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一些村庄的等级制
内蒙包头市附近的一"些村庄，居然人分五等，每个等级的人享有的 权利不一样，等级可以世袭。第一等可以获得征用土地的全额补偿款， 然后依次递减，福利待遇也如此。划分等级的标准，就是居住时限的长 短，越老的人家等级越高。据说，人们在考虑婚嫁的时候，也会首先考 虑等级。
当然，出现这种状况，跟现存的土地制度有关，也跟这些村庄地处 城市边缘，可以享受城市化的好处，因而竞争激烈不无关系。而且，这 些等级的划分，都是村庄的土政策，是这些村庄的村民自己定的，由于 村庄里的老户人数多，所以所谓的村规民约就这样出来了。
显然，这样的村规民约，是有违现行法律的，从根本上讲，也违背人 生而平等的基本人权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城边村的多数村民，为 了自身的利益，定出这样的规定，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把人分为 三六九等的做法，在21世纪的今天，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 的今天，能够出台，而且长时间为地方有关部门默许，甚至被曝光之后， 包头市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还为之辩解，的确很耐人寻味。
说起来，中国自秦汉以来，贵族制度虽然已经被打破，但等级制 却长期存在。不仅皇族和高官子弟享有特权，甚至犯罪都可以免议，或 者减轻刑罚，就是一般的民众，也有四民之分，所谓士农工商，士绅处 于优越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习惯性地把人分成若干等级， 就读书人而言，除了科举考试分出的进士、举人和秀才三个大等级之 外，秀才本身也分成若干等级，有可以做官的贡生，其下还有拿补贴的 老生，不拿补贴但有资格为人考试担保的老生，然后才是新中秀才的新 生。新生之下，人们还习惯将没参加过考试的人和参加过考试的人分 开，参加过的可以戴方头巾，自称读书人，而没参加过的就没这个资 格。读书人之外的百姓，人们也习惯性地将之分成跟士绅有亲戚关系的 富人、一？般富人、中等人家、穷人、贱民这样几等。
在一个长期的农业国度里，人们习惯了将人分等，没有等级，人们 的生活就会感到缺点什么。等级低的人羡慕或者嫉妒仇视等级高的，被羡 慕和仇视的人，在这种羨慕和仇视中9也感到很快慰，除非到了爆发冲突 出人命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多人的生活意义，似乎就在于这种等级。
有等级就会有特权，有时候特杈是制度陚予的，有时候特杈是人们 自己授权的。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特权带来的实际好处并没有想象的那 么大，但人们热衷于特权，往往看重其好处背后的所谓荣耀^
实际上，在改革之前，中国农村社会也存在着社会等级。干部是高 等人物，吃商品粮的干部等级就更高，然后是成分好的，下面是成分一 般的，最下面的是成分不好的，他们实际上是农村的贱民。很多成分好 的穷社员之所以能恬然忍受贫穷，往往仅仅是因为在他们的下面，还有这样一批贱民的存在。这些践民，最重、最苦的活，都是他们干，但工 分拿的却最少；一有运动，还要拿他们说事，挨批斗。
这样长期的等级制传统，使得我们的日常生活很不正常。一方面， 人们习惯了现实社会中的等级，习惯了忍受或者无视特权的存在；另一方 面，自己一有机会，也会争取进入高等级行列，享受特权。甚至像内蒙古 包头周围的这些村民一样，人为地制造等级、制造特杈，自己享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在内心的意识深处，都存在着等 级制的余烬，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几乎无处不存在特杈，即使遭到特权的损害，也很少有会人出头抗争， 人们似乎觉得，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受损害的又不是我一个，何必 呢？忍忍就过去了。如果自己有幸有朝一日也进人享有特权人的行列， 则大多沾沾自喜，引以为豪。内蒙古包头附近的农民，只是把等级明确 地划了出来，没划出来的等级其实遍地都是，你身边就有。
新生代农民工
农民工本身，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否则，这些所谓的农民 工，理所当然就是城市产业工人。事实上，当今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如果从改革启动幵始算，农民进城已经经历了三 代人，即使从1992年再次工业化起飞算起，农民工也已经有两代人了。
当今25岁以下的农民工，对农村的生活，已经全然陌生，农活基 本不会做了，他们所熟悉的，是工厂，是城市，是在城市里包括卖菜、 拾荒、清洁、打零工、做小买卖等各种各样的营生，唯独不知道如何种 地。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居然 由于土地政策以及计划生育等原因，根本没有土地。当然，即使有土地 的进城农民，也有相当多的人事实上不种地，不是把地留给年迈的老 人，就是把土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拖家带口成年累月待在城里，顶多 收获的时候回去帮把手。
对于近世中国而言，改革以来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属于第二波 了。第一波在晚清到民国之间，虽然波涛远没有今天的汹涌，但某些现 象，还是可以给现在提供某些借鉴。一个后发国家，要想搞现代化，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化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农民进城。农民进 城，在传统社会，被视为流民6的确，当初流入上海的大批农民就是流 民，他们甚至是拖家带口，坐着自家的船来的。到了上海，先在河里漂 着，然后拖船上岸，接下来把船变成棚屋，定居下来形成棚户区。无论 城市的管理者对他们有多少歧视，他们的生计有多么艰难，他们都不可 能回去。像现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期待的那样，在城市需要的时候， 留在城里，一旦城市不需要了，就让他们回去，做候鸟，在第一波时 代，就是一厢情愿的梦。
诚然，当今第二波的农民进城浪潮，虽然比当初第一波更加汹涌澎 濟，但进城农民的环境，却更加恶劣。不仅城市的户籍壁垒至今没有被 打破，而且农民依然没有可能把原本就该属于他们的土地真正变成自己 可以支配的产业。在所谓对失地农民”担忧的借口下，农民的土地， 如果没有变成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嘴里的菜，就是农民自己的鸡肋。反正 无论如何，都没法成为农民进城创业的第一桶金。同时，进城农民甚至 没有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建棚户的权利。
非常吊诡的是，据说是保障农民土地的政策，却在事实上把农民的 土地变成鸡肋，真正保障的是地方政府的圈地独占权。同时，还不断制 造着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那些户籍在农村却没有一寸土地的新生代 "农民工。我们的策制定者，虽然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农民着想，但却 对大批新生代农民工根本不想回乡、根本不会务农、做梦都想留在城里 做一个城里人的现实，视而不见。他们不是鸵鸟，却玩着鸵鸟游戏，把 头埋在沙子里。
无论城里人喜欢与否，新生代农民工，就是这样一批人，无论他们 在乡下是否有土地，他们都不大可能回乡务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 一群回不到父辈生活里的人0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根本改造了他们， 尽管城市对他们有诸多的歧视，但他们对城市已经习惯了。
显然，如果我们的政策还固守成见，担心流民的增加会造成社会 的动荡，固执地想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做编户齐民，即使他们进了城 待下不走，都待了三代了，依然不给他们城里的合法地位，不给国民待 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真的逼出流民来了，这是一批在农村待不了、 在城里也待不下去、对城里人充满仇恨的人。这批人，随着时间的推 移，只能越来越多。到那时候，我们的这些据说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就 不仅仅遭遇尷尬，而是碰见危机了。
“受活”还是“活受” ？
阎连科的近作《受活》，讲了两个彼此关联的故事，一是柳县长气 魄宏大的富民工程，计划购买列宁遗体，发展当地旅游事业；一是满是 残疾人的受活庄的领袖茅枝婆，几十年努力“退社”的经历。
前一个故事里，柳县长为了筹集到买列宁遗体的资金，把受活庄的 残疾人组织成“绝术团”，出卖他们的“残疾”挣钱。后一个故事比较 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原来受活庄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知有汉，无 论魏晋，当曾经身为红军伤员的茅枝婆发现山外的世界已经进入人民公 社时代，拚了命把三个县都不乐意管的受活庄拉进了 “社”，挂在双槐 县柏树子公社下面，成为一个生产大队或者生产队。结果一向安逸的受 活庄接二连三地遭受了 “铁灾”（大炼钢铁）、“黑灾(大批判）、“红灾”（“文化大革命”)，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甚至几次三番被 外面的“圆全人”（健康人）洗劫，庄上的残疾人大批饿死。于是，茅 枝婆开始谋求“退社”，不仅要求退出人民公社，而且要退出双槐县的 行政管辖，回复到原来三不管的状态。
两个故事的衔接是，在茅枝婆的竖持下，绝术团出外卖艺”成为 受活庄“退社”的条件，结果是，当绝术团为双槐县挣得了大笔的钱，县 长派人前往俄罗斯商洽购买列宁遗体的时候，却因为这种政治上的荒唐而 丢了官，在丢官前夜，柳县长眼看着升官蓝图化为乌有，连老婆都跟秘书 跑了，于是批准了受活庄的“退社”，自残之后来到受活庄落户。
小说的叙事是非写实的，处处洋溢着荒诞不经的感觉，因为不可能 有祖袓辈辈都是残疾的村庄，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地方出现过购买列宁遗 体的设想，但是，荒诞的叙事却处处透着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对于外面 严酷的世界和同样严酷的现代化过程而言，受活庄的残疾人就是中国农 民的象征，相对于信息的不对称，农民是瞎子和聋子，相对于行动能力 和条件，农民缺胳膊少腿，相对于发言杈，农民是哑巴。
土改后的农民，自己做主的日子没有过上几天，强制性的统购统 销，就幵始将他们推入国家工业化的游涡，农户被强制接受剪刀差的 盘剥，落入“九地”之下。然后，为了消弹这种类似苏俄十月革命期间 “余粮征集制”的印象，合作运动提早推行，在农业合作化的髙潮 中，90%左右的个体农民一夜之间就被推进了合作社，然后又过了一夜 则进了 “全部社会主义性质”的髙级社，然后小社并大社，不仅农民的 生产资料甚至一部分生活资料都被充了公，而且穷村和富村之间财产平 调，然后上调。
在农村搞互助合作其实并没有错，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农民之所需， 但将互助合作变成合作化，一场由行政强制加意识形态社会动员的“群 众运动”，事情则走到了反面。农村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需要生产 合作的农户，也有不需要的，对于合作层次也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合作，轻易地采用运动式的强制结束小农私有制，对绝大多数农民都是难 以接受的。结果是那个当年令人振奋的农村社会主义“髙潮”，同时也 是农村大牲畜死亡的髙潮，农民大量宰杀猪羊鸡鸭的髙潮。然而，农村 的“生产力暴动”，很快使农民陷入了半饥饿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农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反右运动”，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主要是大辩论，听经过的农民讲，大辩论实际上 就是大批判、大斗争，经过一场场的大辩论，原来一肚子瓜菜、叫嚷吃 不饱的农民，一下子就吃饱了，改口说一天三顿大米饭，撑得不得了。 很多农村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大跃进”的。
“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农民军事化，砸锅炼铁，吃公 共食堂，把老房子拆了当肥料，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每天劳动十四五 个小时以上，经常务灯夜战连轴转，妇女子宫脱垂成为普遍性的疾病。在 这种举国狂欢式的工作热潮中，未来天堂的诱惑和高度组织化和强度动员 的建设氛围，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的确暂时消除了因急速合作化给农民 带来的种种忧虑，尤其在放开肚皮吃饭的那几个月，然而好景不长，由于 违背科学的生产方式（髙度密植、过度深翻土地）和大炼钢铁导致的农田 拋荒，在不多的存粮吃完糟净之后，农村先后进入了饥荒，“跃进”跳得 越快的地方，饥荒就越严重，小说所本的河南农村，还在跃进的髙潮的 1958年下半年，就已经出现了因饥饿大麵亡到湖北的农民。
接下来，在饥荒中没有饿死的农民，刚刚缓了 口气，就迎来了社 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是“文化大革命”。在大革命中，最让农民头 痛的是农业学大褰，就是小说里写的“造梯田”，无__是变相的“大跃进”，大队核算，大干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