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促进高等教育的开放和国际化
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化进程的加快和新思路的大量出现，法国高等教育实行了更加开放和国际化的政策，一方面，扩大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美、日的挑战，欧共体国家曾在80年代制定了“伊拉斯谟计划”、“欧共体教育与技术培训计划”等一系列教育培训合作计划，以增强其竞争能力。法国作为欧洲联盟的主要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加强成员国之间高等教育的合作与交流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欧盟内留学生的主要接收国和派遣国。进入90年代后，欧共体国家加快了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全面合作。1990—1991年度，欧共体国家共有28500名大学生到另一成员国大学学习或实习。该年度法国派出留学生6000人，交流经费近5亿法郎。此后还逐年有所增加。
1995年起，欧盟实行两项新的为期4年的教育培训计划，即“苏格拉底计划”和“达·芬奇计划”。在高等教育方面，新计划提出：促进欧盟成员国高校间校际网络系统建设，共同开发新课程教学；推行欧洲学分转移制度，相互承认学制及文凭；通过多种渠道，为师生到另一成员国的学习和深造提供必要条件；等等。
针对美、英大学垄断全球庞大的留学生市场，法国采取了各种措施，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留学生赴法留学。
其一，成立专门机构。为争取更多的外国留学生赴法留学，从官方到民间，从政府到高校，上下协调一致，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些专门机构，负责推动外国精英留学生赴法留学事宜。1998年，法国外交部、教育部与大学校长联合会和工程师职衔委员会共同协议，拨出专款，成立“法兰西教育专署（French Education Agency）”，负责对外宣传法国高等教育、简化大学行政程序和招揽外国留学生。另外，由教育部、巴黎工商会等组成的“企业管理教育国家基金会”，“法国教育资源输出公司”、“法国·亚洲·校园集团”等机构，也开展了类似活动。
其二，采用商业化策略扩大招收留学生。英国在人才培养市场上积极推销高等教育机构，将招收留学生作为创收的有效途径。与英国积极招收留学生的各种举措相比，法国显然是落后的。为此，法国人也开始采用适应市场的方法（需求分析、促销、整体价格等），并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到国外举办和参加教育沙龙展，努力扩大法国高等教育影响。
其三，实行留学生来源多样化政策。传统上，在法的外国留学生大多来自欧洲和非洲。现在，法国已开始将注意力扩展到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如亚洲、南美洲等，吸引这些地区的青年到法国留学。法国人意识到，他们“在这些地区没有占有人才培养方面与其能力相当的地位”。为方便更多的外国留学生入境，法国外交部还在发放签证方面采取了比过去更为灵活的政策。
其四，学习的国际化。这是90年代法国高等教育开放和国际化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5年《关于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指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首先是教学与科研的全球性的一种反映。文件还指出，让更多的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国际环境中从事学习、教学、科研、生活和交流，是当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总体发展趋势。法国认为，以往当人们要研究巴尔扎克或学习法国烹饪艺术时，自然会想到去法国深造，而学习科学或技术时，情形则不然。法国国民教育部原总督学雅克·波丹（Jacques Boutons）指出，现在应该让习惯于英、美标准的人们了解，法国同样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制度。为此，许多法国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在人才培养、教学大纲，以及大学生和教师的管理方面，推行合乎国际惯例的做法，以培养未来年代里所需要的、符合国际需求的各种专门人才。隶属巴黎工商会的著名高等商业学校，高等经济与商业学校等，已同44个国家签订了200多个培训交流协定。按照协定，教学大纲由双方协商，学制14个月，招收受过3年高等教育、打算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的学生，同时使用英语和法语教学。目前，就读于法国商学院的留学生已占在校生总数的15%，其中高等商业学校的留学生比例达20%，在巴黎路桥学校（1774年成立），留学生比例更高达60%以上。以培养高级官员而闻名遐迩的法国国立行政学校，近年提出一项培训计划，每年扩招40名留学生。该校曾培养出数以千计的外国官员，其中有外国政府部长、驻外大使、美国国会的“核心人物”、德国前总理科尔的顾问、波兰负责私有化运动的高级官员、中国17个省的人事厅厅长，等等，其留学生名单犹如一部“各国名人录”。为了在人才培养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教育部长阿莱格尔指出，法国在保持艺术、文学、工艺品等传统领域优势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以往由英国人控制的领域，例如经营管理、企业管理、经济学和商法，以及行政科学和工程师学科，并且强调人才培养中的研究精神和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是，高校必须根据全球化趋势的日渐加强，根据新的企业结构、环境条件的变化以及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
（四）使大学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际中都得到加强。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的自主权得以进一步明确和落实；二是大学的管理机构进一步专业化，校长的权力日益突出。
从第一个方面看，从拿破仑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大学一直体现的是标准化、统一化、平等化和国家化的特征，无论大学的定义和概念如何，它都是与国家及学院（专业）的三角关系中的薄弱环节。作为一种自然的反映和必然的结果，是大学中（教师）个体意识加强，成为教学、科学研究乃至协会团体活动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课堂已是教师惟一施展自己自主权的领地，不容任何人及机构染指”，成为许多教师的口头禅和座右铭。而90年代的改革重新平衡了三个方面的关系，大学开始关注过去属于教育部或下属学院权限之内的事情，成为确定自己政策并加以协调的场所；全体教职员工开始从学校整体考虑问题，共同确定目标与重点，集体行为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受到鼓励，从而合法化；与此同时，个人和小单位的主动性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泯灭，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发挥。由此，不同学校的特点开始逐渐突出。在办学方针、实际组织乃至学校名称方面都得到体现。
从第二个方面看，过去大学也上报计划，但那往往只是各学院计划的简单并列，现在则要把各单位计划综合为一个统一协调的学校计划，只要投票都举手或者争执不下导致议而不决这两种极端的情况越来越少见，更多的则是主管部门或者临时组建的专门工作班子事前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校级职能部门及其办事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加强。由于学校一级地位和作用的加强，校长的职能也不再只是简单地对内协调和对外代表，他要实施权力下放以便担当起落在他肩上的新使命，要提出总体政策，要指导制定计划，要与教育系统内外纵横两个方向的诸多部门谈判合同，真正成了领导者和管理者。
四、改革的困境与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的大学改革从总体上顺应了“高等教育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化和综合化”的趋势，并通过立法、增加投资、扩大民主化、实行现代化、改革教育体制、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推进大学自治等措施促进了法国大学较快的发展。但90年代以来的大学改革与以往一样，多以流产而告终，尤其是巴鲁在全国广泛咨询的基础上主持的高等教育改革也付诸东流，让人痛惜不已。这与改革所陷入的几乎无法解决的困境息息相关。
首先就是有关政策的连续性问题，这是历次改革多以中途夭折而告终的重要原因。由于政府更迭或政见不同而出现政策前后相左的局面，严重地影响到改革政策的连续性。正如法国人常说的那样，每位新走马上任的教育部长都有一番抱负，试图施展他们的宏图大志。自1824年法国任命第一位教育部长以来的170多年里，部长就更换过160多位。就1997年4月颁布的巴鲁法案而言，原本预计从1997—1998年度开始实施，但在当年6月便发生了政府更迭，新上任的教育部长阿莱格尔并不热衷于前任的改革法案，而是“另砌炉灶新开张”。
其次，法国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大学自治的矛盾。时至今日，拿破仑以来的中央集权传统还是法国的立国之本，深深地渗透到各个领域，可以说无时无处不在，历次的高等教育改革只是对这一根本在一个局部稍有触动，谈不上伤筋动骨，更不是彻底打破。而另一方面，自治又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大学生自治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2007年的《大学自由与责任法》虽然显示了法国政府推进大学自治的决心，但改革所面临的困境不可小视。很多大学甚至在改革中并不主动响应政府的号召，还想在政府负责的传统中坐享其成。原计划到2010年该学期实现60%的大学自治，然仅30%左右的大学表示愿意实行自治，足可见改革推进的难度。
再次，高等教育体系中由“双轨制”带来的不平等性和混乱性，教育民主化和教育公平原则的落实问题，在扩大高等教育数量时忽视质量保证等等，也是法国大学改革中存在的重大难题。
另外，改革中还存在一些重大的或棘手的具体问题，如何处理也是烦扰各级决策者和执行者的难题。例如：如何调动和发挥学院一级，特别是院长的功能和积极性、主动性？是否要控制或适当控制一所学校内部过大的差异？由国家还是由学校，通过什么方式来培养、物色、选拔符合改革要求的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等等。
但是，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毕竟是大势所趋。法国要想在未来的社会里处于世界主流之中，不沦为他人的附庸，只有把改革推向前进。可以预见，尽管法国大学改革的前途将不会一帆风顺，但不管今后政局如何变化，左派上台也好，右派掌权也罢，或是“左右共治”，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应该说，法国现政府推行的大学改革，强调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鼓励产学研结合，实施保护和支持科技人员的政策，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推进大学自治等等，都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发来欧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以及2007年《大学自由与责任法》的颁布与实施，不能不说为法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注入了两剂强心剂必将使法国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充满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