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恩图报，这是做人的起码的道德。在我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朋友帮助过我，使我闯过一个个关口。有人说，我是一个“福将”，每到“危难”时刻，必有“贵人”相助。这是“天意”吗？也是，也不是。因为“天”并非神灵，而是一种必然，而必然是由主观和客观的条件所决定的。我忽然想起在朝鲜战场的一段经历。1951年初夏，外交部派我陪同三位波兰记者到板门店采访，随行的还有新华社记者、译电员、电台等，由东北军区派一个排护送。当时，正是谈谈打打，一过鸭绿江，就遇到敌机轰炸。三辆大卡车，只能夜里走，白天躲在山上睡觉。可夜里也不安全，敌机时常投下一串照明弹，疯狂地轰炸扫射。这时，卡车就冲到树下，人们奔向路旁。有一次，我全身伏在水稻田里，头露在外面，仰望着敌机，炸弹就在二十几米外爆炸。最危险的是山路崎岖，走在后边的一辆大卡车突然翻车了，我们赶紧跳下车，把三位战士和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尸体，从车身下边拖出来，把电台也从泥浆中捞上来。下一步怎么办？四野茫茫，一片漆黑。不仅敌机来轰炸，匪徒特务也随时可能出现。负责护送的连长被眼前的这种景象惊呆了，神经受了刺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三位波兰记者，一位是波兰党报《人民论坛报》的老布尔什维克（后来是党中央委员）勃罗汀斯基，显得非常镇静，通情达理，而那位年轻的军报记者却暴跳如雷，一个劲问连长：“怎么办？怎么办？”连长束手无策，神情恍惚，连站都站不稳。此时，我只好挺身而出，代替连长指挥，把人们安顿在树林里，布下三层岗哨，以防匪特的偷袭。然后，我就扶着连长，边走边说，劝他冷静，恢复理智。往哪里走呢？去找志愿军！只有找到志愿军，一切才有希望。可志愿军在哪儿？不知道。路上遇到匪特怎么办？我身上没有枪，连长有盒子炮，我要他随时准备好，他倒是紧紧握住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连拖带拉着连长，走了一程又一程，还是不见一个人影。敌机又来了，只听一声又一声枪响，这是沿途岗哨向夜间开车的司机发出的“关灯”警报。我高兴极了，判断附近就有志愿军。果然，黑暗中有人大喝一声：“口令！”我只好喊了一句：“同志！”我不知道口令，而此时此刻，“同志”就是最好的口令呀！一位志愿军战士奔到我面前，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一个穿西服，一个穿军装；一个大声说话，一个哑口无言：到底是什么人啊？我简单而又急切地讲了情况，要求见志愿军首长，请求紧急援助。小战士被我说服了，领着我们爬到山上，先是到了团部，团政委又领我们到了军部。军政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立即下令警戒，以保护国际友人的安全。天亮了，军政委派车把波兰记者接上山，用罐头牛肉款待他们，不断地为胜利、为和平、为友谊干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通化红葡萄酒，又甜又香，一杯下肚，脸就红了。军政委决定，派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去平壤。小吉普开得快，遇到敌机轰炸也躲得快。由于战事激烈，板门店不去了，我把三位记者送到平壤附近的波兰大使馆。大使用最好的语言和美味接待了我，三位记者和我结下了同生共死的患难之交。回到沈阳，我病倒了，两个多月的紧张生活，使我全身像散了架似的，瘫在床上昏睡了好几天。后来，我把沿途情况向东北军区作了详细汇报，特别强调连长尽了最大的努力，是一个好同志，不要因为车祸牺牲了三位战士而给他处分。到了北京，人们都好奇地问我去哪儿了？因为这是一项“秘密使命”，只有乔冠华一个人知道，是他单独向我交代任务的。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洒农药的小飞机），第一次穿西装……在欢迎我归来的大会上，我把在朝鲜的经历向大家说了，人们像听惊险小说似的，睁大着眼睛，脸上现出惊奇、兴奋的表情。最后，乔冠华讲话，正式表扬了我，是口头表扬还是通报表扬，我已记不清了。萧乾（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编辑）要我赶快写一篇通讯。我写好了，他看后赞赏不已，尤其对“建筑物只剩下破墙残壁，看上去像被挖去了眼珠的骷髅似的窗洞”连声叫好。他一字不改，马上把这篇通讯寄往天津，刊登在1951年10月22日的《大公报》上。我之所以要写出这段经历，就是想借此表达我的感恩之情——对志愿军、对朝鲜人民、对一切为祖国安全与世界和平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人们，尽管我不知道或忘记了他们的姓名，包括那位连长和军政委以及翻车身亡的战士们，我都永远地感激他们，怀念他们，崇敬他们。
写到这里，我又不能不再向我的“引路人”——王榕，深深地鞠一躬。她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在1936年就在北京见过我，在吴德领导下做地下工作。“七七”事变后，她和我姑妈一起逃亡到天津，睡在马路边又饿又渴，捧着海河的黄泥水喝。从济南到南京，辗转千里，最后回到老家大别山，参加了抗日流动工作队，与中共长江局安徽工委负责人之一张劲夫秘密接上了党的关系。因为她太“红”了，张劲夫提议给她改个名字，大家七嘴八舌，又查字典，提出把她的原名王伯渊改名为王榕，张劲夫拍板：“这个名字好，大家同意，我也赞成。”她是三个工作团唯一的女团长，张劲夫给她的任务，一是组织群众抗日，二是重建党的组织。她二十二岁担任中共岳西县委书记，领导群众与土匪、顽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国民党反共气焰日益嚣张，内定了37人的黑名单，其中就有郑位三、彭康、何伟、张劲夫、王榕等。组织决定王榕撤出大别山，到淮南开辟根据地。1939年11月，***到皖东，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王榕作记录。1940年起，她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路东地区妇抗会理事长，编报纸、反土匪、平叛乱、打日寇，历尽艰险，英勇顽强，被誉为“女中豪杰”、“江淮一枝花”。就是这样一位女英雄，1944年整风时竟被怀疑为“打进来的特务”！她大哭了一场，在结论上写道：“我根本不是特务，愿受党的审查。”1944年8月，她被分配到《淮南日报》社担任通联部长，还进了党委，参与领导报社整风。就在这年冬天，我也到了《淮南日报》社。她一见到我，就问我姑妈在哪里，我说不知道。从此，她特别关心我的学习，悄悄地借书给我看，记得第一本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夏伯阳》《铁流》，尤其是***的《论党》，属党内读物。在她的引导下，我的人生观逐步地从抗日转变到共产主义，非常崇拜保尔？柯察金，十分向往苏联。1945年4月27日，由她介绍我入党，当时我才过了十六周岁，算是青年党员，一满十八虚岁即转正。党组织是秘密的，党员身份不公开，只能看行动猜谁是党员。什么行动呢？那就是模范，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处处当先锋，事事做表率，一切为了公，不能有一点私心。所以，我从一个学徒，很快地成了熟练工人，又从工人成了印刷厂石印股副股长、股长，最多时带领二十多人，为完成多项任务日夜苦干。由于我表现突出，被大家推选为代表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参加了淮南地区的“群英会”。我一点也不知道，王榕介绍我入党时，她还是一个“特务”呢。此后不久，我偶然得知，我姑妈在延安，和胡乔木结婚，改名为谷羽（原名李桂英）。王榕喜出望外，立即找到淮南区党委书记刘顺元，马上发电报到延安。第七天，延安回电，我姑妈证明，王榕入党是她介绍的。背了两年“特务”的包袱放下了！日本投降后，她被调往东北，在大连从事工会工资工作，刻苦钻研而成了专家。1949年11月，李立三指名调她到北京，在全国总工会先后任工资部副部长、部长，长达九年之久。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工资问题，都要请她列席参加。1954年，***指定王榕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科技人员的待遇。1956年春，国务院召开全国工资会议，周总理作报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是来负荆请罪的。”王榕听了很震惊，也很内疚。周总理说，“生产发展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职工工资却没有相应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作为总理我是有责任的。”1957年夏，周总理又召开工资福利座谈会，指定刘子久、宋平、王榕等把会议情况和意见写成报告，王榕列席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周总理的这个报告。正当王榕雄心勃勃要为工资改革作贡献时，突然天降大祸，于1958年被打成赖若愚“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她在痛苦中熬呀，熬呀，整整熬了二十一年。直到“四人帮”被打倒，邓小平当面向胡耀邦交代：“这件事交给你办，不管谁拍板的，包括我拍板的，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1979年，这个冤案终于彻底平反了！她说：“在蒙受冤屈的二十一年中，我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物，有产业工人、企业管理人员、机关干部、科技人员，部长、副部长，他们绝大多数人对我没有歧视、冷遇，他们教育了我，鼓舞了我，鞭策了我，更加坚定了我对党、对革命的信念。这二十一年中，我得到了锻炼，并从中学到不少的知识。因此，我无怨无悔，愿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尽绵薄之力。”一次，王榕问周恩来总理：“总理，您工作这么繁忙，有那么多的大事儿在等着您去处理，您为什么还要在工资问题上倾注这么多心血？”周恩来总理认真地回答：“可不能小看了工资工作，我请示过毛主席，主席说像工资这样重大的问题，一年能解决两三个就算很有成绩。不抓重大问题，其他工作抓得再多也不算有成绩。”平反后，她先后担任电力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国家人事局副局长和党组成员、劳动人事部顾问，1983年被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90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95年被评为“全国十佳健康老人”之一。2000年11月19日上午，在《天地颂》出版座谈会结束时，我讲了几句话：“今天，我特别要感谢五十五年前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八十五岁高龄、冒着风雪来到人民大会堂的王榕同志！”当着几百人的面，我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多年来，凡是我从事的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的创作，她都热情地给以支持和帮助。2005年9月，我刚在医院做完放大瞳孔检查眼底，立即飞一般奔向万寿路，向她老人家祝贺九十大寿，即席讲了几句话：“我们老了，眼睛都已经模糊了，但心里并不糊涂，头脑还很清楚，那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讲完话，我看到她老人家的眼眶里溢出了泪水。这是一种什么感情？
对共产党员来说，党就是我们的母亲。一谈到党，我们的心里就热乎乎、暖洋洋的，仿佛偎依在母亲的怀里一般。尽管母亲有时也犯错误，冤枉了自己的孩子，甚至骂呀、打呀（我小时候太调皮被妈妈反锁着门打得鼻子出血，我父亲跳进窗户把我救了出来），赶出了家门，但任何时候都割不断母子之情，而且时间越久远，对母亲的爱就越深，“世上只有妈妈好”啊！王榕一生，蒙冤二十三年（抗日战争两年加上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一年），在屈辱、磨难与痛苦中煎熬，可她忠贞不屈，对党的感情不是淡漠了，而是加深了。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种纯真的爱更宝贵、更神圣的呢？
请看看《永远的丰碑》和《时代先锋》吧！死去的和活着的，包括我写到的和没有写到的同志和朋友们，无不怀着对党的圣洁的爱，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鞠躬尽瘁。千千万万“党的好孩子”，千千万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斯大林语）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创造了并正在创造着人间的奇迹。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让我们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振兴中华的大旗，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发愤图强，排除万难，英勇前进吧！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就是增补本出版时我要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第五声呼唤。
回 声
呜呼！“超级老声”可以休矣！既然是“超级”，那就已经到了不能再超的极限，何况又是“老声”，再超不但声嘶力竭，喊破嗓子，甚至要一命呜呼了。
可是，还有很多话要说，怎么办？不平则鸣，有话就讲。五年了，积压在心里的话太多，没有地方讲，只能在纸上“一泻千里”，但决不信口开河，决非胡言乱语，而是谈心，是倾诉，是宣泄，是呼唤，更是祈求——
我祈求春天。果然，春天来了！从2005年9月1日起，我开始写跋（三），在秋风里断断续续，在严寒中写写停停。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呼天唤地；在痛苦中煎熬，在愤怒中叹息；哭过、笑过，冷过、热过，恨过、爱过，唯独没有悲观过，更没有绝望过。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坚信：真理必胜！
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对人、对事，我首先考虑的是：有没有理？
有理，你就老老实实地承认它、尊重它、维护它、服从它。我的老同学江平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戈尔巴乔夫同学），后来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才翻身，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恐怕是当今中国第一号大律师。一次，有一位“朋友”反目成仇，仗着钱势，要跟我打官司，但一听说我请了江平出来辩护，马上便偃旗息鼓了。可见江老先生的“威力”有多大！他的“威力”源于法律，而法律又源于真理。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只向真理低头》。我十分敬佩他这种精神。
无理，你就毫不含糊地否定它、鄙视它，甚至要和它作斗争。古往今来，多少无理的现象，多少无理的人，破坏着人类的幸福，摧残着地球的和谐。君不见，群魔乱舞，历历在目；横行霸道，比比皆是么？你能向无理低头么？当然不能！绝对不能！要斗争，必然会有牺牲，甚至面临绝境，“黑云压城城欲摧”。去年1月，我写了《致友人的第五封信》，题为《我向第七十六个春天走去》，现全文抄录如下：
十年前，当我筹办国际友谊集团的时候，第一次播下了“友好论坛”的种子。可惜，她还没有出土，就被寒冷的冬天冻死了。
四年前，我在《国际友谊园的总体规划要点》中，又一次播下了“友好论坛”的种子，尽管见到了友谊的阳光，但是，她实在过于柔弱，敌不过比十年前更加严酷的寒冬，未能破土出芽。
今天，风雪依旧，我还是一如既往，怀着坚定的信念：多一分耕耘，多一分收获。只是，老黄牛再也拉不动铁铧犁了。况且，数九寒天，一阵阵狂风袭来，吹得人摇摇晃晃，甚至东倒西歪。然而，大自然毕竟是有情的，否则，怎么会有人类，人类又怎么能生存呢？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读书，曾作为《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实习记者，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到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去寻找参加十月革命的老华工。全身被皮裹着，坐在拖拉机里，而身旁就有一只小白熊，它不怕冷，我也不怕冷，为什么？因为当时我还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可如今却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了。忆往昔，无限感慨，但并不哀伤，更不悲观。经历过西伯利亚的严寒，再冷我也不怕了。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始终像一团火在我胸中燃烧：“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