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病人的“幸福指数”
任何一个医疗决策，既要考虑客观因素，又要考虑主观因素；既要考虑疾病特点，又要考虑患者心理。一名好医生，不仅要考虑医学上的“技术参数”，更要考虑病人的“幸福指数”。只有既符合科学、又符合人性的治疗，才是最完美的方案。
最近，作家六六讲述了一段经历：在母亲查出乳腺癌后，她曾和医生讨论手术的必要性。结果，她惊讶地发现，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医生认为，生命高于一切，乳房对于老人已经失去意义，因此，切除乳房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有的医生则认为，在乳腺癌早期，局部清扫一下淋巴癌细胞即可，完全不必切除乳房，因为人不仅仅要活着，更要注重生命质量。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医生，都是她的朋友，不涉及任何利益。这件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医疗并不是一个标准管理系统。
也许，这就是医学的特殊性。任何一个医疗决策，既要考虑客观因素，又要考虑主观因素；既要考虑疾病特点，又要考虑患者心理。忽视了任何一点，都不是完美的方案。
从客观因素看，人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对于普通机器来说，工程师的手里有图纸和说明书；而对于人体“机器”来说，医生手里没有图纸和说明书，只能靠不断尝试和探索。同时，由于每台人体“机器”不完全相同，存在“个体差异”，医生需要因人而异，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从主观因素看，人对生命的价值判断千差万别。不同的人对生命质量的期望值不同，对治疗方案的选择也会有差异。例如，有人宁愿有尊严地活半年，也不愿痛苦地躺十年；有人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多活一天是一天。
所以，一个完美的治疗方案，应该是医患双方共同完成的。如果没有患者的参与，即便医生的决策很正确、手术很完美，但病人的“幸福指数”未必高。
一般而言，医患关系有三种模式：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共同参与型。主动—被动型是指治疗方案基本由医生作出，患者并没有与医生进行足够的交流；指导—合作型是指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动意识，但医生仍具有权威性，处于医患双方的主导地位；共同参与型是指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进行协商和讨论，共同作出结论。据调查，我国的医患关系模式正处于由主动—被动型向指导—合作型转变时期，离共同参与型还有很大差距。而这也是导致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很多医生存在一种“技术傲慢”，不屑让患者参与医疗决策。他们认为，如何治疗是医生的事，患者只要“听话”就行。其实，这是对医学的片面理解。医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医生既要有科学精神，又要有人文精神。在治疗中，医生和患者共同协商，是对患者知情权、参与权的尊重。因为医生不能只关注疾病，更要关注生病的人。
我国著名妇产专家林巧稚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位病人怀孕3个月，发生子宫出血，经诊断是宫颈癌。按照常规，不仅孩子不能保留，还要立即切除子宫。林大夫和病人沟通后了解到，病人非常想要这个孩子。于是，她决定在严密的观察下将这次妊娠继续下去。经过6个月的悉心诊治，孕妇平安，胎儿成熟，林大夫为病人做了剖腹手术。事后，林巧稚说：“有时你开了刀，治了她的病，但她并不快活，她得到了生命，却失掉了幸福。”
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曾说：“科学家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更多地倾注感情，而医生则要把热烈的感情和冷静的理智集于一身。”可见，一名好医生，不仅要考虑医学上的“技术参数”，更要考虑病人的“幸福指数”。只有既符合科学、又符合人性的治疗，才是最完美的方案。
医生，请学会说话
一名大连朋友来电反映，他的亲属因患急性心肌梗死，被送进医院。由于周末没有专家出诊，只好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两天。周一上班后，一位科主任看完病人后，抛下一句话：“放不放支架，给你十分钟考虑时间。”然后，转身就走，没有一句解释。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家属茫然无主，只好四处打电话问熟人。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在中国，这样的医患沟通方式并不罕见。面对患者，很多医生态度冷漠，惜字如金。有时，患者多问几句话，便会遭到医生的训斥：“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事实上，一些医生存在严重的“知识傲慢”和“技术傲慢”，口头上以患者为中心，实际上以自我为中心。有的医生俨然是生命的“主宰者”，根本不能平等对待患者，这是医患关系的严重扭曲。
希腊医学先驱希波克拉底曾说过，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遗憾的是，这句古老的格言已经被很多人淡忘了。尤其是对于语言的作用，很多医生更是不屑一顾。这是医学人文素养缺乏的表现。其实，技术和人文是医学的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应该说，医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一个人即便穷其一生，也只能略窥一斑。即便是医生，也只能熟悉一两个专业，而无法成为通才。因此，医患之间知识不对称是必然的。在医生面前，患者永远是一个“小学生”，而医生理应像老师一样循循善诱，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最复杂的医学道理讲清楚。这不是对患者的恩赐，而是医生的基本职责。
医生不会“说话”，折射出对患者知情权的漠视。据调查，在医疗纠纷中，九成以上是医患沟通不当造成的。反思很多患者杀害医生的恶性事件，医患缺乏沟通都是重要诱因。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于那些用心沟通的医生，即便发生了医疗意外甚至事故，患者和家属往往也能理解。因此，一个医生只有充分尊重患者的权利，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纠纷的发生。
那么，外国医生是如何与患者沟通的？有位中国医生到日本进修，遇到一名心绞痛患者准备做冠脉造影。检查前，医生和患者及家属坐在一间谈话室里，桌上摆着心脏模型。医生从心脏血管的解剖结构说起，再解释心绞痛是怎样形成的、最新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可能会有什么风险，最后才签署知情同意书，整个过程大约45分钟，患者和家属欣然离去。中国医生问，有必要说那么细吗？日本医生回答：“在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做对一件事之前，任何一步看似无意义的铺垫，都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刻变得无比重要。”此语可谓精妙。医生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其实也是在保护自我，一旦发生医疗意外，患者也不至于采取极端方式酿成恶性事件。
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正式实施。法律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医务人员必须履行告知义务，让患者获得足以做出合理判断的医疗信息。可见，让医生学会“说话”，已不再是道德要求，而是法律要求。一个不会“说话”的医生，很可能会官司缠身，付出沉重的代价。
医生，请学会“有话好好说”吧！
一块纱布与九台手术
一块留在腹中的纱布，竟然引发了九台手术。2009年底，深圳一起医疗事故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两年前，患者孙女士在深圳某医院做了卵巢微创手术，出院后一直疼痛难忍，伤口流脓流血，并引发了腹腔积液等多种病症。但是，医生坚持认为是正常反应，在做了多次息肉摘除手术后，病情依然严重。后来，孙女士到另一家医院检查，发现伤口内有一截纱布，诊断是术中残留物。于是，孙女士再回深圳某医院做手术，虽然取出了纱布，但留下了血尿、尿瘘、膀胱萎缩等后遗症。因为一块纱布，孙女士先后做了九次手术。事后，深圳某医院院长说：“手术后残留纱布是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为此，医院处理了两名清点纱布失误的护士。
近来，类似的医疗事故屡屡见诸媒体。例如，湖北通城县刚刚发生了“右腿骨折，左腿手术”，仙桃市又上演了“左侧疝气，右侧开刀”。然而，正是这些“低级错误”，让患者承受了无尽的痛苦，付出了“超级代价”。
其实，为了减少医疗差错，卫生部早就规定，手术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严格的查对制度。例如，参与手术的医生、护士要查对病人的姓名、手术名称、切口部位、手术器械等。但是，在很多医院，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制度，却成了一纸空文。近年来，随着医疗需求的井喷式释放，病人数量大幅增加，一些医院的管理也漏洞百出。有的医护人员为了追求手术数量，“萝卜快了不洗泥”，根本顾不上仔细核对病人。有的医生一天要赶十几台手术，甚至连病历也不看就敢“单刀赴会”。如此粗放经营，岂能不出问题？如果不从管理制度上深刻反思，而仅仅是处理几名医生和护士，恐怕“低级错误”还会层出不穷。
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命体。对于疑难重症，医生判断不准，或者手术失误，病人一般容易理解。但是，如果医生犯的是“低级错误”，例如把纱布、剪刀留在肚子里，或者左右不分乱开刀，病人就很难容忍。因为人们会觉得，医生视生命如儿戏，患者等同于“小白鼠”。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这些错误都是无法原谅的。
那么，为什么很多医生都犯“低级错误”？从表面看，是疏忽大意，责任心差；从深层看，是缺乏对生命的敬畏，把做手术当成了“修机器”。如今，很多医生把医学仅仅当成谋生的“手艺”，片面追求技高一筹，而忽视了医学人文修养。有人简单地认为，只要手中有“绝活”，就能脱颖而出，成为名医大师。于是，很多人不愿意做常规手术，认为没有挑战性，不能体现水平。在一些医生眼里，做个阑尾炎手术就像切个臭鸡蛋，根本没有技术含量，交给实习生就够了。事实上，越是常见病，越容易出问题，大错误往往都是来自小手术。
作为医生，谁都想成为大师。但是，大师和匠人的区别，绝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更体现在精神境界上。如果一名医生把医学当成了纯技术活，就注定只能是一名匠人，而无法成为大师。我国著名医学家张孝骞一生都把自己当成小学生，用“戒、慎、恐、惧”四个字要求自己。他每诊断一例疾病，总要进行周密的观察，精密的检查，生怕不周全。他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反复推敲，尽量避免误诊和差错。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思维方法问题，更是对一个对病人有无感情的问题。据他的学生回忆，张孝骞到病房巡诊时，总是带着一个小记事本，上面写着病人的姓名、病历号、主要诊断和特殊病情。有时遇到一个疑难病例，他还会想起以前类似的病人，并记得大约在哪一年、哪个病房、哪个医生主管，甚至还翻出小本来查询参考。这就是一位医学大师的风范，善做“小事”，方成大师。
一座楼盖错了可以拆，一本书印错了可以毁，但是，惟独生命不可重来。一台手术做错了，往往永远无法挽回。因此，敬畏生命，精益求精，应当成为所有从医者的“圣经”。
医生下的不是棋，是冷漠
2009年11月，南京儿童医院一名患儿住院期间病情异常，家长多次恳求医生观察，医生却敷衍塞责，最终导致患儿死亡。事后，患者家属投诉医生在值班时玩“偷菜”游戏，后经证实是下了两盘围棋。为此，这名医生被吊销了医师执业证书，丢了饭碗。
其实，无论是“偷菜”，还是下棋，本身并不重要。值得深思的是，一个生命的呼唤，为何竟然打动不了一名“棋手”的心？这不禁让人想起网上那句名言：“哥偷的不是菜，是寂寞。”借用此语，“医生下的不是棋，是冷漠。”
作为一名值班医生，也许最重要的并非拥有高超的医术，而是拥有一颗仁爱的心。当病人发出呻吟，医生理应走到床边，即便没有任何药物，只是一句问候、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就足以让病人感到温暖。事实上，病人之所以来到医院，就因为这里是生命的港湾。只要有医生在场，哪怕只是一个“小大夫”，病人都会有安全感。然而，在南京儿童医院，请医生看看患儿竟也成了奢望。当患儿母亲反复哀求医生时，换来的却是“我不要睡觉吗”的训斥。如此冰冷的态度，的确令人心寒。
在中国，“冷漠综合征”已经成为医务界的慢性病、流行病。事实上，在一个缺乏竞争活力的医疗体制下，医生的冷漠是必然现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医疗资源供求矛盾突出，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医生始终处于“卖方市场”的强势地位。一些大型医院集中了最先进的设备、最优秀的专家，几乎没有竞争对手，从来不愁病源。因此，面对潮水般的“求医者”，一些医生自然以“老大”自居，“牛”气十足。于是，“号难挂、脸难看、话难听”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医生的冷漠，还与医学人文精神的整体蜕化有关。虽然全球都在变暖，但医生的心灵却在降温。在很多医生的眼里，病人就像一台失灵的机器，而非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生命体。有的医生除了例行的查房值班，从不会主动探视和关心病人。在他们的心中，当医生不再是一个崇高的事业，而只是一份普通的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有的人甚至已经习惯于在“灰色地带”生存，对金钱的兴趣超过了对医学的兴趣，因而失去了对病人的基本尊重和同情。
当然，有一个现象似乎无法解释：在抗震救灾等国家危难时刻，医生这个群体不畏艰险，救死扶伤，无愧于“白衣天使”的称号。然而，一旦回到正常时期，很多医生又穿上了自私冷漠的外衣。其实，这正是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一般来说，越是严酷的环境，人性的光芒越容易显露；越是温和的环境，人性的丑陋越容易滋长。例如，很多人可以抵御战争时期的枪林弹雨，却无法抵御和平时期的糖衣炮弹。同理，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医生和普通人一样，都面临着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的生活压力。因此，很多人在现实和理想的十字路口徘徊挣扎，最终为了家庭生计而背弃职业操守。
也许，有的医生会反问：为什么要对病人付出情感呢？这根本不值得，也没有任何回报。在眼下的社会环境里，医生都被妖魔化了。不管你怎么用心做，病人都会怀疑你的动机。而一旦出现医疗意外，病人不分青红皂白，不是打闹就是起诉。所以，医生的心早就凉了。
其实，这也正是“冷漠综合征”带来的恶果—医生的公信力日渐丧失。患者用怀疑的眼光看医生，而医生用防范的心理对患者；患者觉得医生不关心自己的疾苦，医生觉得患者不理解自己的辛苦。如此互相埋怨，以怨报怨，似乎成了医患关系的“死结”。
医学是充满仁爱的事业，本应散发着情感的温度。一名医生对患者的同情，不需要用眼泪，但需要用心血。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医生用心了、动情了、尽力了，无论结局如何，绝大多数患者都是能够理解的，也是充满感激的。患者可以容忍医学的无能，却无法容忍医生的冷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为了重塑医生形象，提升医生公信力，医务界应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治一治“冷漠综合征”，让医学回归人的温度。
医生的血不能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