争论了。因为二者之间固然有个争取读者、取悦“上帝”的利害冲突，但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必要弄个“你死我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民群众总是最公正的裁判员。就让它们和平共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吧。从现在起，给“雅”“俗”之争画个句号，腾出时间来多创作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为在新时期充实和丰富各族人民的精神与文化生活作出新贡献。
作品是“侃”出来的吗？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时髦：侃。大侃、小侃、老侃，能侃的特别是能侃大山的，备受尊敬，令人羡慕，几乎成了时尚。
没事儿，闲聊一通，乱侃一气，只要不损人，不泄密，倒也无关紧要。可是，眼下“侃风”之盛，大有持续和席卷之势，而且有如是说：电视连续剧十集八集二十集，是作家“侃”出来的，小说、诗歌也是“侃”出来的。搞文艺创作全靠侃，谁会侃，谁出名，谁有利。在一次座谈会上，一位朋友说了一个顺口溜：侃/侃大山／侃出几部电视，侃出几本指南／如此这般／侃它几年／侃不到汽车不看爹／侃不来洋房不见娘／侃到姑娘逛深圳／侃来美元走东洋／侃是我的专利／侃是我的特长／……这位朋友本身就是一位作家，他对“侃”很不以为然，所以他讲得有板有眼，表情惟妙惟肖，听了令人捧腹、喷饭。
从那以后，一个问号就留在我的心头。作品真是“侃”出来的吗？经过一段时间思考，终于悟出了一丝丝道理：差点儿上当了。原来“侃”是一种表象，骨子里却大不一样：有生活，有体验，“胸有成竹”的“侃”，可以起到丰富、补充和修正的作用，可能“侃”出作品来。那种上不接天，下不触地，不着边际的信口雌黄，说一大堆话，拣不出一个可用的词，吹了半天牛，连牛毛都见不着一根，除了胡造瞎编，欺世盗名以外，是“侃”不出什么名堂的。对此，若不说穿道破，就会把那些只看现象，盲目崇尚，又多少有点急功近利的人引入歧途，背离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相结合，作家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创作道路，想入非非，走进死胡同。
“侃”家，不一定是作家。创作是一种复杂、艰苦的劳动，它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是实实在在，容不得半点虚假的。
呼唤“无害文艺”
谁也不会忘记，在十年“浩劫”中，搞百分之百的文艺，搞百分之百的为政治服务。结果，路越走越窄，范围越缩越小，最后只剩下八个样板戏成了最最伟大最最光辉的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结合历史新时期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纠正了其中“左”的错误，克服了由于毛泽东过分地强调文艺服从于现实政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夸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给文艺事业带来的严重不幸，从而推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在新形势下，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我们首先提倡、支持、鼓励积极向上，富有时代精神、民族特色和教育意义的文艺作品，同时也不排除艺术上较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无害文艺，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的需求，丰富方方面面的文化生活。
说起无害文艺，不少人心有余悸，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味道。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当然，对“无害文艺”也需要统一认识，正确理解，千万不可把它与随心所欲、信笔驰骋等同起来，千万不可把它同乱七八糟、乌烟瘴气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东西连在一起。所谓“无害”，还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群众喜闻乐见和艺术上较好两条，如果离开了这两条，恐怕就很难判断它的无害或有害了。
要适当地搞点无害文艺，首先是解放思想。除了要从“左”的影响、计划经济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外，还要从文艺固有的表现形式中去改革、去探索、去实践、去创新……
（1993年《凉山文学》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