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从父亲丧失了挣工分的能力，父亲在家中的地位也在不知不觉中下降了。他平日里除了生病，就是负责做饭和照看孩子。生病和看孩子并不难，难的是做饭。父亲对米缸和灶台充满着愧疚和恐惧。这两样东西让他抬不起头来。
那是多么无奈的事情。在每一个分配粮食的日子到来之际，父亲出于习惯，甚至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要清扫谷仓，准备好扁担和篾箩，并且将丰收的喜悦写在脸上。可是，熬到半夜分到的粮食，母亲用一只背篓就运回来了。像这样人人翘首期盼的日子，吴村大概只有我们一家是没有欢愉可言的。
这样的日子是生活对父亲的嘲弄。父亲看母亲的眼神，怯懦而拘谨。当我们一家在这样的日子里受到的攻击越来越多，分到的粮食却越来越少的时候。我的父亲终于不堪忍受。有一段时间，他也背起了锄头去上工。
应该知道的是，去生产队干活，工分是按人的体力和干活的强度划分的。当父亲来到壮劳力的行列当中，准备像以前那样与他们为伍，有人不干了。他们对父亲说：“汉民，挣工分可不能这么个挣法，你还是到妇女那边去吧！”
父亲来到了妇女们的行列当中。妇女们干的活让他感到稍稍轻松。只是，有一点点不习惯而已。因为妇女们的嘴巴就像母狗撒尿那样臊气冲天。父亲不得不用咳嗽来掩饰自己的脸红。可是妇女们就像猫离不开腥，又在父亲面前大开色情的玩笑，父亲只好笑笑。因为母亲就在附近，父亲不想开这样的玩笑。父亲不得不离开了。
后来，父亲找到了一样他爱干的活计。在那里他获得了尊重。那是父亲跟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婆一起养猪的日子。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准备大干一场，但是过度的劳累很快在他的肺部体现出来。父亲因为迫切想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致使疾病恶化了。父亲没完没了的咳嗽、哮喘，吵得猪圈里的猪心烦意乱，猪掉了膘。
队长又安排父亲去晒场上赶麻雀。这个活以前是由一个穿蓑衣的稻草人干的。稻草人刚开始很上心，把麻雀吓得屁滚尿流，后来就偷懒了。队长告诫父亲，如果他连一个稻草人干的活都做不好的话，到时候就别怪他不讲情面了。父亲点点头，把我们也叫到了晒谷场。父亲担心赶不走比自己多一双翅膀的麻雀，想让我和姐姐帮忙的。可是何必我们用弹弓赶麻雀？父亲气管炎发作时发出的声响，比任何武器都有效果。麻雀在我们头顶盘旋一圈，终于向别处飞去了。
可是过了没几天，队长却把父亲叫到一边，对他说：“汉民，你吐在晒场上的唾沫和痰，不卫生，社员有意见，他们反映你把痰吐在粮食上。你还是回去吧！”
父亲怔住了，嘴唇抖个不停，说不出话来。
队长说：“我也知道你有困难，下次分粮食的时候，多你十斤口粮。”
队长走的时候，扭了扭头，把一口痰吐在地上。
随后冬天就到了。冬天是一个很坏的季节。要是在夏天，父亲怎么都能在锅里熬上一点什么，可是冬天把大自然冻出病来，大自然躺在村外奄奄一息，它不再向人类供应果实、绿叶，甚至温暖的情怀。这时候牛开始吃干稻草，猪开始吃储备在氨水池里的番薯藤，青蛙藏在泥土下面，肚子里憋着一股气，它冬眠了。我们家什么吃的都没有。可是为什么没有死掉？这个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记忆只给我提供了以下的细节：那个时候我竟然整天盼着村里死人。印象之深是村里谁家死了人，我都要暗自高兴一阵子。
当然，那时候的丧饭是很少有大鱼大肉上桌的，一张桌子上一般是三个脸盆：一脸盆豆腐，一脸盆青菜，一脸盆海带。米饭捂在桌旁的饭甄里。不知道为什么，米饭做得很生，往往卡住人的喉咙。这顿丧饭一般安排在死者下葬的那一天，只要除去死者生前的仇人，谁都可以拿上两柱香一叠冥纸，堂而皇之地吃上一顿。因为来的人多，送葬的场面就浩大，“孩子他爹在九泉之下也会笑的”。
另外，我还记得我和姐姐在凛冽的寒风里，到生产队的田埂上去捡豆粒（夏天时田埂上种有大豆，所以冬天时田梗上有豆粒捡）。虽然在这之前不知有多少人捡过了，但总能捡到一些，我们把豆粒一颗一颗扔到烘火盆里煨，边煨边吃。
豆不如玉米。玉米粒煨熟的时候自己会啪地一声直接从草木灰里蹦出来，豆熟了没有声音，只有局部的草木灰似乎颤动了一下，从底下冒出一股白烟。我们总是急得将手伸进火中去拣豆粒儿，烫得赶忙将它扔在地上。豆粒在地上滚动，逃跑，仿佛在叫喊：“救救我！救救我吧！你们为什么要吃我？！”
除此之外，我们还用雪花膏的瓶子煎豆吃。这方法是一个比我大几岁的邻居发明的，他很狡猾，每天向我要菜油，从来不告诉我拿去干什么。有一次，我通过跟踪才知道他将油倒进雪花膏瓶子煎豆吃。回来之后，我将母亲的雪花膏全挖出来，涂在鸡舍上，然后心急火燎地往雪花膏瓶子里添上菜油煎豆吃。为此，我没少遭母亲毒打。在那个冬天，母亲的脸裂得跟出土文物一样。
父亲看到我们于冬天捡豆粒充饥，他或许在心里暗暗高兴。在来年的土豆收获季节，父亲把姐姐叫到一边，交给她一把小锄头和一个竹篮，打发姐姐带上我，到生产队的土豆地里去捡拾被人遗漏在泥土里的土豆。姐姐记住了父亲所说的那座山的位置，然后带上我出发了。
太阳底下红旗招展，干活场面热火朝天，社员们听从队长的安排，挑粪的挑粪，耕田的耕田，繁忙的景象让我想起搬家的蚂蚁。但蚂蚁是沉默的，人类却做不到这一点。一路上我听见：老汉驯牛的声音，妇女吵架的声音，小伙子跟姑娘打趣的声音，中年人怒气冲冲的抱怨……这些声音回荡在记忆中的庄稼地里，仿佛至今还能听见。
我和姐姐走了很久才来到了“碗高坪”。山上的土豆地如同一个泛着绿沫的湖泊，土豆秧昂着脖子翘首以待。很显然，父亲把他搜集的信息混淆了，碗高坪上的土豆地还没有开挖。难道就这样空手而归吗？姐姐带着我走了一段回头路，又站住了。她神秘兮兮地问我以前偷过东西吗？我想了想，我说偷过父亲的药吃，吃了以后心里慌慌的。姐姐说偷自己家的东西不算偷，还告诉我她也偷过父亲的药吃，但她仅把药片上的糖衣刮下来吃了，再把很苦的药核放回去。我这才明白药瓶里的药为什么有一些是苦的，有一些是甜的。
这时，姐姐看了看四周，突然说：“广庆，我们去偷土豆吧！”
姐姐的话把我吓了一跳：“偷东西抓住要受罚的！”
姐姐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会知道。”
我说：“我还是害怕。”
姐姐就说：“生产队里的人都偷东西，大人小孩都偷，只有我们家不偷。我们也偷吧！”
我的心咚咚地跳个不停。姐姐叫我站在山路上，她自己则跳进了土豆地。淡黄色的新鲜土豆被她从泥土里挖出来，我似乎闻到了土豆煮熟后的香味。我忘记了负责看哨的任务，也跳进了土豆地，揪住土豆秧连根拔起。姐姐跑过来，告诉我这样会被人看出来的，她教我在不同的地方挖出土豆，然后用泥土盖好坑。
