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初，广东汕头一名女医生在微博中写道：“我暖个被窝也不容易，您就等我下班再死，好不？”“在我下班的时刻她开始吐血，估计也就这几个小时的事了，反正不关我的事了，我下班了，噢耶耶耶。”“病人宣布临床死亡，今晚可以睡个好觉！明天可以出游了！”这名医生被网友称为“冷血医生”。目前，该医生已被医院停止处方权并调离临床岗位。
关于这名医生的言论，网友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玩笑话”，反映了个人“不成熟”，属于“言论失当”。但是，多数人认为这是“价值观问题”，属于“没医德”。
客观地说，作为一名医生，如此“淡定”地面对生死，确实挑战了公众的心理底线，也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在医患信任本已脆弱的今天，这些“惊人之语”，不仅伤害了广大患者的感情，也损害了整个医生队伍的形象。
生命是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一个生命从孕育成长到衰老死亡，全程都离不开医生。而医生之所以神圣，之所以受人尊重，就是因为他们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但是，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医生几乎每天都要和死神打交道。因此，面对疾病和死亡，他们更多是以一种理性、冷静的姿态表现出来。这正如电视剧《医者仁心》里一名医生所说：“我们要保持绝对的冷静，因为还有下一个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着我们去救治。我们实在是做不到上一分钟还痛哭流涕，下一分钟就冷静地站在手术台上，切开另一个人的胸膛。所以面对死亡，我们只能保持一种假装的冷漠，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理自我保护，否则我们早就崩溃了。”
也许，这就是医生的“职业性冷静”。但是，这种自我保护应该是有限度的。一名医生，可以“冷面”，不可“冷血”；可以外表冷静，不可内心冷酷。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在《科学的生命》一书中说：“医学是一门人学，是关系人类幸福的事业，对人的全面关怀为医学应有之意。”可见，医学不是一门纯技术，而是人类情感的延伸、人性善良的表达。悲天悯人，敬畏生命，是医生必备的基本职业素养，所谓“心不近佛，不可为医”。
曾有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做手术达到“忘我境界”，当患者已经停止了呼吸和心跳时，麻醉师一再提醒医生停止操作，但这名医生依然我行我素，直到手术“完美收官”。此举引起了患者家属和其他医生的不满。这告诉我们，技术可以拯救生命，也可以亵渎生命。一个医生如果目中无人，手术刀和屠宰刀无异。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医学教育中，医学人文是一大“软肋”。前段时间，网上曾流传过一组“玩尸女”的照片，一群医学院学生摆出各种姿势，玩弄头盖骨等人体教具，引起了不少网民的反感。类似的事件说明，尽管我国的医学技术飞速发展，但医生的整体人文素养仍然偏低。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重视对医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考核，让每一名医生都能敬畏生命，而不要成为无情的“冷血杀手”。
著名医学教育家奥斯勒曾指出，无知、冷漠、堕落，是医生的三大敌人。他认为，一名医生“绝不只是在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在医治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一个活生生、有感情、正为疾病所苦的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在职业生涯中找到宁静和幸福。对于那些“冷血”医生来说，这段忠告如同一剂良药。
患者是消费者吗
在一些医院，曾听到这样的口号：“患者就是上帝”。显然，这是套用了商业领域“消费者就是上帝”的说法，其本意是为了体现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
那么，患者究竟是不是消费者？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患者到医院花钱看病，就是在购买医疗服务，当然属于消费行为，因此，患者就是消费者。
假如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患者到医院就是花钱买健康了。然而，医学是一个充满局限性和风险性的领域，患者能否真的买到健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人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一旦这台“机器”出现故障，医生在大多数时候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却不能保证修复如初。例如，汽车的发动机坏了，换台新的照样奔跑；而人的心脏坏了，换个新的却不一定能用。这就是医疗的特殊性。可见，把看病视为消费，是违背常识的。
在消费领域，买卖双方平等自愿是一个基本原则。假如引申到医疗领域，医患之间就可以讨价还价，医生愿不愿意抢救病人就成了一种自由选择。遇到危重病人，一个医生如果没有把握，完全可以放弃救治。换言之，患者可以选择“买与不买”，医生可以选择“卖与不卖”，这才是买卖公平。显然，这种逻辑是荒谬的。所以，医患关系不能等同于消费关系。
也有人说，医患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在商业领域，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利益。因此，按照法律，交易双方都有权利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照此推理，医生为了追求最大经济利益，可以诱导医疗需求，提供过度医疗服务。如此一来，医生的逐利行为岂不合情合理？
其实，无论任何国家，医疗卫生都具有公益属性。医生的执业行为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治病救人。无论患者贫富，在紧急情况下，医生都要履行救死扶伤的天职，这是法定的义务。医生不应该根据是否盈利决定是否拯救生命，患者也不能认为花钱就能买来生命。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无价的，如果把生命与金钱画上等号，那么医院就成了生命的“自由市场”。倘若如此，人的尊严又何在呢？
医疗卫生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不能照搬照抄市场经济规律。医疗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盲目套用商业口号，必然背离医疗卫生的公益属性，使医患关系走向歧途。前些年，有的地方的司法机关竟然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解决医疗纠纷，导致了医患关系的严重异化。很多患者认为，花了钱就应该看好病，看不好病就得赔钱，忽视医学的风险性和复杂性。结果，医疗纠纷越来越多，打闹医院现象愈演愈烈。
医学是爱的产物，不是商业的产物。医学的故事，始于心灵的关爱和情感的沟通，它是“人与人的故事”，而不是“人与机器的故事”，更不是“人与金钱的故事”。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曾这样概括行医：“它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它是一种使命，而非一种行业；从本质来讲，是一种使命，一种社会使命，一种善良人性和友爱情感的表达。”医生这一职业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其对生命的敬畏和悲悯。一旦医学与金钱结盟，生命的尊严就会被无情践踏。
让商业口号淡出医疗行业，是医患关系回归本位的重要一步。我们与其将患者捧为“上帝”，不如将其当成战友和兄弟。“医患如战友”，这样的口号看似平凡，却包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是医患关系的理想境界。
医患能否角色互换
2009年7月，北京市卫生局推出了“院长当一天患者”活动。19家医院院长扮成普通患者，分别选择一家不熟悉的医院去就诊，亲身体验看病全过程。结果，每个院长都有一肚子“苦水”。有的院长感慨：当了一天“患者”，才真正体会到看病有多难。
其实，每一个医生都有可能成为患者。医生和患者的角色，常常在不经意间发生转换。美国有位名叫爱德华·罗森邦的医生，晚年患了喉癌，命运将他从医生变成了病人。他在《亲尝我自己的药方》一书中回忆，自己曾经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但成为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其他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被别的医生误诊……于是，他感慨道：“我成为病人之前，已经行医50年，却等到生病时，才发现医生和病人根本不是一路的。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相同。”看来，一个医生要想真切地体会到病人的痛苦，可能只有等他成为病人。
同样，作为一名患者，要想真正理解医生，也需要换位体验和思考。在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大背景下，如果再搞一次“患者当一天医生”的活动，肯定也会让患者受益匪浅。
医生到底有多累？丁香园网站曾做过一次调查，在2000多名被调查的城市大医院医生中，80%的人每天工作8~12小时，67%的人曾连续工作超过36小时，60%的人“黄金周”休息不到3天，80%的人工作中没时间喝水，37%的人工作中经常憋尿，83%的人中午不能按点吃饭或者只能飞快吃饭。这些数字说明，医生超负荷工作已经成为常态。有人曾这样描述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只见一片白影在你眼前飘过，还没看清楚他的面貌，就只看到10米开外的后脑勺了。这虽然有点夸张，却真实地反映了医生的忙碌状态。
有的患者常常抱怨：挂号3小时，看病3分钟，医生太不负责了。对此，医生既委屈又无奈。在美国，一个专家一上午最多只看五六个病人。而在中国，一个专家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人，连喝水的时间也没有，甚至上厕所都要跑着去。即便这样，下午一两点才能看完病人。而除了出门诊之外，多数专家还要做手术、查房、会诊、搞科研、写论文。回家之后，很多人累得连话也不想说，甚至倒头就睡。
在患者的想象中，医生应该是最会养生的人。其实，恰恰相反，医生是最不健康的人群之一。在病毒和细菌密集的环境里，他们最容易成为感染者。同时，由于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医生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巨大，患病和猝死的概率很高。所以，钟南山院士曾说：“当医生态度不够好时，不能只简单地从医德考虑问题，还要考虑他们受环境因素困扰、心理障碍、体质下降等因素。”假如患者了解了这些，也许就不会总是抱怨和指责医生了。
医患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有对立也有统一，有冲突也有和谐。因此，医患之间经常互换一下角色，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沟通方式。一旦医患双方都学会换位思考，还有多少误会消除不了？
愿捐款治病的新闻越来越少
2009年，辽宁鞍山退休女工那雪莲为了给患尿毒症的女儿治病，每天兼做三份工作，同时用“暴走”来消除脂肪肝，最终完成了“捐肾救女”计划。然而，手术成功之后，这个家庭却无力负担高昂的治疗费用。在媒体的关注下，社会爱心人士捐款近10万元，方解了燃眉之急。
看到这样的新闻，总有似曾相识之感。从车站巧遇总理的白血病患儿李瑞，到北京通州农家小院的自助透析者，再到几位“暴走妈妈”，其命运如此相似。由于新闻媒体的关注，他们成为幸运的少数人。但是，在他们的身后，仍有一个庞大的群体，虽然贫病交加，却因远离公众视线，只能默默挣扎在生死边缘。每每想到这些，一丝欣慰总被浓浓的苦涩冲淡。
“不怕穷，就怕病”，这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态。一个家庭再穷，只要还有一个健康的劳力，就有走出困境的希望。如果这根“顶梁柱”病倒了，整个家庭就会垮掉。近年来，媒体报道了很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其中不少是关于白血病、尿毒症患者的，这似乎已成了因病致贫的“典型病例”。一些患者因无力承担医疗费用，往往求助于媒体，而媒体只能呼吁社会捐款。类似的事情，每年都有很多，而捐款者大多是生活并不富裕的普通百姓。百姓救助百姓，虽然精神可嘉，但似乎不应成为社会常态。
应该承认，在众多的救助模式中，“新闻救助”是最无奈的选择，因为新闻可以让个别患者获得救助，却无法改变大多数贫病者的命运。事实上，捐款治病的新闻越多，越说明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的薄弱。因此，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多数人的命运，避免因病致贫的悲剧反复上演。
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已覆盖12亿人。但是，由于刚刚起步，保障水平不高，城乡居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还很弱。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看不起病仍是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农民一旦得了大病，即便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自费部分仍相当沉重。
在经济学中，粮油蛋奶等属于“敏感商品”。一旦涨价，极易引起恐慌。因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确保价格平稳。同理，在医学上，白血病、尿毒症等也可归为“敏感疾病”。因为这些疾病发病率高，涉及面广。只要经费保证，多数患者可以获救甚至长期存活。但是，如果仅靠个人的力量，绝大多数家庭都会负债累累。可见，这些患者能否得到救助，直接关系到人心稳定。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把这些“敏感疾病”纳入医保或者救助范围，百姓的“灾难性支出”就会大大减少，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必将大大提升。
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压器。在新一轮医改中，各级政府应合理设计医保制度，既要保基本，又要保大病，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让更多人解除后顾之忧。惟其如此，捐款治病的新闻才会越来越少，百姓才更有安全感，社会才更和谐稳定。
扑朔迷离的“缝肛门”
2010年，深圳某医院发生了一起产妇“缝肛门”事件。患方认为，助产士因嫌红包太少伺机报复，导致妻子产后肛门被缝；医院解释，产妇在生产中痔疮脱落，医院免费做了个痔疮手术；而卫生行政部门认为，助产士只是进行了结扎止血，属于超范围执业。对于这样的结论，患方并不认可，最终向警方报案。
缝还是没缝？一个并不复杂的医学问题，如今变得扑朔迷离。面对纷纭的说法，不仅患方充满疑惑，公众也一头雾水。于是，医学界人士纷纷发表“猜想”。有资深妇产专家推测，产妇肛门被缝，有可能是因助产士操作不当，发生了会阴三度撕裂伤。如果这个“猜想”成立，应当属于医疗事故。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医疗纠纷，竟然引发了重重质疑？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具有公信力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在“缝肛”事件中，卫生行政部门尽管组织了专家调查，但因其与医院的特殊关系，调查结论很难令人信服。由于卫生行政部门不具有中立性，所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调解。而患方选择报警，即便是进行法医鉴定，也很难认定医疗行为是否违法违规。因此，“缝肛门”要想真相大白，必须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医疗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发生医疗纠纷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有一个权威公正的第三方，很多纠纷就能得到妥善处理，不会升级恶化甚至演变为公共事件。目前，我国很多地方都在探索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保险公司指定机构调解、仲裁委员会调解、中介机构调解等。但是，这些调解机构最大的“软肋”是缺乏公信力。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临床医学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而多数第三方机构都不具备医学和法律专业人才队伍，无法对医疗过错责任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二是多数第三方机构并非公益性组织，有的甚至靠调解收费维持生存。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三方调解很难获得广泛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