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世纪和20世纪是英国高等教育史上变革最剧烈的时期，在这两百年的时间里，大学完成了从典到现代的转变，在接受社会变革不断洗礼的同时，大学对社会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第一节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大学改革
兴起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在进入19世纪后势头越发强劲，到19世纪的40年代英国以机器制造业的建立为标志完成了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与此同时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使英国的政治逐渐从“贵族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促进了教育领域的转变，英国现代的教育制度开始形成，大学教育的面貌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牛津和剑桥的改革以及伦敦大学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的高等教育的传统概念，为下半期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改革
作为英国最古老的两所大学，牛津和剑桥在整个18世纪陷于停滞之中。进入19世纪后，牛桥逐渐从衰败中恢复过来，唤醒牛桥的主要是围绕着这两所古老大学的对大学目的的辩论以及对牛桥两校的批评。经过两次大辩论，牛桥也顺应时势，相应在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
（一）关于大学教育的辩论
19世纪初期，英格兰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这两所大学完美地继承了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即注重通过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来发展人的道德和心智。大学教育的目的与任何谋生的职业无关，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建立有别于他人的文化标记，使心灵得以自由的人文品质。这样的心灵训练在牛津通过古典课程来进行，在剑桥则把数学放在第一位，把古典课程放在第二位；在苏格兰哲学在所有课程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在大学恪守中世纪传统的时候，象牙塔之外正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革，工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日益凸显出教育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促使人们重新定位大学的目的。
1809年功利主义代表人物艾奇沃斯发表了《论职业教育》一书，书中对当时的大学教育进行了抨击，提出了知识的价值必须最终由其用途来决定的观点，由此揭开了教育论战的序幕。原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的院士（fellow）西尼·史密斯（Sidney Smith）利用辉格党人和激进改革者的宣传工具《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对传统的英格兰大学教育发起了攻击。史密斯指出：“由于教士教员们的卑劣的妒忌和狭隘，英格兰大学中每年都有大量的天才被毁损。说我们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了伟大的人物是枉费心机的。”“在牛津大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会受到阻挠，也许会被鄙视，也许不被允许。讨论圈地，探讨进出口，贴近日常生活，会被看作有损尊严，被人不齿。那么大学这个词应该意味着什么，应该是教授任何一门自由的，同时对人类也是有用的科学之所。”史密斯对古典教育无用的批评以及对实用知识的推崇激起了保守派的反击，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Oriel College）的院长爱德华·考波利斯顿（Edward Copleston）从三个层面出发竭力维护古典教育的价值，他首先指出从有用的角度看，古典学科是了解政府管理的最适当的形式，其次古典学科对人心智的训练使得人们能应付现实生活和事业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再次自由教育本身就是好的，因此是有用的。代表保守的托利党人和英国国教正统的《季度评论》也参与了辩论，为古典的自由教育摇旗呐喊。这场古典自由教育对实用职业教育主义的辩论持续了20余年，其实质是有关大学办学目的和方向的辩论。
19世纪30年代，教育辩论再次掀起，但这次是围绕剑桥大学的数学而进行的学术大辩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威廉·惠威尔竭力提倡数学的作用，认为数学可以培养人们精确推理的能力，因此数学应该成为学科的基础。对惠威尔提出挑战的是威廉·汉密尔顿爵士，汉密尔顿更强调哲学的作用，指出数学的基础存在于哲学之中，数学不过是缺乏精神和道德品质的机械的学科。汉密尔顿的观点很快遭到惠威尔的反击，惠威尔指出当教育具有实用和数学的特点时，文明呈现出一片繁荣，而当教育具有理论和哲学的特点时，文明之光则变得暗淡。惠威尔和汉密尔顿的共同之处在于两人都承认大学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某些职业所需要的实用技能，分歧之处只在于两人对不同学科的重视，这也反映了当时牛津和剑桥的不同。
19世纪上半叶针对大学教育的辩论反映出社会变革对大学教育目的的改革需求，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大学追求实用之学，需要大学向社会开放，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虽然由于历史的惰性对社会需求的反应回应得不是很主动，但这一时期在考试制度和课程设置上的改革为其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改革
19世纪初牛津和剑桥虽然从衰退中渐渐复苏，但课程设置的陈腐、学院的过分独立导致的整个大学管理的失控、学院院士遴选中的腐败以及考试制度的松散都遭到人们的批评，其中的一些问题甚至成为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s）对两校进行调查的起因，但这期间牛津和剑桥的某些领域确实有所改善，这主要体现在考试制度的严格和科学研究的加强上。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18世纪中期之前一直采用口试，这种口试考试是在主考人面前运用三段论加上智慧和雄辩来证明一个假设性的推测。到了80年代剑桥大学日益强调数学的地位，考试几乎包括了数学的全部内容，所以在剑桥占主导地位的是数学。为了鼓励学生认真学习，考试成绩从及格到一等分为几个等级，这是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开始，也是最早的荣誉学位考试，但直到1822年剑桥才设立古典科目的荣誉学位考试，而且只有通过数学荣誉学位的人士才能参加。与剑桥相比，牛津大学则将古典学科的考试放在第一位，数学为第二位，这是1800年的公共考试条例所规定的。1807年为那些已经参加过人文学科考试的学生单独设立了数学和物理考试科目，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数学和科学从古典人文学科课程中分离出来，使得数学和科学更具专门化。1807年更为重要的改革是将原来规定的荣誉学位只限于无类别之分的12人（这种规定使得很多人不愿冒险参加荣誉学位考试）改为分成不同类别，人数不限，这促使更多人为获得荣誉学位而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这一时期更为引人注目的考试改革是笔试的设立。从1836年开始，剑桥的学生要在印刷好的试卷上回答问题，此时牛津考试制度中依然还保留着口试的成分。考试制度的改革直接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据当时的人估计1840年在剑桥大学攻读荣誉学位的人当中有30个“游手好闲”的人，在200个攻读普通学位的人中有30个好“读书人”。在全部学生中约有七分之三的本科生是“认真的学生”，有九分之一的学生“非常刻苦”。考虑到当时大学在教学安排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学生们能如此认真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考试制度的改革。
除了考试制度的改革，两所大学中的现代课程和科学研究也有所加强。1848年剑桥大学增设了道德科学（包括历史和法律）和自然科学的荣誉学位考试，1850年的牛津大学考试条例也规定了自然科学、法律和现代历史、数学和物理等科目的考试，这些科目可以在人文学科之后进行学习。在科学研究方面，牛津大学的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和查理斯·陶伯尼（Charles Daubeny）一直坚持地质学、光对植物的影响以及土壤和肥料化学的研究。陶伯尼的学生约翰·B·劳斯（John Bennett Lawes）于1843年建立了洛桑农业实验站，从事肥料的研究。剑桥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一直胜于牛津，1831年成立了英国科学促进会，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科学研究，“科学家”一词都是这批人中的一位——剑桥大学历史学家惠威尔创造的。在1833年的剑桥会议上他提出：“在科学领域里，孜孜不倦的耕耘者，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名称，我想称呼他们为科学家。”这些人将法国数学介绍到英格兰，剑桥大学数学教授巴贝奇潜心科学研究，他最早提出人类可以制造出通用的计算机来代替大脑计算复杂的数学问题。他将自己设想的通用计算机命名为“分析机”，其所具备的逻辑结构为后世的通用处理器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大学运动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依然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人口日益集中的工业发达的城市，经济发展对教育的要求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促成了高等教育领域里的革命性变化，以伦敦大学为代表的新大学的建立使牛津和剑桥独霸英格兰高等教育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一）伦敦大学的建立
伦敦大学的建立是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资产阶级要求受教育权利的结果。最早提出建立伦敦大学的是诗人托马斯·坎倍尔（Thomas Campbell），他在1825年初致亨利·布朗姆（Henry Broughan）的信中提出要建立一所主要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大伦敦大学”（great London University）。按他的想法，这样的大学应该是“为我们中产阶级富裕家庭的青年提供人文学科和各门科学有效的、多样化的教学、考试、训练和授予学位的地方”。坎倍尔的提议得到了包括布朗姆在内的众多人的支持，这些人有政治家约瑟夫·休谟（Joseph Hume）、教育家乔治·伯克贝克（George Birkbeck）、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历史学家乔治·格瑞特（George Grate）等，这些人深受苏格兰大学门户开放，注重实用的影响，对普鲁士大学的复兴以及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模式也深感兴趣，在他们的努力下，1928年伦敦大学在伦敦市高尔街（Gower Street）创办。
伦敦大学是“高尔街上没有上帝的学校”，它招收犹太人、罗马天主教徒和其他非国教徒，因而开办之初没能获得皇家特许状，不能授予学位，但这并没有妨碍它的发展。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培养人才的阵地，它将神学排除在了课程之外，重视现代学术和自然科学。学校还试图设置更加专业性的课程，如矿物学、工程学、设计和教育等。除课程设置的现代性，教学语言使用英语而非拉丁语。与牛桥的住宿制相反，学生们走读，学校只是教学的中心。从费用上看，学校一年的费用为25-30镑，只相当于牛津和剑桥的十分之一。
伦敦大学在教育领域无疑引发了一场革命，它发展迅速，到1830年学生超过了500人，它的革命性对牛桥构成了威胁，遭到了牛津和剑桥保守势力以及国教会的反对，但他们无法阻挡伦敦大学前进的步伐，只好建立新的学校与其竞争。1828年6月21日，在首相惠灵顿公爵的主持下，国教会的主教们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以国教精神为基础在伦敦另建一所高校，并恭请英王乔治四世为其保护人，这所学校便是英王学院。1829年学院获得皇家批准，1831年正式招生，校址在斯专特街（Strant）的尽头，离伦敦大学仅两英里之遥。它包括高级部和低级部两部分，高级部教授“宗教和道德、古典文学、数学、自然和实验哲学、化学、自然史、逻辑、英语文学和写作、商业原理、普通历史。此外还有现代外语的教学，有些科目与特定的职业有关，如内科、外科、法学等。”低级部接收走读的学生，是高级部的预科。与伦敦大学一样英王学院中学习医学的学生占了大多数。
初创的伦敦大学和英王学院虽互为竞争对手，但具有很多共同点：组织结构为苏格兰和德国的单一型；没有学位授予权，课程比牛桥更多样，生源和学生的出路也更多样化。1835年6月英国政府决定向伦敦大学颁发特许状，但将其定名为伦敦大学学院，另颁特许状成立由“文学和科学方面的著名人士”组成的考试机构，定名为伦敦大学。大学凌驾于大学学院和英王学院之上，对上述学校的毕业生进行考试，并拥有授予文学、法律、和医学学位的权利。
1836年12月由政府直接设立并提供经费的伦敦大学获得特许状。伦敦大学设校务委员会（Senate House），校务委员会无权干涉各附属学院的教学，它对各学院的唯一控制手段便是学位考试，学院在招生、教学、经济、管理上均独立自主。这种联邦制的大学管理模式产生了积极的后果，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附属学院遍及英格兰，共有29个普通学院和将近60个医学院。1858年，大学增设理学部，开始授予科学学位，并废止了有关考生必须持有在一所附属学院学完规定课程证书的规定（医学学位考试除外），从而向全国开放了学位考试。伦敦大学“校外学位”的做法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它后来延伸到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使无数有志青年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1900年伦敦大学本部也开始招生，这就形成了“校本部”（internal）和“校外部”（external）两大块，但只有校本部才管招生、上课、科研等活动，而“校外部”只负责学位考试和教学质量监督，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
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的管理模式、非寄宿制的学生管理以及对神学教育的摈弃在高等教育领域引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伦敦大学的兴起改变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传统结构，既满足了中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发挥了高等教育促进科技和生产进步的作用。
（二）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