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知道一些关于老薛现在的情况，这对我非常重要，母亲却要我马上去洗澡，说是明天一早有大好的事情在等着我。我不肯去，一定要她说出来到底是怎样的好事，因为我不愿意整晚上都有个悬念在折磨我。类似的经验，我在“藏八”上学的时候就有过。但那些悬念都是来自老师，而这次却是来自母亲，这就说明可能真的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如果母亲不立刻说出来，那么今夜带着悬念入梦的我，不知会被心中的石沟坎坷绊醒几回哩
萨萨也在一旁帮着我着急，她抓起那条快要织好的围巾，像舞一条彩色哈达似的，在我母亲的眼前频频晃动，嘴里还尖声尖气地叫道，舅妈，你说，快说。说呀……，可是，我隐隐懂得，重返天堂含有死亡的意味（用德清次珍的话说，通往天堂的五彩路虽然艳丽，但那却是生命迁徙的象征），这使我感到有些不安……甚至害怕，因为我现在还不想死，因为……我还不知道我母亲把我父亲从造反派手里救出来没有，另外，我还有好多事都不知道，好多好多事……
天堂之门犹如一把硕大的彩色竖琴，琴弦灿灿的，泻出一段古老曲谱的流韵——接收着我在梦中的专注目光……
我走在灵魂返回的路上，一再回首，生怕忘记了什么。
路途并不遥远，我不会迷路。一会儿工夫，我便走进西藏军区总医院内四科，又见到了我的秀秀姑妈和护士平儿。
医生已经给我姑妈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她眼睛上还缠着绷带，平儿正在细心地给她擦澡。我看着平儿的动作，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因为这使我想起当年姑妈给我擦澡的情景。
其实，姑妈曾给我洗过上百次澡，但只有一次令我终生难忘。那是她最后一次给我洗澡，而我，当时一丝不挂站立在大木盆里，面对着大穿衣镜里的那个彻底告别少年时代的我，成为我记忆中的一尊令人怜爱的生动雕像。
我记得那一天的黄昏时分，在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我们的那个家里，我母亲正在夸张地向我姑妈讲她前往西藏营救我父亲的经过。为了听得清楚一点儿，我和萨萨很乖巧地在隔壁房间坐着，尽量不走动。
母亲的勇敢机智令我十分惊讶。听了她的讲述，我感到一阵淋漓的畅快——母亲把我从那曲姑妈家接到成都，又把我送上去往河南老家的火车，然后去成都军区找到张国华政委。那时候四川的形势很混乱，“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武斗持续不断，张政委每天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大小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当他听我母亲讲了我父亲的处境后，一边安慰一边给成都空军指挥部打电话联系军航飞机。他焦急地来回踱步，对我母亲说，我们大家都管老薛叫“诸葛亮”，这么好的一位政工干部，怎么能让他受那份罪？你要尽快把老薛给我接出来，跟西藏军区的领导讲，就说是我说的，这次出来就不要进去了，以后的事我来安排，我会给他们去电话的。
母亲到了拉萨，顾不上歇口气就直奔军区党委会议室。那里正开党委会，母亲站在门外有些犹豫，不知道张政委给他们打了电话没有，再说张政委早已调到成都军区，他打的电话还管不管用（当时西藏军区跟成都军区是平级单位）。可是救人要紧，既然来了，就得豁出去。母亲理理头发和衣服，把肩上的军用挎包往后一甩，昂然推门走进去。我的老薛呢？他现在在哪儿？在哪儿？
司令员告诉我母亲，有个团长被林芝地区的造反派给打死了，军区派老薛去处理，由驻地某独立师的副参谋长白泉同志负责他的安全，尽管放心。我母亲一听更急了，安全？警卫员小李子的腰都被打断了，你们还在这儿跟我提什么安全？团长被打死，这么大的事，你司令员怎么不亲自去处理？再说我们老薛早就不当保卫部长和军事检察长了，为什么还要派他去？
司令员不想过多解释，说要等开完党委会再来处理这件事。我那救夫心切的母亲猛扑过去，把司令员放在桌上的公文包抓起来，紧紧抱在胸前，命令似地要司令员给驻林芝的部队打电话，立即将我父亲护送到拉萨。她还一针见血（她自认为）地指出，我们老薛也是军区党委成员，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开会？难道要搞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在这儿开黑会？你司令员也不能一手遮天，西藏的天大得很啦……
司令员气得脸色发青，说他从没见过这么蛮不讲理的军人家属。但我母亲仍然抱着公文包坚定地站在那儿不走，因为她从军区政委的眼神中得到了某种暗示（大概是已经接到张国华政委的电话），她甚至从一位党办秘书的窃笑表情中受到了鼓励。没有办法，司令员当即给驻林芝部队的领导打了电话。
傍晚时分，青紫着一只眼睛的老薛回到他在拉萨的那个家，我母亲问他是怎么给弄成这样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是一些要他回答问题的革命群众围成圈，把他圈在中间推来搡去，不小心给碰着的。虽然我母亲很气愤，但不管怎样，夫妻总算平安相聚了，她的眸子里还是充满了喜悦。可是，党办秘书很快带来了坏消息，生产建设兵团的造反派乘坐几辆卡车正朝这里来，军区政委要老薛以最快速度赶往贡嘎机场，明天一早乘军用飞机离开拉萨。
情况紧急，说走就走。可就在这时候，我母亲的犟脾气上来了。她看着一地印着的凌乱履迹，愤然决定自己留下来，等讨回被造反派抄走的东西再走。老薛说算了，党办秘书也说来不及了，这些事可交给他来办。但谁也说不动我母亲，她几近狂怒地叫嚷，老薛一辈子爱书，这上千册书都是我们大老远从内地带来的，有些书还是在延安“抗大”就有的，老薛那些年行军打仗都没舍得扔掉，容易吗？还有，那部半导体收音机，那是老薛去印度执行保卫周总理任务的纪念品；还有，那床进口海绵床垫；还有……
还有什么都来不及了。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军区政委在电话里焦急催促老薛赶紧走，他已经派出警卫营的战士，但战士们都不能带武器，恐怕很难挡住造反派的冲击。老薛心里很清楚，如果为了他个人的安全，四万多人编制的生产建设兵团跟军区警卫营发生冲突，后果将不堪设想。尽管他不愿意马上离开西藏，尤其不愿意像这么带点儿狼狈逃窜意味地离开西藏，但在眼下的紧急情况下，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了。
当老薛坐在飞驰的汽车上，望着窗外那样熟悉的一座座山峰的时候，心中充满了炫目的茫然和无尽的留恋——那座像是一只雄鹰的山峰，是否还记得他当年参加指挥平息西藏叛乱时的身影？那座像是一头盘羊的山峰，是否还记得他当年参加指挥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时的英姿？那座像是一群骏马的山峰，是否还记得他当年参加组建西藏地区公、检、法系统时的情形？……太多太多的绮丽山峰，刻下太多太多的西藏往事。然而此刻，老薛的那些隐入骨髓的西藏记忆，却在灼痛中一一碎裂。这是怎么啦？这究竟是怎么啦？作为被战友们尊称为“诸葛亮”的他，根本无法理清自己的思路，更不可能帮别人出谋划策。现在他唯一可以做的，只是紧合双目，将手里即将燃尽的烟头伸到窗外，掷向这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疯狂岁月……
疯狂的是人。黑压压一片的人，以群狼狩猎之势将老薛的住宅团团围住，震耳欲聋的“打倒”声此起彼伏。突然间，人们安静下来——有个女人出现在老薛住宅门口的石阶上。那是谁？胳膊上还戴着个“公安造反兵团”的红袖套，傲然亭立。
那是我母亲。当老薛不得不匆忙离开这里时，她坚持要等两天再走。因为，她觉得这可能是她今生最后一次来西藏，必须要在走之前做几件她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要收拾一些值得带回内地的私人东西，然后去办理军航托运；要讨回被造反派抄走的书籍、半导体收音机、海绵床垫等等物品；要见识一下揪斗老薛的那些人，以便将来有一天跟他们“秋后算账”；要去军区保卫部的那幢藏式小楼跟前转一转，再看一眼几年前为纪念女儿病逝而栽下的那些树……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并且要冒一定的危险，我母亲根据她曾经干了几年谍报工作的经验，事先准备好了很时髦的政治道具——“公安造反兵团”袖套。可是，当她真正面对这些情绪激愤的人，亲眼见到他们将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挥舞成可以刺穿夜幕的红色利剑时，她知道自己原先制订的周密计划已经彻底泡汤了。
不过，现在没有别的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强作镇定。要想拒绝他们进入老薛的住宅，或者要想阻止他们去机场揪斗老薛，唯一的办法就是欺骗他们。在那个被政治雷劈斧砍的伤残岁月，保护一个对党忠诚的政工干部是如此艰难，必须用真理般的谎言来实现——我母亲的手里也握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她在众目睽睽中稳步走下台阶，径直朝着前面的一辆卡车走去，然后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高声宣布：革命的同志们，造反的战友们，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姓薛的政委早在他组建西藏地区公、检、法系统的时候，就一直执行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动路线。我今天来，就是代表公安系统的革命造反派，要他向党和人民坦白交代，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但是我来晚了一步，他刚才已经乘乱跟几个人往林芝方向逃跑啦……
周围一片哗然。有人对此抱怀疑态度。薛政委今天凌晨才逃离林芝，这岂不是自投罗网？
我母亲振振有词地解释：你们都被那个老奸巨猾的家伙给蒙蔽了，那是他的一贯伎俩，他从来都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大家伙儿还愣在这儿干吗，快去追呀——
人们开始相信了，纷纷叫嚷着、谩骂着，争先恐后地爬上卡车，并按我母亲手中《毛主席语录》指点的方向，一路呼啸而去。
我母亲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她独自站在重归寂静的院子里，把《毛主席语录》紧按在沸腾的胸口上，以此将自己的心身燃成一盏保佑丈夫的神灯。
燃亮的，是一颗受到创伤的流星。它把毕生的光辉缩影于夜空的瞬间，同时在我母亲的腮边悄然洒下闪亮的一滴、一滴、又一滴……于是，我母亲一边拭着泪珠，一边望着夜空，把心中的痛苦和愤怒，以及满腹的伤感和委屈，焚成一串酣畅淋漓的恶毒诅咒——
龟孙子们，把车开快点儿，再开快点儿，让你们去造翻（反），造翻车吧，翻死一个个的龟孙子……
隔壁房间里，我母亲还在跟我姑妈兴奋地交谈着，不过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听不清楚了。我和萨萨轻轻走到门口去偷听，看见她俩手上织着毛线活儿，喜悦花朵般地织着，边织边谈，边谈边织……猛的一下把房间每个角落都织出了嘻嘻的笑声。
萨萨不小心碰响了房门，我想既然已经惊动了她俩，不如干脆进去听。可是她俩只顾着笑，笑得脸上光彩盈盈，根本不睬我和萨萨。我问她俩笑什么，她俩反而笑得更开心了。
萨萨在床头上摸索到一团毛线，她抓起来扔给我姑妈，撒娇说，阿妈，你们别老这么笑好不好？有什么好笑的，说给我们听听嘛，说嘛，快说嘛，不然我不许你们织毛线啦……
我母亲停下手里的毛线活儿，侧过身让我和萨萨看她戴在胳膊上的“公安造反兵团”袖套（这可能就是她俩大笑不止的一个原因），然后摆了一副像舞台上英雄人物的造型姿势，很有些得意地说，你们看我像不像造反派头儿？但我可不像那些人那么幼稚可笑，他们自以为是革命造反派了，了不起了，其实啥也不懂，还跟我斗，我随便使个花枪就把一个个的给挑没了，叫他们开步走就乖乖开步走，叫他们往西走就乖乖往西走……别看他们手里拿着钢钎什么的，那都是吓唬老实人的，像我们这些南征北战，真正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
萨萨打断我母亲忘情的发挥，带点儿畏怯的心理提了一个问题：舅妈，万一……万一他们发现你在撒谎，把你抓住了，给你的手指上钉竹签，还给你坐老虎凳，那怎么办？你会不会出卖我舅舅（她可能想起了我讲过的小说《红岩》中的一个情节）？
绝不会。
母亲拿起一条差不多要织好的围巾，往脖子上一绕，说，**就是我们的榜样。
萨萨以沉思者的姿态坐到床沿上，像是自言自语地悄声说道，如果他们给我动刑，我只能出卖我阿爸了。
我对谁出卖谁没有兴趣，只想知道关于老薛的事情。我很想问问老薛，知不知道现在河南老家的情况？我要当面让他给我解释清楚，我爷爷究竟是不是剥削欺压贫苦人的大地主？可惜我从河南老家回来后，一直没有见到他（关于河南老家的事，我按三叔的叮嘱，没给我母亲透一个字）。我的心情又开始沉重起来，不可能像他们那样笑——他们在为“谁出卖谁”这个问题争论得很开心，而我却听见了一阵伤心的哭声，响自遥遥远远的“东薛村”。
母亲一把将萨萨揽在怀里，一指头点在她的鼻尖上，笑着说，就算舅妈我把你舅出卖了，造反派也休想抓住他。
我勉强地跟着他们笑。我不能不笑。我生怕他们看出我的心事，但我却怎么也笑不出像他们那样的快乐旋律。我想，也许他们还不知道我奶奶已死了三个多月了，更不知道她是怎么给活活气死的。唉，如果有一天我从老薛嘴里证实了我爷爷是凶残的大地主，我奶奶是心狠的地主婆，那么，我该到哪儿去铲积雪？或者我该去哪儿扫厕所？我的时运就像蒙上了一层“劳动改造”的阴云，遮住了我所有的理想和前程。
墙上挂的相框里，是老薛和我母亲抱着我的照片。这张发黄的老照片是何时所拍，我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他们是那样的年轻漂亮，穿着发白的老式军装，幸福地抱着他们刚满一岁的宠儿——那时候的我是因为年幼而处于“迷路”状态，眼下的我却是由于不再年幼而处于危险境地。我凝视着照片，幻想着自己能返回到“迷路状态”，以便在他们的怀抱中再次寻求庇护。
我有些走神了，母亲和姑妈似乎有所察觉。当我被一双雪白的手臂揽住时，我听见一个像从相框里走出来的声音——你爸从拉萨一飞到成都，当天跟张国华政委见了一面，第二天就赶着去了北京，他要在军事学院高级干部班学习一年呢。
军事学院高级干部班？
这对我当然是个好消息，但我仍然心存疑团——老薛是在那里接受“改造”还是继续“深造”（母亲给我讲过，我父亲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首批学员）？因为我听一个同学说，一些有“路线问题”的军队高级干部都进了北京的“学习班”。不过，从母亲和姑妈的表情来判断，老薛应该属于继续“深造”的范畴。我的血液一阵涌动，觉得自己有了受到庇护的一线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